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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矿言之，南阳诸府，比岁饥荒，生气方苏，菜色未变。自责报殷户，而半已惊逃。自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旨切责，而抚按畏罪不敢言。今矿沙无利，责民纳银，而奸人仲春复为攘夺侵渔之计。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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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饬戒使者，勿散沙责银；如有侵夺于民者，诛无赦，以收四方人心。并倡导开言路、轻刑罚、去廷杖鞭扑之捶楚，变数年不视朝之怠政。认为以上祸患，皆人君多欲所致，故特别提出告诫，希望君主省敛嗜欲，以免招致国家之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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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君淫纵豪奢，多欲喜事，则赋敛日急。赋敛急，则海内日贫。凶民壮士，负气不平，衣食无赖，而有司法令繁苛，胥肆诛求，以激其不逞之怒，由是劫掠货财，屠戮男女，江河流赤子之血，原野积征夫之骨，兵连祸结，社稷遂亡。人君亦何利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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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的这些言论，皆出于对国事民瘼的深切忧虑，和对时政的明彻体察。反映了百姓的疾苦，可谓与民同其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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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之所以能勤政爱民，治绩彰著，首先在于他对君主的职分有深刻的认识，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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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夫为君之道无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恶。凡以安定之，使无失所，而后天立君之意终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呜呼！尧舜其知此也夫。【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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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君主就是为民而设的；其职分就是顺应人性，根据现实条件，合理地调节、满足民众的欲望。非可以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盘剥朘削百姓以奉一人之淫乐。古来之圣君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戴，就是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并照此去做。吕坤特别重视、反复告诫的是民生，认为是置君之义的重中之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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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协宜。这是本然职分。遂了这个心，才得畅然一霎欢，安然一觉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帖，此心如何放得下？……夙夜汲汲图维之不暇，而暇于安富尊荣之奉，身家妻子之谋，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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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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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在上，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当然之所，而无陵夺假借之患。夫是之谓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万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无抑郁倔强之态，夫是之谓各得其愿，而万物育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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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吕坤对《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的解释。好的君主就是“致中和”，致中和的首要之点是使百姓人人安心，物物得所，事事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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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坤这里，百姓是政治的主体，民生是治道之首务。这是孟子以来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占极重要位置的民本思想。吕坤的为政之道受民本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看来，好的政治不仅君主自正，且民自奋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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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治天下，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奋发，意念敛束。奋发则万民无弃业，而兵食足，义气充，平居可以勤国，有事可以捐躯。敛束则万民无邪行，而身家重，名检修。世治则礼法易行，国衰则奸盗易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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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治则在于造成此种民风民气，而此种风气的造成，全在在上者之精神趋向，吕坤说：“能使天下之人者，唯神，唯德，唯惠，唯威。神则无言无为而妙应若响，德则共尊共亲而归附自同，惠则民利其利，威则民畏其法。非是则动众无术矣。”【100】神者牧民之术之妙用莫测，德者品德，惠者恩惠，威者威势，皆牧民者所用之利器。观吕坤此论，可谓以儒为本，王霸杂用。而这正是中国古来治术之传统。儒者之仁德、之教化，与道家之不扰，法家之法制、之权术、之威势糅合为一，相辅而行。即使儒者之治，吕坤所称者为尧舜为君，禹、稷、皋陶等圣贤为臣的“二帝五臣”之至世，亦非后世所谓儒术治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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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治道，数千年来只有个唐虞禹汤文武，作用自是不侔。衰周而后直到于今，高之者为小康，卑之者为庸陋，唐虞时光景，百姓梦也梦不着。创业垂统之君臣，必有二帝五臣之学术而后可。若将后世眼界立一代规模，如何是好？【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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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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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学识，甚气度，甚作用。汉之粗浅，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见三代以前景象？【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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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汉儒最大弱点在是古非今，宋儒最大弱点在泥古不知变通。而制度文为三代不相祖述，达者皆可为用，唯在损益变通。后世须识儒者为政之大体，此大体即扶持世教。世教之隆污，风俗之美恶，为政体之最大者，其他则辅此大体之未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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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牧民之四术，吕坤说之甚多，其中尤可注意者，为威势之术之运用。史称吕坤刚介峭直，其作略正是其理论之表现。其理论，《呻吟语》中所记甚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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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儒识见，看得二帝三王事功只似阳春雨露，妪煦可人，再无一些冷落严肃之气。便是慈母，也有呵骂小儿时，不知天地只恁阳春，成甚世界？故雷霆霜雪不备，不足以成天；威怒刑罚不用，不足以成治。只五臣耳，还要一个皋陶。而二十有二人，犹有四凶之诛。今只把天德王道看得恁秀雅温柔，岂知杀之而不怨，便是存神过化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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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以天之肃杀之不可无，证治道之严刑峻法之不可无。这可以说是宽寓严中，严以成宽。所以他说：“圣人之为政也法天，当宽则用春夏，当严则用秋冬。而常持之体，则于严威中施长养之惠。何者？严不匮，惠易穷，威中之惠，鼓舞人群；惠中之惠，骄弛众志。……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养民之恶，卒至废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纵恣，善良吞泣，则孔子之罪人也。”【104】针对当时皇帝久不视朝，怠政日甚一日，吏治败坏，势要骄纵，赋税征取无度，财政匮乏，军备糜烂的现实，吕坤大力主张兴革，他对当时各界废弛的风气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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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天下之人，譬之骄子，不敢热气，唐突便艴然起怒，缙绅稍加综核，则曰苛刻；学校稍加严明，则曰寡恩；军士稍加敛戢，则曰凌虐；乡官稍加持正，则曰践踏。今纵不敢任怨，而废公法以市恩，独不可已乎？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轻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纵不敢更张，而毁拆以滋坏，独不可以已乎？【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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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之形势，亟须振刷，亟须洗涤。吕坤说：“而今不要掀揭天地、惊骇世俗，也须拆洗乾坤、一新光景。”“振则须起风雷之益，惩则须奋刚健之乾。不如是，海内大可忧矣。”【106】兴革之措施，首在严肃法纪，下猛药治积久之弊：“振顽兴废，用重典；惩奸止乱，用重典；齐众摧强，用重典。”【107】对当时颓败之局面，主张整顿纲纪，须雷厉风行，勿听迂儒宽厚治国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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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日久，法度疏阔，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顽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聋；欠倦之身，两足如跛。唯是盗贼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而迂腐之儒，犹曰宜崇长厚，勿为激切。嗟夫！养天下之祸，甚天下之弊者，必是人也。中兴之君，综核名实，整顿纲纪，当与创业等而后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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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这些记述，虽是平时读书所思之语，但确是他虑政设治之苦心所在，与他所上之忧危疏相表里。从中可以看出他儒者之致治理想中所具有的法家因素所由起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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