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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丘濬的儒术与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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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用意在补真德秀之缺,其主体在治国平天下。其治平之术之总纲,共含括十一门: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最后以成功化作结。可以说,这个范围包括从天子到百官,从兵食到礼乐,从刑狱到教化,从国家制度到政府行政,几乎囊括了古代政治的一切方面。而丘濬所用的材料,首先是儒家经书,然后是理学家对经书的注释与发挥,特别是程颐、朱熹的著作。参以史书、政书、奏议、方志等,撷取十分广泛。故此书可当作政治类百科全书看。当然大宗归于程朱,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相比,《衍义补》篇幅要大得多,涉及的方面也要细得多,可资施行的方面也要切实得多。所以丘濬曾说,真氏之书是体,己书为用;真氏之书主要为知,己书主要是行;真氏之书可视为理,己书可视为事。理与事,知与行可以互相补足,互相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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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正朝廷”一门,下设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五目,其前置“总论朝廷之政”一目。丘濬认为,正朝廷的实质是正人君,欲正人君,先明人君之意义。他根据《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及“守位曰仁,聚人曰财”等意思,认为人君的意义就在于体天之义而代天牧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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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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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这里说得很明白,正朝廷首先在于明人君的职责和性质,大宝之位非供帝王享乐之工具,神器也不是一姓之私产,而是将天的意志贯彻于百姓的中介。人君之所以“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是因为他是天选择出来替自己管理人民的代理人,即张载所谓“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10】天的意志是好生之仁,所以帝王须行仁政。这就在天的名义下规定了帝王执政的性质,这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特出之处。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即通过创造性阐释,为天地确立其基本原则。从《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到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二程的“鸡雏可以观仁”,朱熹的“天地以生物为心”,再到丘濬的“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都贯彻了这一点。天地之仁是人君行仁政的形上学根据,仁政体现天的意志,丘濬这里的基本思想沿袭了儒家的这个相续不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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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丘濬这里还有帝王之位应由圣人来坐,而圣人又不世出,故由人来代替的意思。三代圣人之治,是儒家的理想,圣人居牧民之位,行仁政而天下大治,这是后世虽不能至而期然向往的局面。但儒家所许的圣人,大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儒家用以匡正、规范后世有国者所树立的假想的典范。丘濬这里提到此,除了要呼应“圣人之大宝曰位”这句经典中的语句外,还有人君应效法圣人体天地之意以牧民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行仁政,才是履圣人大宝之位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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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强调的另一点是“理财正辞”,即发展经济,合理安排人民生活,并据完善的法律合理地保有私有财产之意。丘濬所谓理财,虽不失孟子保民而王之遗意,但已不是孟子所说的行井田、正经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之类较原始的措施,而是具有现实意味的经济观念。丘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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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其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义而背于利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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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丘濬非常重视等级制度,重视上下有别,重视用法律手段维持这种分别。这是儒家礼法结合在明代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应用。丘濬把理财正辞作为仁政的经济、法律内容,它和仁政的根据——天地生生之德,仁政的履行者——圣人之位一起,构成了人君完整的职责体系。丘濬对朝廷之政这种总括式的解释,可以看做他的政治纲领,具有为执政制定宪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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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首先要做的是明君主之职分,下来重要的就是明设官分职之道。《大学衍义补》在正朝廷之后,即设正百官一目。此目下分定职官之品,颁爵禄之制,敬大臣之礼,简侍从之臣,重台谏之任,清入仕之路,公诠选之法,严考课之法,崇推荐之道,戒滥用之失十个子目,涉及官吏的诠选、任用、考核、监督及养廉、礼敬各个方面。丘濬之谙于朝廷掌故,精于吏治之道,在此目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就像在正朝廷中首先要明白帝王的职责及性质一样,在正百官中,丘濬首先阐明的是为官的职责和性质,及人君任用和考察官吏的一般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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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唯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闲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俾其上辅君德,下济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难,察之之谨,则其进也易而杂,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非待之以协和,信之于专一,则其用也乖而贰。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既用之之后,则唯和唯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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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丘濬是在君臣这个统一体中考察君与臣两个方面的。人君方面,择贤德有能者授之官。授官的目的在上辅君德,下济民生。这两个方面有一没有尽到责任,则于任官之义有缺欠。而官吏的任用非易事,其德其能若何?如何发挥官吏个人才能,如何使劳绩与爵俸一致,如何保证官吏的进退升降在合理的制度内运行,杜绝倖进之路,如何使对官吏的考察是公正的、符合实际没有冒滥的,这都是人君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历史上因任官不当特别是对左右辅弼大臣用之不当而导致灭国的,不在少数。丘濬在各个子目中对这些方面有具体论述。而臣子方面,上辅君德,下济民生两项都极难做得周全。实际上多数下级官吏和外任者毕其一生也无缘“得睹天颜”,更不要说“上辅君德”了。丘濬此处不过强调君德就体现在臣之治民中,官吏须负对人君尽忠之责,须有自处于君民之间充当调人的自觉意识,须有泽民即所以致君的情怀与识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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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之区设,品秩爵禄的制定,丘濬多引《尚书》、《周礼》之制,注释多从蔡沈、吕祖谦之说,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后世设官分职须祖述儒家经典,特别是“六卿分职,万事之纲”之意,旨在说明朱元璋以皇帝总揽六部,不设宰相,及明成祖置阁臣是正确的。这一点可由丘濬对六部沿革所做的说明中见出。丘濬在职官的设置上特别引述《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关于不设宰相的训诫:“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宰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3】朱元璋倡始的不设宰相,是明代政制中最大的事件,对此后政治影响深远。因为祖训十分清楚且严厉异常,历代无有敢披龙鳞而倡言置相者。丘濬在关于职官之设的议论中,发挥《周礼》“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语,对明代职官制度的合理性作了肯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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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统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务。如网之有纲,如丝之有纪,上下相承,巨细毕举。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其间脉络相通,体统不紊,深得《周礼》六典之遗意。自有《周礼》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此我圣祖高见远虑,超出百王之上。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是以百年以来,朝廷无纷更之弊,臣宰无专擅之祸。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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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重要官职如五军都督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的设置,亦都肯定它合乎古制。可以看出,丘濬的治国平天下之论,首先是以肯定现存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对诸弊政的纠正,只能在不触动、不改变现有职官系统的基础上施行。后来黄宗羲则谓有明无善治自朱元璋罢宰相始,并从多个侧面论证不设宰相之弊,着眼点与丘濬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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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所陈其他正百官之措施中,论及明朝政事的尚多,不及缕述。其中“简侍从之臣”一目中论翰林学士之选必重其德,非仅文章之士所能充任;馆阁之臣不必多,必得通经学古,明体达用之儒为之职掌;“清入仕之路”中论科举考试中专以偏题怪题难举子,且四书比重过大,对策论不够重视,致使举子对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不暇致力,故所取人才名不副实等,所论皆剀切,深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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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廷,正百官之后,是固邦本,制国用。固邦本下列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要,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十目。制国用亦列十目,涉及贡赋、市籴、制币、徭役、税收、专卖、濬运、屯田、山泽之利,纳粟拜爵等。此二门皆有总论,用以表明他选辑材料及对这些材料加以说明的指导思想,表现丘濬的经济之才。丘濬的固本之道,以《易经》的“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一句为纲领。他对此句的解释特重上下相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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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万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关,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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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最根本的在于上下情之通达无壅塞,譬犹天地之气上下相贯通。而所谓上下相通,亦在于负治国之责的人知民之所欲,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方面儒家经典中所论极多,子史中可资说明的材料可以说摭拾不尽。丘濬对此采择甚多,而最注目的在“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丘濬对此句的一段发挥最可说明他对此问题的根本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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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也,国亦从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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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所谓“爱民者必有天报,害民者必有天殃”。而爱民之大端,在于在上者不以兴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残其体肤,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资产。以下“蕃民之生”等子目,详细陈说了他将“固邦本”之总纲具体化的主要措施。其中“制民之产”一目中关于井田制之议论,说明丘濬最向往的,仍是儒家所理想的井田制。但井田制后世不可复行,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之田等法亦有议论而无果行,此种形势下不如行“配丁田法”,【17】庶可避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渐渐消除兼并之患。此法针对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大建皇庄,与民争利,失去土地的流民日益增多的现实而发,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他各子目无论在取材还是说明上亦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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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的最后部分是“严武备”。此部分所占篇幅最巨,共二十九卷,约占全书四分之一。下设子目亦最多,计有总论、军伍、禁军、屯守、军器、马政、阅兵、任将、出师、阵法、赏罚等子目,有的子目又分上中下论之,内容十分详尽。本章就其有关军事思想者择要评述,太琐细者则不暇及。《四库提要》说丘濬“学本渊通,又习知旧典,贯串古今,具有根柢”,于此部最能见出。此部采辑之原典,较其他部为杂,除广采儒家经典与理学家言之外,又大量采择兵书、史书、政书等,即使是他在其他部分明斥的道家言,在这一部分中也加以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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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论兵事,以儒家思想为最高原则,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兵事性质的看法上。在他看来,最好的政治是德治,兵事是不得已。即便兴兵,也以不战为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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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王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未尝无兵也,而不用之于师旅。虽用师旅之众,而不布于行阵。虽有行阵之法,而不施于战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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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必有名,合乎原则之出师为有武德。而所谓武德,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楚子所说之禁暴等“七德”。从丘濬对七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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