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9773 陆象山言，唐虞之时，道在皋陶。今观虞廷之臣，所谓陈谟献说，唯皋陶之言为最精粹。知人、安民二语，乃万世治天下之准则。以九德甄别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业，无一语不关切治道。……后世唯伊尹学术事业可与并称，至于周公稍觉多事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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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5 最后一句《四库总目提要》举为张居正诋毁圣人的证据之一，并作为《张太岳集》的疵点之一进行批评。这一点这里搁过不说。要注意的是，本条札记不仅引用陆象山的观点，而且论说的是儒家经典《尚书》之事。这除了表明张居正以辅主政治的皋陶自我期许，所以对唐虞与皋陶的关系特别加以关注之外，他平日多读儒书，多注意儒者的评史之言，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至于札记中发挥《大学》止至善之义，赞扬《中庸》五德，则更是儒者之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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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7 其次，张居正非常重视教育，视之为培养德义，转化风习的地方。尤重视各级地方学校。在嘉靖二十九年初任翰林院编修时，即应宜都县学教谕之请，为新修葺的县学撰写记文，其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学校功能的认识及其中寄寓的勗勉之意。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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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79 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皆所以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也。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其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救斯败乎？由此观之，导民之术在彼不在此也。……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讪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借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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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1 文中“此”即礼，“彼”即法，张居正是对比孔子“导之以礼”和“导之以法”两种不同求治方向立论的。可见他并非徒倚法而不重教化。张居正倡导本诸心的儒学，即认真研究，体之于心，而后有得之学，汉儒的训诂词章和宋儒的无根议论，都在排斥之列。对于明代诸朝风俗之美寙，张居正向往民风醇厚、民气质朴的成化、弘治时期，对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宗藩侵占庄田，豪家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的贫富不均加剧，流民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不胜忧虑。他在一篇写于嘉靖后期的记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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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3 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道化汪涉，风气纯古，上下俱欲休息乎无为。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为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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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5 成弘间之风俗醇厚，盖亦有然。朱元璋揽军国大权于一身，不设宰相，诏以为恒制。以刚猛治国，号以为矫元代之弛缓。但过于残刻，洪武初年连兴大狱，官民怖慄。建文起而纠之，上下稍苏。但不一二年而成祖兴“靖难”之师。成祖沿袭乃父，治术尚猛。又废黜建文之法以示己之正统与维护祖制，明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当敬守之，不可以变。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北疆，且因迁都北京，营建宫舍，国力不支。于是外示宽仁而内用严苛。仁、宣两朝惩永乐之失，转变国策，不再用兵北方，休兵养民，提高内阁的权力和地位，洪武永乐间高度集权、帝王个人独断的局面有所舒缓。并且多次下“宽恤”令，施行赈灾和蠲免租税。对成祖时得罪的官员，也下令宽宥和平反。官吏治理风格和民间风俗习尚为之一变，宣宗致被称为“太平天子”。但仁宣两朝以宽仁治国，虽有甚好的效果，但亦导致法令渐弛，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有，兵士逃亡严重，战斗力削弱。英宗朝国家多故，土木之役，对明朝的惩创尤为严重。可以说是明朝由盛渐衰的一个转折点。宪宗崇佛道，好方术，信用太监，专宠万贵妃，阁臣、六部多不得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内忧外患屡起。孝宗继位后，对成化朝的弊政有所纠正，主要措施及所收效果如史官所言：“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倖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91】史称“弘治中兴”。此时国力强盛，百姓晏安。治国风格宽猛适中，人民安居乐业，风俗较历朝为好。《明史》甚至综合、比较有明一代帝王之治绩，说明十六帝中，开国之洪武、永乐而外，可称者为仁、宣、孝宗三朝，而孝宗尤所称道。正德后诸帝，可称述者不多，明季之坏滥更甚。张居正提起风俗一事，一是说明他非常重视朝政之好坏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将正德、嘉靖以来风俗之坏归咎于政治之坏，为他的改革设想中教化方面的措施树立根据。这仍是儒家学者以政治之美带动风俗之厚，以风俗之厚促进政治之美的传统路数。二是他综合当时形势的各个方面，对嘉靖之后的风俗与与之相连的政治前景充满忧虑。在此《记》的末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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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7 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吾安知继今以往，其将变而厌弃今俗，以复古之敦庞简易乎？抑将变而愈甚，以至于莫知其所终乎？后之治者，非随俗救弊，又将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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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89 今后政治之美恶不可逆料，所知者亦在不能因常袭古，据民之所愿，时之所宜，对以往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振刷兴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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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1 张居正之为儒家，还表现在他对学校的重视上。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改革思路，集中体现在他万历三年所上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在这篇重要的奏疏中，他提出了整饬学校的根本主张，这首先在于全社会重新认识学臣、学校的重要性。他指出，强国之本在人才，作养人才在学校，学校办的好坏在学臣。明代建国之初极重学臣之选，充任此职者，不独学行皆优，且能正己肃下，敢于建言。故多海内名流，多能以道自重。士习儒风，端然有古人意。但演至后代，人多争趋阁臣部员，渐渐视学官稍轻，学官也渐不能自重，故多弊行，不能服士子之心。提学等官，亦多不管政情士风。职掌既无关大政，人亦不以重任视之，甚至以学校为养老之地。“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蠢甚矣！”【93】他提出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措施，皆针对学官、生员之弊事而发，如除地方儒学外，不许别建书院。提学官不许借故生事，干请荐举。生员职在读书明理，除此之外，不许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重新申明讲说书义，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并明令务将颁降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诵习讲解，适于世用。有袭用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其他关于生员廪额、考校、奖惩、荐举等细目尚多。其中尤当注意者在第一条，因为此条与张居正关于民间讲学的态度有关。此条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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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3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拏解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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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5 所提各条甚为严厉。此疏之上在万历三年，可视为后四年毁天下私设书院之令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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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7 从这封奏疏中可以看出，张居正确实不喜民间讲学。他是以一个儒家正统派，一个总揽朝政的当权者的立场说话的。明朝嘉、隆以后，民间讲学盛行，尤其在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带，书院很多，热心于讲学活动的学者也很多。所讲多是儒家基本知识，特别是《四书》和《孝经》中的通俗内容。听众中各地方各阶层的人都有。这固然与王阳明的倡导、示范、推动有关，但更多的是由于经济发达带来的文化重心的下移，科举的广泛影响带来的儒学知识的普及，特别是由佛道的广泛传播带来的善书宝卷的大量印行、民间通俗讲唱等形式的广泛流行，这都使明代中后期民间的讲学活动空前活跃。但这也带来了五方杂处，各色人等混聚一处，无良之辈借听讲游食废业的隐患，更有借结社讲会的机会行奔竞干请之事。另外民间讲学所讲内容比较自由，便于创立新说，组成学派，这容易造成标榜门户，相互攻诘而构怨的结果。它不容易使士人沉下心来钻研经典，反身实践。张居正从便于管理天下士子，使其不违反朝廷的规定着眼，从统治的稳定和士人的纯良着眼，禁止民间讲学是很自然的。另外，在张居正看来，热衷于讲学者，不是科举的失意者，就是官场的放逐者，特别是后者，多有借讲学隐身待时，以图东山再起者，这类人更容易拉帮结派，与朝内的当权者为敌。这尤其需要注意。这大概是他反对民间讲学的主要理由。张居正被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人所批评，最大的原因在他禁锢了自由的精神，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破坏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关闭了在野者批评朝政的通道，为当权者镇压、禁锢士人提供了口实。这些批评在明代后期充满启蒙精神，热烈呼唤政治上和学术上的自由空气的时代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张居正所做的，仍是一个儒家学者官吏所会做的。他绝非法家人物，在明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也不会产生法家。而倍遭物议的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是大多数当路者采取的权略，不止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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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799 其实张居正对讲学的态度，在他给友人的信中有一个明确的剖白，这就是，聚讲不如默修，讲之口耳不如体之身心；与其鱼龙混杂，在讲学之名义下行非讲学之事，不如罢讲；与其横计是非，不如离是非而直切真正的儒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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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1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穀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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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3 这封信可以解释他整肃讲学的初衷。次年，他又在复友人论《春秋》的信中谈到对世儒讲学著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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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5 《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渐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尝欲论著其说而未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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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7 明言后人之传注异说纷纭，不如读《春秋》本文，与他在为学上崇实黜虚的一贯主张相合，而他的为学主张又直接决定着他作为当路者对民间书院、讲学的态度。这两封信写于万历七八年间，后二三年张居正即辞世，此后再无道及讲学者，可以视为他的最后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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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09 第六节　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的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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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11 张居正在儒学上的表现还见于他与儒家学者的交游。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态度。王阳明良知之学因与社会上普遍崇信的朱子学相牴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又因功高见嫉，招致不少人的忌恨，与朝中的党争又有扯不清的关系，一度曾被斥为伪学。阳明殁后，他之能否从祀一直争论不休。张居正在答南京提学御史谢虬峰的信中，表达了对王阳明的崇敬态度：“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乎日月乎！”【97】阳明从祀之题本久不答覆，是否仅因礼部尚书患病而稽迟不答，这里不详考。可注意的是，张居正斥诋訾阳明的人为好事者，斥反对阳明从祀的言语为粗浅可笑，甚至比阳明为日月之明。在同年复谢虬峰的另一封信中也说：“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98】从祀事大，匆遽间恐难议定；历史上的大贤得以从祀，亦大多在殁后多年。以张居正处事之稳健与警敏，也只得如此作答：阳明不能从祀，但亦不同意褫夺阳明的封爵等极端做法。张居正在世时，阳明未能从祀，但这恐怕不能归因于张居正之阴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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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13 张居正交游的阳明后学，有聂豹、罗洪先、罗汝芳、胡直、耿定向、周友山等人，其中以泰州后学为多。而其所厌者，恐亦不在少数，尤恶者为何心隐。张居正所喜者，为平实有用之学。此所谓有用，非仅礼乐兵农之实用之学，也包括身心性命之学。张居正并不一概反对理学，他反对的是标奇立异，欺世盗名之学。他在送泰州后学罗汝芳任宁国知府的赠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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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15 国家造士，率以理学风示宇内，缙绅硕儒，相与阐心性，析仁义，强志问学，烝烝盛矣。总之，烜赫焜耀，伟然追古贤哲，固可口悉而指计也。乃怀诡者，玄探隐索，以眩骇耳目，而夸侈无实，掠虚誉于声响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大都任本实者，诚以达才；骛空言者，辩而无当，此其大较。不可明见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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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17 他对罗汝芳的学问人品十分赞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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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19 唯德结发时，即肆力心性仁义之学，不为风习移易。其语人，深而非异，远而非侈，凿凿皆可底成绩。且自奉简薄，恶以物诱见污。探其蕴，莫之能穷；叩其衷，无不可告。沉然澹然，可爱而不可厌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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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9821 认为罗汝芳其人其学，都符合他所谓“任本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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