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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可以代表他对《大学》重要性的看法,也道出了他所以撰写《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动机,这就是以《大学》总括一切。真德秀所遗漏的恰是《大学》最重要的方面。他的补足绝非无关紧要,而是画龙点睛。不如此不能见儒学之全,不如此不能见《大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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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丘濬对于四书的阐发,篇幅不如对五经的阐发那样大,所论之深度也较五经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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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经术以为教之下,是“一道德以同俗”。丘濬之“一道德”,就是统一于理学所崇扬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学说之下。丘濬认为治国之道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政与教。政有纪纲,教有枢要,教之枢要就是思想学说。丘濬追溯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学说,包括老庄、申韩、杨墨、苏秦张仪、佛教,各有各的道德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确立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为国家政教之基础。中经千余年之盛衰兴替,儒学至宋代而大放异彩。丘濬认为明代是儒学昌明的时代,全社会从帝王到百姓都以理学为趋赴,可以说是道德一、风俗同的时代,并以生在此世为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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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彰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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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儒学昌明时代,首要之务是兴教化,厚风俗。而教化之兴首在于崇师儒。因丘濬尝任太学祭酒之职,位居师儒之长,职掌最高儒学机关,故留情教育,深谙养士之道,所论皆中其肯綮。他以尊敬师儒、褒崇孔子、褒祀先儒、天子视学四者为崇师儒之具体措施。他信从《礼记·学记》之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认为尊师非尊其人,而是尊其人所奉之道。不尊师则不足以敬其道,不敬其道则无以为治。而师儒个人,也应如朱熹所言:“唯德得于心,充于身,行于家,推于乡党,达于朝庭。”及曾子所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这样上下相敬,由此奠立教化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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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褒崇孔子一项中,丘濬历数各代对孔子的封赠,认为孔子之圣,固不因朝代之变迁、时间之流逝而改变。然褒崇孔子,与其崇圣人之虚名,不若遵圣人之实理。而圣人之实理,就是理学所崇奉的精神价值。所以丘濬在论到配享一节时,除唐贞观以前所定之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外,特别表彰宋之理学家。他特别赞成宋理宗淳祐元年之从祀诏中对理学家从祀的意见:“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67】又极力拥护司马光、邵雍、张栻、吕祖谦等从祀,连同周程张朱,合称九儒,认为:“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对唐人列为从祀之荀况、扬雄、王弼、贾逵、戴圣、马融、杜预诸人,则认为得罪圣门,应罢祀。又为董仲舒争祀。至于王安石,丘濬的态度似甚矛盾。既认为其从祀为奸党之私意,又认为其作《三经新义》亦有功于儒门。对明代正统间增吴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诸人从祀,又极为赞成。从对从祀诸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丘濬心目中的真儒。他最为服膺的,还是二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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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子视学,丘濬视为尊崇师儒的善举,但认为应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言:“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应设为常事,不为特恩。天子亦不宜常赐金帛以示恩宠。当常勉励师生,勤谨为学。这些议论,亦平正公允,显出丘濬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器识。以下“严旌别以示劝”,“举赠谥以劝忠”,虽是教化中较小的项目,但丘濬也广为采辑儒家经典和史书中的相关资料,并加按语加以显扬,从中可见其对教化问题思考之广远与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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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的另一可注意之处是它的末章“成功化”。此章只有一目“圣神功化之极”,内容有:一、体天道而设教;二、新民;三、实行《大学》之道。这几个方面是历代儒者着力描绘并倡导实行的,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状态,。丘濬认为,功化之极首先必是依天立治,天人相协的。他主要的根据是《易传》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语。丘濬说:“乾之所以为乾者,以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乾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68】对此义的发挥,丘濬主要采取程颐、朱熹之说,突出下面的意思:“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69】在政治上是《尚书》中洪范九畴之树立,因为九畴是万世之蓍龟,治国之大经大法。在国家形态上是大一统:“天下咸统一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狱讼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70】在民风上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71】在理想境界上是《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后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之完成为圣神功化之极,并以对《大学》宗旨的概括作为《大学衍义补》全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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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大哉书乎!学校施之以为教,则足以成乎天下之才;经筵用之进讲,则足以辅一人之盛治;国家本之以持世,则足以延万年之国祚。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诚有在乎《大学》之一书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伦之教,六经之文,万世之治道事功,皆备载乎是书之中。一世用之,则一世之人蒙其泽,而开一世之太平。千万世用之,则千万世之人蒙其泽,而开千万世之太平。噫!百圣千贤,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经万典,皆不能出乎《大学》之书。好治之明君,辅治之良佐,政不必尽读天下之书,泛举古人之事,即此一书推而行之,尧舜禹汤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皋夔伊傅周召之相业,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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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长段话,是丘濬对于《大学》修己治人经世明道全部功用的见解。虽然其中充满了夸张、理想的成分,但丘濬个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的深信不疑建基于一个信念之上,即《大学》一书有着巨大的解释空间,经过诠释,可以把六经、四子的全部包容、概括、浓缩于《大学》一书。《大学衍义》之“衍”,就是一种诠释。所衍之义,是儒家全部内容。所以仅真德秀所遗落之治国、平天下二目,就引申、发挥出一百六十卷之内容。而此一百六十卷,又将真德秀所论之内容,全部贯串兼综。故《大学衍义补》可以当做六经四子之缩略、简编看,也可以当做政书、兵书、史书之纲目看。纵观有明一代之政典,未有如此采辑富赡、评案深至因而真切于习学与应用者。如果套用丘濬的说法,以正心诚意等为体,以治国平天下为用,丘濬所衍之“用”则掩其体而笼括之,所谓“即用而言体在用”。丘濬自己在上明孝宗的《进大学衍义补表》中对他这部书的特点及撰作意图也作了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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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巨细精粗,而曲折周详;前后左右,而均齐方正。于以衍治国平天下之意,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体例悉准于前书,楷范用垂于后学。稽圣经,订贤传,剟取无遗;纪善行,述嘉言,搜求罔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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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非虚语。此书诚十年辛苦之力,一代佐治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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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对自己的《大学衍义补》颇为自负,冀此书能被当朝采纳,于宪宗之新政有所贡献。不意书甫上而宪宗宾天。继之而兴的孝宗登极才三个月,就下旨刊刻。弘治元年,初刻本行世。此后嘉靖、隆庆、万历、祟祯朝都有翻刻本。特别是万历三十三年,万历皇帝御制序文,命工刊刻,对《大学衍义补》崇奖有加。清代的顺治、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各朝屡有刊刻。日本有宽正四年的和刻本。民国间有1931年海口海南书局的铅字排印本。【74】刻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政务之书中殆不多见。另外,《大学衍义补》中的时务对策和经史佐治的内容由于可以作为科举考试之助,因而为士子所爱重。此书因包罗广泛,卷帙繁重,不利于在短时期内掌握和应用,嘉靖以后出现了几个节本,大多是为士子应答时务和经史佐治之题目而备,如顾起经的《大学衍义补要》和徐栻的《大学衍义补纂要》、《大学衍义补摘粹》、《大学衍义补英华》等。【75】而由于此书的巨大影响,其仿作、补作、攻诘之作也有出现。这些都对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类熔经史、理学、政治、时务为一炉的新型政务之书的出现与大行,对我们认识理学的各种形式,全面评价和把握明代学术的成就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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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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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生时褒崇极矣,当世及后世毁斥亦极矣。毁斥者比为王莽、桓温,褒崇者比为伊尹、周公。褒崇者谓其以儒家之经术饬吏治,毁斥者说他用法家之综核名实,以智术御臣僚。而褒崇卒不能去其口实,毁斥卒不能掩其光辉。明代万历间内阁首辅沈一贯曾说:“尝论江陵相业,以霍光之宠任,而济以学;以诸葛之勤瘁,而乘其时。当其拥十龄冲主,负扆以临,唯是秉祖宗之成宪,振朝廷之纪纲,讲学亲贤,爱人节用为先务。其与养蒙作圣,诚无得而议之也。”【76】《明史·张居正传》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张居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生前身后招来如此之物议?张居正以何种学术为基础成就相业?他是否儒家?如果是,其特色何在,在明代儒学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都是明代儒学史应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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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3)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十二岁为秀才,十六岁举乡试,二十三岁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岁授编修。三十岁回家乡养病,三十三岁复出。三十六岁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四十三岁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久晋吏部尚书。四十八岁任内阁首辅,至五十八岁去世,任内阁首辅十年。成为明万历前期的实际执政者。他在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朝政为之一新。但功高震主,难免主上猜忌、臣僚谮谗。死之次年,一切名爵封赠遭追夺,家被籍没,长子敬修自杀,次子嗣修及弟充军边瘴之地。明熹宗天启二年,熹宗下诏复张居正官,予祭葬,抚恤家属。此时距居正之死已四十年。张居正的著作,由嗣修编成《张太岳集》在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张太岳集》包括奏对十一卷,书牍十五卷,诗文二十卷,及《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光绪年间由田桢主持,加以修订重编,定为四十八卷。今人据田刻本整理出版为《张居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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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于儒学之家,父亲张文明为儒生,但科场不利,一生未尝出仕。张居正曾说:“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77】祖父张镇性豪宕不羁,不喜读书,曾为江陵辽王府护卫。父祖二人的个性乃至生涯,在张居正身上表现为执拗与通达、刻薄与能容、儒术与申韩的奇妙结合。这一点与朱元璋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他甚喜朱元璋与明成祖的个性与行政作风。张居正居首辅之职,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明朝应采用何种治体以为享国长久之计。关于此他有明确的理念,他尝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完整表达了此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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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本之恩威并施,纲目兼举。无论唐宋,即三代圣王,犹将远让焉。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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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恩威并施,即儒法兼用;所谓纲目兼举,纲即皇权、礼制等军国重事,目即政刑、食货诸措施。他的理想是二者并举,纲举目张。他认为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即确定此治体,不设宰相就是为了防止相权过重,主上威权旁落。后继之诸帝,除建文帝之外,一承朱元璋集权强势之法,明朝才如此延祚长久。故主于威强,是明代诸朝相沿不替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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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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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既以朱元璋之威强为治之道,所以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赞扬千百年来被诟诋为暴政之典型的秦始皇,以为治隆之再造,“浑沌之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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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国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而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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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认为,圣人之治,有宽厚得民的一面,也有威猛御民的一面。秦之苛暴,某种程度上是圣人威猛的一面。始皇本人无大过错,过错在始皇无贤能之子。而所谓贤能,是能继承始皇之法而光大者。此等治国之道若能沿续数十年,将会出现削弱强宗世族,扫荡学者之偏见,民皆驯顺服从之局面。而刘项一辈枭雄,空有凯觎之心,但无可乘之机。张居正认为始皇之灭,是因为六国之人将对秦国一统之怨愤,发泄于始皇身上。故始皇二世而亡,非因秦之苛暴,而是秦的不幸。假使扶苏不死,继立后必采取儒家所颂扬的三代之法,其结果必是乱亡。此段议论虽是假设,但从中可以见出张居正的治国理念,这就是圣人治统之全,恩威并施,王霸兼用。他的治道取儒家,但绝非理学家那样假想的一味宽厚临民,完全排斥霸道的王道之世。这恐怕是王世贞说他“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御下,而士大夫之黠者争投其意”的主要原因。又因为此,他与刻薄雄猜的朱元璋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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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以此恩威并施、王霸兼用解释成汤、伊尹、文武周公等圣人,为明代治国主威猛严苛找统治根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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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唯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宴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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