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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此说，亦意在为洪武朝所定之《大明集礼》、《洪武定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等官修礼书之合理性、权威性作论证，因为这几部礼书，都是明朝开国之初，诏中书省会同翰林院、太常寺拟定，又遍征民间耆儒知礼者相与考订，斟酌损益历代之礼典，而成为一代之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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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在总论礼乐之道后，又摘引了大量材料，对王朝之礼（朝仪制度）、郡国之礼（行于州县族闾之礼）、家乡之乐（家礼指家庭之冠婚丧祭之礼，乡礼指乡饮酒礼、士相见礼等）等详加说明，这些礼制都很繁细，这里不一一论列。所要说的是，丘濬曾采掇朱熹《朱子家礼》的主要内容，撰成《家礼仪节》一书，足见他对朱子的推崇和以朱子手订家礼刊正民间所行之礼及在冠婚丧祭上移风易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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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大学衍义补》的另一个重点是教化。此书在崇教化之目下，设学校、道学、经术、风俗、师儒、旌别、赠谥等子目，所论十分繁重。与上述几目一样，丘濬之崇教化也以天道为根据，教化的原理，在体天道之理，设为政教。他引程颐对“神道设教”的解释来说明教化的原理。程颐曾说：“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之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36】丘濬承此义而加以引申，认为教化活动本身及教化之内容，皆效法天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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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审察天时之变，下观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此无他，察于天而省于己也。人有三纲也，有六纪也，有礼节也，有法度也，其彝伦之秩然，其典则之灿然，皆有文而可观也。三纲在所当正，六纪在所当修，礼节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于是乎化导之，因其自然者加以品节，顺其自然者加以导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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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所谓教化，不外观天文而立教，顺民情而化导。与《周易》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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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化的内容，丘濬承《尚书》之“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与朱熹之“此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之意，以五伦为首。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丘濬认为立人极，厚风俗，全在此五伦之教化，甚至将五伦提到国祚能否长久，王命能否延续的高度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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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人君为治，教道之废兴，系天命之去留。教道兴，则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亲上，而不生背叛之心。不然，则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从，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罚，动干戈，而国祚不能以长久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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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以五伦为教，学者以五伦为学。而教与学，亦唯在变化气质：“人之所以为人者，理与气而已。气以成形，无以治之，则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无以教之，则不能明其道。”【39】而所谓治之教之，端在于就人秉赋于天之性而保全之，修治之。此亦继承朱子“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导之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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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因特重教化，又曾任国子祭酒之职，故对施行教化的机构——学校之功能与作用，有甚深体会。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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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之设，所以明伦兼育养也。盖伦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尽其道。圣人于是选其少俊者，聚之学宫而教之，俾讲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而决然不疑焉。则异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务，治天下之人。为臣则忠，为子则孝，临事则不苟避，见义则必勇为。平居则犯颜敢谏，临难则仗义死节，而思以其身当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责。其基本于是乎积累，其机括于是乎转移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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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言学校，以《周易·颐》之“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及《尚书·舜典》之“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之意，作为后世学校的根据。学校之设，首先教以人伦，奠定立身行道之基础，其次教以治理天下之具体本领，以为经世治民之资具。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而教以人伦，不过就人本具之善性感发兴起。即朱熹所谓“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德行之外，首重艺业。艺业有三，读书、作文、写字。读书作文之内容本四书、五经、史鉴、策论。师儒每日立程督责，完不成者受责罚。丘濬指出，明代自朱元璋开国以来，即十分重视学校，视作养人材为当务之急。未登极之时，就下令建国子学。登极伊始，就下诏立府州县学，给生员廪饩，延名师教之，学成后优先登用。正统间因国家多故，学校废弛，乃每道添设督学官一员，专督学政。丘濬针对当时学校之实际情况建言：将洪武初年所定之规条交省台部官会议，拟定新章程，立碑于天下学校，作为学校教养之法式。并命礼部颁行天下，俾“为师儒者，必依此式为教；为生徒者，必依此式为学；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调，而提学宪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验其所以教、学、提调者。必合此式，否则有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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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学校以立教”之下，丘濬论说的重点是“明道学以成教”。在此子目中，采辑最多的是程颐、朱熹之书，间亦有周敦颐、吕大临、杨时、尹焞、张栻、蔡沈、黄榦、胡宏、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饶鲁、许谦等宋元大儒的言论，其中尤以朱熹的为多。在道学之中，以诚字为先。丘濬在所选《易传》之“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条下加按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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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之所以为大者，以其德业之盛也。学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当如何？亦唯进德修业而已矣。忠信所以进德，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则德之进者日以崇；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则业之修者日以广。夫然，则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则用功之要何先？曰：诚而已。忠信，诚也。修辞以立其诚，诚即忠信也。诚乎，诚乎，其进德修业之本乎！【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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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理学之全部内涵在德业二字，而进德修业之大端，在立诚。学至于大人之地的基础，即诚字。诚身为本，然后实之以学。学之内容与步骤，丘濬以为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及《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于博约，丘濬以知行二字释之，并且认为，周、程、张、朱之学，无非知行，此乃孔曾思孟乃至宋元以来诸大儒一脉相承之法，舍此无他法。丘濬不喜陆九渊心学，在表彰诸大儒的同时，不忘批评陆学，认为陆九渊背离以上道学正途，将心导入茫昧。他最喜读，奉为道学大法者为《大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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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之学，不出乎《大学》一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也。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凡夫所谓三纲五常，六纪三统，五礼六乐，尽天下之义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谓六经，十九史，诸子百家，尽天下经典，皆不出乎此书。儒者之道，至于是而止，无俟他求也。圣贤之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学，帝王之所以治，撮凡举要，皆在此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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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推崇备至。而《大学》诸注解中，朱熹的《大学章句》，他认为最平正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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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注重内圣之学的儒者不同，丘濬特别重视《大学》中治国平天下之义，这是他之所以不满意真德秀，并为之补作的最大动机。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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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至于平天下而天下平，学问之功于是乎极，圣贤之能事于是乎毕。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实，而异乎异端之小而虚欤？或者乃求圣道于渺茫之外，而高谈性命，与异端较其是非，乌知所谓《大学》之道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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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国平天下为儒者德业之完成，为儒者人格的最高形态，这是丘濬的特出之处。他不屑于做一个只讲正心诚意的学者，他的理想是儒家全副人格。他也不屑于琐琐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高下，辨是非，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把儒家治平之道的精蕴揭示出来。他虽也不废内圣之学，如他有《朱子学的》之作，但他最大的志愿是揭示治平之学的精蕴，认为这是最大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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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圣外王兼重表现在治学方向上，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丘濬服膺《中庸》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一语，以之为儒者学问正鹄。他又将此语中之各项加以归并，总析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二门，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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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性、道问学二者，儒者为学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废。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四者，道问学之目也。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无。偏其一，则非圣人之道、儒者之学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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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九渊偏于尊德性的功夫进路，他屡屡加以批评，认为朱子格物穷理不废诚意正心，尊德性不废道问学的路向，才是“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以入德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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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教育途径上，丘濬推崇孟子之“五教”说，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46】朱熹、张栻加以发挥，认为孟子之五教是就来学者之才力高下，资禀厚薄因材施教。丘濬更认为，五教表现的是圣人之善教：天地生物，各因其性；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在教育内容上，丘濬不同意程颐将儒者正心诚意之学与词章、训诂对立起来的看法。程颐曾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词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47】丘濬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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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章、训诂，皆儒者之事也。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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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为了强调笃志于身心性命、为己之学，往往贬抑其他学问，宋元以来贬抑最甚者为辞章、训诂，认为词章乃艺能之末事，易流为无病呻吟；训诂则专注于名物度数的考证，字句的从违，亦与心性之研求无关。二程、朱熹、及以后的王阳明都明确反对词章训诂之学，尽管二程、朱熹解经的著作中也有名物的考证，文字的订正，且讲究文章的华美。丘濬意在恢复儒者之学之全，破除宋元以来流行的语录之学过于朴愿，不讲究文字之美的偏弊。他更大的意图在通过训诂之学的提倡，恢复儒家学问以经学为基础的原貌，以经学带动制度改革，带动礼乐兴作，带动经世致用，改变元明以来经学极敝的现状。此处虽只一语，却寓有深意焉。当然“肆意于枝叶之文，局志于言语之末”的文字，是历代儒者都反对的，不仅丘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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