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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之一生，人品学问皆甚俊伟，即使政敌，对此亦无异词。后世虽对东林党人不无异议，但对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皆抱崇敬之心。此可谓盖棺论定。如江右学者邹元标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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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论世非无谈艺者，自公经义出，遂以为王瞿复起，握管者却步。世非无启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为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无登坛者，自公东林一辟，遂以为濂洛更苏，虚骄者愧耻。公虽不得尽其用，然所与天子宰辅争是非可否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非实以身肩斯道者，必不能。谓公一日树千百年计可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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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顾宪成之经义、奏疏、讲学语皆正大明晰，文采绚烂，为一代之宗匠。而骨鲠铮铮，所争者皆军国重事，与关乎儒学根本方向的重要问题。顾宪成生当明末，此时阳明后学之流弊日益明显，他着力做的，就是以儒学之全纠正阳明学之偏，恢复本体功夫全提、经学理学并重的为学格局。此意向于他为东林书院订立的《东林会约》中看得很清楚。《东林会约》一以朱熹手订之《白鹿洞书院学规》为蓝本，对《学规》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五教，“博学、审问”等为学次第，“言忠信、行笃敬”等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接物之要尽皆保留，为东林书院院规之主体，前加孔子与颜、曾、思、孟之要语，后加据当时学弊所特别强调之“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内容。对东林上承道南一派之学甚表承当之忱。顾宪成在《东林会约》跋尾中表露此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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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所条具，大都就白鹿洞规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发深感。追唯龟山先生之自洛而归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传得豫章，再传得延平，三传得考亭，而其学遂大显，皆南产也。淳公之言庶几其知命乎！龟山先生游吾锡，乐而安之，至历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先生上承濂洛，下启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与天地相始终，而先生之精神，又与四先生相始终。宜其有触而即应，不戒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后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后可以通天下万世之精神，所谓纽道脉、系人心，兴者而废，废者复兴，垂之弥久而弥新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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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顾宪成为东林树立的学脉是由杨时而及濂洛关闽，上而通孔子及颜曾思孟，是典型的正统派。他的一切理论，皆以此为根据，从此中展开、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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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儒家学脉中，顾宪成尤所佩服的是周敦颐和朱熹。顾宪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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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一周元公，结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张、邵、罗、李诸先生复相与后先主持于其间，天实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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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佩服此二人，以其一为理学之开山，一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而张程诸大儒，皆一时之杰，共同扶持此道，光大此学，于理学之发展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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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与横渠、康节一时鼎兴，气求声应，此吾道将隆之兆也。微元公，孰为之开厥始？流传渐久，分裂失真，于是乎有禅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将涣之兆也。微晦翁，孰为之持厥终？韩昌黎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谓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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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理学诸大儒中，顾宪成尤喜周敦颐之学，认为无后来诸儒之偏，最平正广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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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见处极高，便有玄语；伊川见处极正，便有拙语；横渠见处极深，便有艰语；康节见处极超，便有玩语；晦翁见处极实，便有滞语；象山见处极径，便有狂语。唯元公其不可及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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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甚至说《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之《中庸》，《通书》是周敦颐之《论语》，可谓推崇备至。周敦颐之《太极图说》、《通书》确实见道弘远，语意简赅，深刻隽永，为理学家中有数之著作。而以上指为小有瑕疵之儒，亦皆有其不可掩之光焰，其瑕疵处正是其独到处，如明道之玄，横渠之深，甚至康节之玩，皆其不可及之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是他们对理学的开发处、疏浚处。但周敦颐著作传世者太少，规模具而未能开大，须后来儒者阐释发挥，开山之功甚伟，但光大之力更是不能无。对这一点顾宪成并非无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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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当时者，程伯子也。所以为之推明其道，使得传于后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诸用，其源深；两先生显诸仁，其流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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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明道、朱子发挥、提倡、推明周敦颐之学的功绩，十分赞赏。顾宪成表彰宋代理学诸大儒，就是要突破当时阳明学者以语录之学为究竟，以阳明良知之教为唯一参究对象，离开了理学规模开大，义理弘深且学风笃实的传统这一局面，恢复儒学之全、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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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之表彰周敦颐，还有一个重要用意，就是纠治当时学弊，返回理学开创初期平正深刻、不拘不荡的规模。他认为周敦颐之学代表了此种平正深刻，而朱子和阳明都有所偏。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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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极图说》推明天地万物之原，直与《河图》、《洛书》相表里。《通书》四十章又与《太极图说》相表里。其言约，其旨远，其辞文；其为道易简而精微，博大而亲切。是故可以点化上士，可以锻炼中士，可以防闲下士，未尝为吾儒标门户，而为吾儒者咸相与进而奉之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尝与二氏辩异同，而为二氏者咸相与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尽矣，诚足以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束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徘徊，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殆亦不能无遗虑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逊元公也。然则朱子何如？曰：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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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直以周子为宋代之孔子，又以之为“三代以下之庖牺氏”【30】，可谓推崇备至。顾宪成又说：“周元公尚矣，明道、晦庵两先生各有独到处，未易以优劣论。”【31】皆置周敦颐于朱子之上。说朱子之学过于拘守，又以周敦颐为中行，明道近于狂，伊川近于狷，朱子则狂狷之间。将周敦颐的地位抬到如此的高度，殆不多见。他的意图在树周子为典范，倡导一种有本体有功夫，贯通天地人为一体，无门户壁垒，不易发生弊害，又指点亲切，文辞易简的学问模式。由此种学问模式反观朱子之学，则不无过于拘守处。在明末个性张扬，特重抒发个人情绪体验，竞言冲破范式，以严谨治学为陈腐旧套的时代，视朱子学为拘似是十分平常的。但顾宪成认为，当时最大的学弊并非拘，而是荡。荡者荡灭格范，荡涤轨则，荡佚礼法之谓。其最大的流弊在顺任自然，轻视兢业修为之实地功夫。此弊之害远大于拘守。此种情势的造成多由王门后学，但王阳明实为厉阶。故顾宪成认为阳明之学又逊于朱子。这里顾宪成完全是从纠正明末的学弊着眼去安排理学先辈的历史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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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平生用力最多的，是关于性善的论说，在《小心斋札记》中，在诸讲学语录中，在《当下绎》、《还经录》、《东林会约》诸书中，处处提掇性善之旨。还专门作《证性编》六卷，从各方面详论性善之旨，目的在破阳明“无善无恶”之说。此书为顾宪成性论的集中体现。卷一为“存经”，选五经、四书中论性之经典语，作为自己性论的标的。其中尤以孟子语为多。卷二为“原异”，推原释老无善无恶之说，与以上儒家经典中论性善之语对照。卷三、卷四为“罪言”，专列王阳明无善无恶之说。其“罪言”二字，已可看出顾宪成以无善无恶为儒家之罪言的立场。此两卷为《证性编》的重点所在。卷五、卷六则列与管志道论性之书信两通，下附管志道往复商论之书信，以见性善讨论中微细曲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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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的学问宗旨可用四字概括：性善，小心。顾宪成自言：“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32】问到自己的讲学要义，顾宪成也以性善二字作答，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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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此亦参之有年矣，参来参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这里参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参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参得完完全全，便是圣人。此事选不得日子，拣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办一副真精神，随时随地都是理会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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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论性，首明性之绝对，性之纯善无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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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极也；太极，天地之枢纽，万物之根柢也。为天地之枢纽，则天地不得而偶之矣；为万物之根柢，则万物不得而偶之矣。是故太极无对，性无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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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性为太极在人心中的体现，性是具体而微的太极。太极超越万物，与物无对，是绝对的善。性体亦超越具体的思虑情欲，是绝对的善。他在“存经”中摘述《易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及《书经》“唯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皆欲表达此意。而最高本体太极以下诸概念，如二气五行等，皆不可与太极并立。二气五行有善有恶，太极则为绝对的善，此善不与恶对。顾宪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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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极也；识神，阴阳也。以识神言，委是无善无不善，委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委是有善有不善，谓之无定体可也。若以性言，总只是一个善耳，谓之无定体，不可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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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强调性的绝对性，性为太极之表现，就是要将性善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以此纠治性无善无恶论带来的种种弊病。此点是顾宪成性论的注目所在。他甚至将此写入《东林会约》，作为对士子的特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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