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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以儒者常称颂的周文为政治之楷模，甚至不以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言为训，他理想的时代是商，他的政治标准是“国势常强”。在他看来，以商之整肃、强盛为理想建立的国家，较之以周之礼乐教化为理想建立的国家为高。虽然成祖以后诸朝之治绩颇不中张居正之意，且认为建文以后诸帝于太祖威猛治国之策执行不力，但此处仍说“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这种颂扬实际上是从总体上肯定明朝自朱元璋始定并明令后代沿袭的威猛治国的传统，为自己的改革寻找依据。他反对的是动称三代之治，以周文礼乐为借口反对改革的儒臣，直比之宋之卖国奸臣。张居正并不首肯以文治休明为标榜，出了许多理学名臣但国势不振的宋代。他心目中的儒家何等样其实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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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仅以商的整肃、强盛，秦的威猛为政治理想，而且历代主张通过变革达到强盛的，因尚动而有生气的，都在他肯定之列，认为是天地万物自然之理。相反，文盛质衰，礼强兵弱，因礼文过甚而导致的因循、颓靡、矫伪等现象，都是他抨击的对象。他尝对比历代统治之不同表明他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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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尧舜以前，其变不可胜穷已。历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极。天下日趋于多事。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独持之以法，此反始之会也。然秦不能有而汉承之。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而贡、薛、韦、匡之流，乃犹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者也。历汉、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趋于矫伪。宋，颓靡之极也。其势必变而为胡元。取先王之礼制，一举荡灭之，而独治之以简，此复古之会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国家之治，简严质朴，实藉元以为之驱除。而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者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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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讲的是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道理，但实际上攻击的是礼文之制。文极而必反于质，质则刚猛用法。他屡屡称道朱元璋以刚猛消弭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诸祸之法，甚至称扬过甚而堕于粉饰。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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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难并语。今不必复有纷更，唯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为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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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言要效法的是朱元璋的保民而王，实际上他向往的、誉之为尽善尽美的，在立国规模，章程法度上，也就是他提倡和实行的刚猛治国。保民而王是目的，刚猛是规模法度，只有刚猛才能扭转建文乃至仁宣以来的弛缓。具体措施则在张居正入阁不久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此疏针对隆庆至万历初年的一系列弊政，如党争不断，诸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纪纲不肃，上下姑息迁就，号令不行；官吏腐化，怠乎职守；武备废弛，兵食不足，兵久不练，将吏冒饷；从皇帝到百官奢糜成风，国库空虚，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民穷财尽的现实，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思有以振刷，以一清吏治，富国强兵。此疏被认作张居正的改革纲领，表现了他的施政思想和具体改革措施，与他早年所写的《论时政疏》一脉相承。由于这些主张的刚猛面目，张居正被时人形容为：“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课吏实，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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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以上改革措施，自他任内阁首辅付诸实行以来，遭到许多非议，这些非议一言以蔽之曰“霸道”。张居正针对这些议论，表明了他关于王霸之辨的根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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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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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王道虽以仁义为纲，但不专是仁义；霸道以富国强兵为号召，但不专是富强之术。其间未必如此区划清楚。王道霸道，义与利二者可以统一起来。王道是目的，是归宿，此即“心”；霸道是手段，是工具，此谓“迹”。而心与迹是一体之两面，殊难截然分开。他并举例说，尧舜周公孔子，是儒家王道的代表，但孔子开口论治，便说“足食足兵”。舜之施政纲领，便是《尚书》中的“食哉唯时”，即不违农时，民食乃足。周公辅政，首在《尚书·立政》所说之“克诘尔戎兵”，即治理好军队。圣人在讲仁义的同时，首先注目的便是富国强兵。所以富国强兵是圣人王道的标志。而腐儒仅以仁义为王道，而抽去了富国强兵之实际内容，听起来好听，实则空虚无物。张居正并不批评或否定王道，他批评或否定的是抛开富国强兵之术独任仁义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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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张居正儒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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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以大胆革新的内阁首辅知名，世多知其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的方面。但他生在理学极其发达的明代，又以科举入仕；升任翰林院编修后，曾兼管国子监司业事。又为隆庆皇帝登极之前及幼小的神宗的经筵讲官，主持过隆庆五年的会试，又曾主编过《谟训类编》等经筵日讲讲章，编写过《女诫直解》之类的后妃通俗读本，儒学的浸润不可谓不深，修养不可谓不高。所以在王霸并用的治术之后，有许多作为儒家学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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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他认定的治国原则上。他的治国原则，一以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为依据。他说：“若言建皇极，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则诚万世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86】皇极即最高准则，其内容后世儒者各有阐说，当不外儒家所谓天、德、道、理等代表价值原则、精神趋向之范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等个人行为规范，三德即刚克、正直、柔克等精神气质方面，八政是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即关于农商、祭祀、营造、文教、司法、外交、军事等国家事务方面。这些内容，既有民族的精神价值，又有军国重事，又有个人的气质修养。可以说是一个简括的政纲。张居正以此为治国的大经大法，可见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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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虽以商之整肃、强盛作为政治理想，但他也重视礼制的作用，对儒家圣王制礼作乐的功绩十分景仰，对历史上曾协助帝王制礼作乐的儒臣，特别是明初的儒臣持肯定态度，于礼乐修明对政治的重要性再三强调。他曾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在为此书作的序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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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治定制礼，因时立制，累数十年，然后乃备。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礼作乐。……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极衰之敝，经制大坏，先王之典无有存者。当是时，又攘除群雄，殄逆讨叛，迄无宁岁。而将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礼文之士，莫有任其责者。高皇帝天纵神圣，兼总条贯。天下甫定，即命儒臣兴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夏商以后，议礼之详者莫如成周。而我皇祖之制，实与之准焉。……明兴百八十余年，高皇帝作之于前，今天子述之以后，奕世载德，重熙累绩，稽古礼文之事，褎然具备矣。则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远有所慕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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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不可看做对朱元璋和嘉靖皇帝的谀词，而是张居正的心声。因为张居正的其他奏疏、序记、书牍等有大量同类材料。此类材料也不可看做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机之务中必须有的例行酬答，而应视为他作为儒家学者的根本主张。因为在儒家眼中，礼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大经大法，是维持国家存在和运转的支柱，是一刻也不能无的。并且礼制也不与刚猛对立；礼制肃然，是刚猛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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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政务之余，常阅读儒家经典，并随手札记。札记中有字句的辨误，意思的理解，也有对古今史实的即兴评论。这说明他并非厌弃儒书，鄙视儒生。如一则札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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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山言，唐虞之时，道在皋陶。今观虞廷之臣，所谓陈谟献说，唯皋陶之言为最精粹。知人、安民二语，乃万世治天下之准则。以九德甄别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业，无一语不关切治道。……后世唯伊尹学术事业可与并称，至于周公稍觉多事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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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四库总目提要》举为张居正诋毁圣人的证据之一，并作为《张太岳集》的疵点之一进行批评。这一点这里搁过不说。要注意的是，本条札记不仅引用陆象山的观点，而且论说的是儒家经典《尚书》之事。这除了表明张居正以辅主政治的皋陶自我期许，所以对唐虞与皋陶的关系特别加以关注之外，他平日多读儒书，多注意儒者的评史之言，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至于札记中发挥《大学》止至善之义，赞扬《中庸》五德，则更是儒者之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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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居正非常重视教育，视之为培养德义，转化风习的地方。尤重视各级地方学校。在嘉靖二十九年初任翰林院编修时，即应宜都县学教谕之请，为新修葺的县学撰写记文，其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学校功能的认识及其中寄寓的勗勉之意。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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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皆所以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也。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其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救斯败乎？由此观之，导民之术在彼不在此也。……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讪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借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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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此”即礼，“彼”即法，张居正是对比孔子“导之以礼”和“导之以法”两种不同求治方向立论的。可见他并非徒倚法而不重教化。张居正倡导本诸心的儒学，即认真研究，体之于心，而后有得之学，汉儒的训诂词章和宋儒的无根议论，都在排斥之列。对于明代诸朝风俗之美寙，张居正向往民风醇厚、民气质朴的成化、弘治时期，对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宗藩侵占庄田，豪家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的贫富不均加剧，流民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不胜忧虑。他在一篇写于嘉靖后期的记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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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道化汪涉，风气纯古，上下俱欲休息乎无为。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为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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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弘间之风俗醇厚，盖亦有然。朱元璋揽军国大权于一身，不设宰相，诏以为恒制。以刚猛治国，号以为矫元代之弛缓。但过于残刻，洪武初年连兴大狱，官民怖慄。建文起而纠之，上下稍苏。但不一二年而成祖兴“靖难”之师。成祖沿袭乃父，治术尚猛。又废黜建文之法以示己之正统与维护祖制，明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当敬守之，不可以变。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北疆，且因迁都北京，营建宫舍，国力不支。于是外示宽仁而内用严苛。仁、宣两朝惩永乐之失，转变国策，不再用兵北方，休兵养民，提高内阁的权力和地位，洪武永乐间高度集权、帝王个人独断的局面有所舒缓。并且多次下“宽恤”令，施行赈灾和蠲免租税。对成祖时得罪的官员，也下令宽宥和平反。官吏治理风格和民间风俗习尚为之一变，宣宗致被称为“太平天子”。但仁宣两朝以宽仁治国，虽有甚好的效果，但亦导致法令渐弛，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有，兵士逃亡严重，战斗力削弱。英宗朝国家多故，土木之役，对明朝的惩创尤为严重。可以说是明朝由盛渐衰的一个转折点。宪宗崇佛道，好方术，信用太监，专宠万贵妃，阁臣、六部多不得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内忧外患屡起。孝宗继位后，对成化朝的弊政有所纠正，主要措施及所收效果如史官所言：“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倖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91】史称“弘治中兴”。此时国力强盛，百姓晏安。治国风格宽猛适中，人民安居乐业，风俗较历朝为好。《明史》甚至综合、比较有明一代帝王之治绩，说明十六帝中，开国之洪武、永乐而外，可称者为仁、宣、孝宗三朝，而孝宗尤所称道。正德后诸帝，可称述者不多，明季之坏滥更甚。张居正提起风俗一事，一是说明他非常重视朝政之好坏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将正德、嘉靖以来风俗之坏归咎于政治之坏，为他的改革设想中教化方面的措施树立根据。这仍是儒家学者以政治之美带动风俗之厚，以风俗之厚促进政治之美的传统路数。二是他综合当时形势的各个方面，对嘉靖之后的风俗与与之相连的政治前景充满忧虑。在此《记》的末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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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吾安知继今以往，其将变而厌弃今俗，以复古之敦庞简易乎？抑将变而愈甚，以至于莫知其所终乎？后之治者，非随俗救弊，又将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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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政治之美恶不可逆料，所知者亦在不能因常袭古，据民之所愿，时之所宜，对以往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振刷兴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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