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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天地、世运、圣贤、性命这些儒学根本问题，是他生命中时时萦怀的。天在吕坤思想中有重要位置。他所理解的天首先是积气，气是万物的始基，造成万物的气若细分，可分为十种：中气、纯气、杂气、戾气、似气、大气、细气、间气、变气、常气。其中中气为五行均调的精粹之气。纯气为专一之气，杂气、戾气为交乱粗恶之气，似气为五行假借之气，间气为诸行合会之气，大气、细气论气之洪纤，变气、常气论气之偶尔遭逢与恒久一定。吕坤这里论气之名目，既有以性质、形态论者，也有以价值论者，而所钟情者为中气。中气是个既表性质又表价值的概念。所谓性质，指此气之均适、调和。所谓价值，指此气之纯一无杂。此纯一无杂之气，钟而为人则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钟而为物则为麟、凤之类灵兽。可见，吕坤言气是为其修养功夫张本，故认为：“万物各有所受以为生，万物各有所属以为类，万物不自由也。唯有学问之功，变九气以归中气。”【109】又说：“中和之气，万物所由以立命者也，故无所不宜；偏盛之气，万物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不宜。”【110】此中和与偏盛之气，仍以性质与价值混言，而价值的分数为多。纯论物质构成，吕坤袭用前人之元气概念，说：“乾坤是毁的，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毁的，故混沌还成开辟。主宰者何？元气是已。元气亘万亿岁年终不磨灭，是形化气化之祖也。”【111】而纯说物质构成无有价值观念投射其中的气概念，在吕坤的著作中不多。此亦可见，除了一些实证精神较强，注意探索天地万物的性质的思想家外，气论在明代中晚期一般儒者思想中，只是其价值学说的基础，言气只是为言价值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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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之天地，也指自然而然，非有造物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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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全不张主，任阴阳；阴阳全不摆布，任自然。世之人趋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夺自然者，唯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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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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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于阴阳，死于阴阳。阴阳与万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润物，旱非欲熯物，风非欲挠物，雷非欲震物，阴阳任其气之自然，而万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称“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另是一种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则寒暑灾祥得其正，乃见天心矣。【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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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说天地是自然，是为了反对人祈禳、信灾祥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吕坤认为，天本无心。若说天有心，则天心在欲人对自然灾害有适当之处理，不致酿成祸乱。自然灾害是天之太和的一部分，应对合理就是事天敬天。如果昧自然之理，靠祈禳、祷祀来规避，则是大不智。吕坤对天地自然有深切理解，对如何看待天、诠释天有精彩描述：天极从容，极有序，极精明，极平常，极含蓄，极沉默，极凝定，极通变，极坚耐，极勤敏，极聪明，极老成，极仁慈，极正直，极公平，极简淡，极正大，极诚实……天之如何，全在人之理解、对待。天在吕坤这里是人反观自身，形显其不足，提升其境界，充实其智能，指示其理想之参照物。他极力反对者，在谄媚天，仇怨天，在以非理智的态度对待天，不知“自然谓之天，当然谓之天，不得不然谓之天”。【113】吕坤可谓知“天机”甚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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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对天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天者，理也”，“天者，心也”，“天者，性也”之天。他说：“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又说：“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须向苍苍上面讨。”又说：“吾人浑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时时事事，便当以天自处。”【114】此中首句与朱子之对反，强调的是理的绝对性、不可抗拒性、自然而然性。实际上与朱子对理的解释并无二致。而“心就是天”，此心与天皆是理，故心不可欺，只可顺适；不可违，只可敬事。当然此“心就是天”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即理”、“良知即天”不同。陆王之心，是活生生地显现于心中、存有且活动的实然之性理，其真诚恻怛之情奔突冲创于心中，触之即得，当下即是。而吕坤之心即是天，是说心是天道天理的象征物。天理不可欺，不可违。故心不可欺，不可违。与他对理的性质的强调一致。至于“吾人浑是一天”，此天即性，与程颐、朱子之“性即理”相当，言人人皆具性理。以天自处，实即遵循天理而行，以理统气，存天理去人欲。吕坤总述他关于天的诸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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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极是已；有在天之后天，阴阳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先天，元气、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后天，血气、心知是已。【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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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义实接受了朱子的思想：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有太极，有阴阳。而理先于气，太极先于阴阳。就人来说，必禀此理以为人之性，必禀此气以为人之形。在天者为先天；在人者为后天。人性统理人形，先天重于后天。而此处谓在人之先天，元气元理是已；在人之后天，血气、心知是已。以血气、心知二词代表人之肉体与精神，血气、心知来源于天之元气，已开后来戴震“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之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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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道之运行，吕坤持道德史观，认为历史为一退化之过程。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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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无所与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扰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纵也。秦以后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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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五帝之政治已不可考，三王之政治可考之于上古之典籍中。任之、安之、正之，在吕坤看来皆至德之世。他又说：“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义世界，三王是礼义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战国是智巧世界，汉以后是势力世界。”【117】这同样是美化三皇五帝三王之世。他美化上古社会，实际是贬斥夏商以后的世界，特别是西周以后的世界。他尝说：“世界一般是唐虞时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时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气化之罪也。”【118】这种指斥虽极无力，但确有挽世道于极敝之志。而吕坤虽持世道退化论，他也认为此退化为一无可如何之事，虽可指摘，但事不可挽。此世势也，非可人力致。天地间既有真气，就有似气。似气者，似是而非而能乱真气者。如有粟谷则有稂莠，有凤凰则有昭明。文明开化必伴随道德之退步，此真气与似气混杂而行必有之结果。但他的世运之论实寓有招唤不肯甘心与世沉浮，而思欲整治之人的意思在其中。故吕坤的着眼点在当世，理想化上古即所以贬斥当时之世。他尝有二段描述当世之景象的话，所述十分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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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衰也，卑幼贱微气高志肆而无上，子弟不知有父母，妇不知有舅姑，后进不知有先达，士民不知有官师，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不知有主帅。目空空而气勃勃，耻于分义而敢于陵驾。呜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乱不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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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愒时，而以农工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乐游，而以勤俭为羞耻；官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以教养为迂腐。世道可为伤心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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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有见而无力，有意整顿而无从下手之浩叹。亦曲折纠治当世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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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虽不可为，士之修身却是“为仁由己”。故吕坤关于圣贤、性命、修身、问学之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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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贤，吕坤首论圣人与贤人之区别，在他看来，圣与贤的最大区别在圣人与天为一，与道为一，故不落方所，不有拘限，与物俯仰，所在成道。贤人则不能不有方所，不能不有特质。吕坤说：“圣人不落气质，贤人不浑厚便直方，便着了气质色相；圣人不带风土，贤人生燕赵则慷慨，生吴越则宽柔，就染了风土习气。”【120】圣人是道的显现，是道的具体而微，吕坤谓之“人天”——即人而天，人中之天。故圣人自身即法度，自身即规矩准绳，故无定体而无处不定体。“圣人于万事也，以无定体为定体，以无定用为定用，以无定见为定见，以无定守为定守。贤人有定体、有定用、有定见、有定守。故圣人为从心所欲，贤人为立身行己自有法度。”【121】圣人之作用自然而然而无不妥帖，如细雨之润物无声，贤人则有圭角，着痕迹：“圣人妙处在转移人不觉，贤者以下便露圭角，费声色，做出来只见张皇。”【122】只所以不露痕迹，因为圣人以大公之心应物，以大通之心容人，以大平调剂万物：“至人低昂气化，挽回事势，如调剂气血，损其侈不益其强，补其虚不甚其弱，要归于平而已。圣人虽欲不平，不可得也。”【123】一句话，圣人是一切理想品质的集中体现，圣人不可定义，不可形容；一切形容，只是强说。吕坤所认定的圣人，亦沿用历代儒家传统，定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诸人。宋之周、程、张、朱为贤人。圣人大中至正，贤人则追寻圣人而未至者。圣人之德无处不洽，至人之学无所不包。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如佛、老、杨、墨、阴阳、术数是歧途旁行者。其学只得圣人之学之一偏，而圣人之学则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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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坤看来，圣人皆真实之历史人物，非如庄子所描述的至人、神人。故圣人之与道为体则一，圣人之气象则不同。他说：“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余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潜精细。”【124】这是说孔子是圣中之圣，无少偏裨，其余则各有气质。吕坤在又一则札记中则说，尧、舜、禹、文、周、孔，振古圣人无一毫偏倚，但五行所钟，各有所厚，故各有各的气质。尧敦大之气多，舜精明之气多，禹收敛之气多，文王柔嘉之气多，周公文为之气多，孔子庄严之气多。此各别之特质，熟读经史自能见到。吕坤又区分“性之圣人”与“反之圣人”，认为前者先天生成的分数多，后者后天成就的分数多。谓：“‘性之’圣人，只是个与理相忘，与道为体，不待思，唯横行直撞，恰与时中吻合。‘反之’圣人，常常小心，循规蹈矩，前望后顾，才执得中字，稍放松便有过不及之差。是以希圣君子心上无一时任情恣意处。”【125】按《孟子》之说，尧舜“性之”，汤武“反之”。尧舜天纵成分多，汤武全靠勉力去做才成就得圣人。圣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是世人的典范。吕坤表彰圣人，亦意在为人格追求树立典范。他反复告诫的是，天生的圣人绝少，世人毋幻想倚靠天生，须靠后天勉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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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命，吕坤有十分独特的理论。他的性论，糅合性善、性恶、性善恶混、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二分诸论，而以“继善成性”为归结。他论性，以理与气合而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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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理气之总名。无不善之理，无皆善之气。论性善者，纯以理言也；论性恶与善恶混者，兼气而言也。故经传言性各各不同，唯孔子无病。【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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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唯孔子无病，指《易传》之“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与《论语》之“性相近，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诸论。吕坤认为合此数语，才能得孔子之意。他反对性善说，认为性善只说到理，未说到气；亦反对性恶、性善恶混，认为只说到气，未说到理。亦反对程颢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和张载以善为天地之性，气之清浊纯驳为气质之性，认为将性气截然分作二物太觉支离。他主张性气合说。承认天地之性，但重视的是在气质之中的天命之性。故承继天命之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勉力而为之“成性”。故天命之性人人相同，此“性相近”。而后天之作为不同，故“习相远”。天生之气质不同，故“上知下愚不移”，但经后天之修为，而“性相近”。不遗弃先天，但更重视后天。此理气合说之本意。他如此说性之特点，在本体功夫合言，先后天合言，德性气质合言。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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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母而五子。五性者，一性之子也。情者，五性之子也。一性静，静者阴；五性动，动者阳。性本浑沦，至静不动，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矣。”此一性之说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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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一性，指天地之性；五性，指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为理，故静；气质之性属气，故动。“才说性，便已不是性”，指理不能脱离气而存在，故须性与气合说。一性之说，即“性本浑沦”，即以理与气合言性。此是吕坤性论之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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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吕坤大力反对在儒家性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性善说。他认为，虞舜不专言性善，六经不专言性善，孔子、子思、孟子亦不专言性善。为了破除“孟子道性善”的一般看法，特举《孟子》“声色臭味、安佚，性也”、“动心忍性”、“犬之性犹牛之性”诸语为证。又说周敦颐、二程亦不专言性善。吕坤批评性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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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言性善者主义理而不言气质。盖自孟子之折诸家始，后来诸儒遂主此说而不敢异同。是未观于天地万物之情也。义理固是天赋，气质亦岂人为？无论众人，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岂是一样气质哉？【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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