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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江右学者聂双江的归寂主静之学甚为契合，认为着实用功之学。他在致聂双江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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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心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惮于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窾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敝也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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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双江之学稍涉形上，不似罗汝芳浅显。但其心之体本虚寂，虚寂方能感而遂通的学说，重归寂主静之涵养功夫，与现成良知派不用功夫之直下承当不同，与张居正喜着实用功，喜心之居虚御实、居一御万的学问趋向相近，所以张居正指聂双江为知音。此外，聂双江之心体本虚寂，未发之中为天下之大本的思想，与张居正所接受的一点佛教思想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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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张居正起的作用比较复杂。一是万历初年，帝在冲龄，政出两宫皇太后，而两宫皇太后皆敬信佛教，尝有建寺印经诸举。张居正不能不委顺示之，以稳身固宠，完成自己的大业宏愿，所以常在一些应酬性文字中颂扬佛教。这在《敕建慈寿寺碑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二是张居正以佛教之大悲心作为自己当国事以后，不顾身家性命，勇往直前的鼓舞。又以佛教四大皆空之说作为自己日理万机、身心交困之时的清凉剂。他在致幼年时的老师李元阳的信中对此有所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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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中为时所羁绁，遂料理人间事。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宫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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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也可由袁中道的一段记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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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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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代三教合一之风颇盛，士大夫受时风影响，鲜有不涉佛教的，区别只在入之深浅。上引书信中张居正自言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在给友人陆五台论禅的信中说自己“宿昔颇种善根”。【104】证之张居正的书札序记，可知张居正确实平时亦读佛书，亦与人论佛，只是此类文字不多。就不多的论佛文字看，也是重实修而轻知解，喜功夫而厌捷得。如在一封与人论禅的信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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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道之怀，出世之想，启我愚蒙。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吾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霑，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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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于佛教，只是把它分成教与宗。宗即禅宗，以顿悟契入。教即传统佛教，由渐修证得。张居正不喜禅宗之简捷功夫，主张教门之真实修行。这与他学问上崇实黜虚的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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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亦与江右学者胡直友善。胡直曾致书，央张居正为其亡父撰写墓表，可见两人交谊不浅。另有书信论寂感之说。胡直宗程明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陆象山“宇宙即是吾心”之说，主张寂感一如，反对感前求寂，割裂体用。而张居正则信从聂双江之说，对胡直之说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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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唯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唯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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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主张虚寂为本，然后能感而遂通。但此虚寂是用功夫之后的实得，本体之虚寂与功夫之实得一而不二。他反对不用功夫的虚寂，斥之为大而无当，窒而不通。苟无实功，致曲求仁等孔门根本宗旨不过徒为名言概念而已。从这里看，张居正之实学，的确不止经世之学，也包括修身成德，但无论那个方面，皆主实心实事，不空言欺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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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交谊最厚，往来书信最多。不仅有政事上的叮嘱，且有学问心得上的交流。前者如万历七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张居正致信时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嘱其“丈地亩，清浮粮，为闽人立经久计，须详审精核，不宜草草。各经委正官，朝觐毕，即促之赴任”。【107】后者如万历七年耿定向致信张居正询问如何治理福建，张居正回书答复，就便讨论治术。张居正的答复是，福建素称难治，今无别法，不过就前任刘尧诲、庞尚鹏之措施踵美补漏。治术重在甄别士之流品而各用其长，“唯在试之而责其成功，毋循虚名，毋求高调，则行能别矣”。【108】而张居正的改革被许多人攻击为只讲霸道，不讲王道；只讲利，不讲义时，张居正又向耿定向吐露心声，讲自己对王霸义利之辨的根本见解，【109】可见二人交谊非浅。最主要的是两人是同乡，论学上又比较投契。如张居正曾在一封给耿定向的复信中说：“别去倐经霜雪，同心之怀，良不可任。辱谕，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日造诣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正在于此。”【110】此信作于嘉靖四十一年，张居正以虚寂之本心融通内外，成变化立万端的基本思想此时已经确立，且此后忙于政事，无暇深造，故此思想历数十年不变。而耿定向的思想则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在夺情遭弹劾后求治渐急，所推行之措施逐渐严苛。耿定向以朋友谊曾加以规劝，二人关系自此疏远。此情见于耿定向弟子焦竑所作之《耿天台先生行状》，【111】当不为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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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居正有关但非其友人的何心隐，是考察张居正晚年政事宦情的一个重要人物。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学于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与闻王艮立本之旨。在家乡聚徒讲学，间以讽议朝政。在张居正任职京师国子监时，何心隐就不满张居正，讥讽张居正身居太学，不知太学之道。后又买通道士蓝道行，以扶乩去严嵩。张居正对此不能不心动。万历六年左右，何心隐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将入都倡言驱逐之。张居正微闻此语，讽地方官使捕治之。何心隐四处躲藏，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缉获，死于狱中，与同乡罗巽并被诬为妖人曾光之同党。此事对士林震动极大，并成为张居正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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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前已述，张居正学本崇实，提倡默修，实有诸己，不喜聚讲空谈。此意在万历五年致南京国子监祭酒屠羲英的长信中表露最为明显，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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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蛤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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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讲学有名者，皆虚名无实之人，甚至督责学官严纠聚众讲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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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勅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坠。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实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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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讲学之风可谓深恶痛绝。加之当时有私敛民财以建书院者，甚至有改参将公廨为书院者，【113】遂有毁书院之令。前述罗汝芳，本与张居正交游，其开罪于张居正甚且丢官，据说也与讲学有关：“万历五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江陵恶焉。给事中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住京师，遂勒令致仕。”【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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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恶讲学，毁书院，论者多以为与他不喜王学有关。实际上嘉、隆以后王学迅速传播，王门弟子遍域中，特别是东南一带。明代进士以东南诸省为多，与张居正有关的官吏、学者，亦多是南人。以上张居正交游之人，多南省之士，张居正渐渍王学，亦不可免之事。上述他以心之虚寂灵明为体，以心之成变化、行鬼神，应用无方为实得，亦不与王学根本宗旨相悖。唯张居正为学，以《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求心性之默体自得，要为不落于虚言为归。所以他不见得反对王学。他所交游者，亦多王门后学。而朱子学主格物致知，本较王学为实。加之朱子学为当时科举功令，而有明一朝最重科举，最尊崇朱子，王学学者虽在个人心灵体验上宗阳明，但在科举考试中，在礼仪典制等一般言行规范上，仍不得不遵朱子学。除少数特立独行者外，亦不敢公开牴牾朱子。所以张居仁并不能截然归于王学或朱子学。王学与朱子学也难有截然分判之标准。说张居正以朱子学反对王学，恐不能遽然下此结论。说张居正以治平之学反对心性之学，庶乎近之。但在明代理学已烂熟，四书已家弦户诵的情况下，绝对不讲心性的纯粹治平之学恐亦无有。张居正之恶讲学，毁书院，恐怕更多地是从统一士人思想，消除异端，不给讽议朝政以合适的场所，避免士人结成团体应和朝中党争，同时避免士人追逐虚名，结纳干请，培养注重实地功夫，真修实得，力戒虚浮的学风这些方面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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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吏治与其儒学有关。张居正的悲剧结局，亦与由儒学起家的整个士人群体所造成的氛围和宦情有关。儒学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家个人人格形成和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张居正和他相关的士人群体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其中的义蕴，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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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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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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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明史》卷一九五，第5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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