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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极图说》推明天地万物之原，直与《河图》、《洛书》相表里。《通书》四十章又与《太极图说》相表里。其言约，其旨远，其辞文；其为道易简而精微，博大而亲切。是故可以点化上士，可以锻炼中士，可以防闲下士，未尝为吾儒标门户，而为吾儒者咸相与进而奉之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尝与二氏辩异同，而为二氏者咸相与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尽矣，诚足以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束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徘徊，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殆亦不能无遗虑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逊元公也。然则朱子何如？曰：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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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直以周子为宋代之孔子，又以之为“三代以下之庖牺氏”【30】，可谓推崇备至。顾宪成又说：“周元公尚矣，明道、晦庵两先生各有独到处，未易以优劣论。”【31】皆置周敦颐于朱子之上。说朱子之学过于拘守，又以周敦颐为中行，明道近于狂，伊川近于狷，朱子则狂狷之间。将周敦颐的地位抬到如此的高度，殆不多见。他的意图在树周子为典范，倡导一种有本体有功夫，贯通天地人为一体，无门户壁垒，不易发生弊害，又指点亲切，文辞易简的学问模式。由此种学问模式反观朱子之学，则不无过于拘守处。在明末个性张扬，特重抒发个人情绪体验，竞言冲破范式，以严谨治学为陈腐旧套的时代，视朱子学为拘似是十分平常的。但顾宪成认为，当时最大的学弊并非拘，而是荡。荡者荡灭格范，荡涤轨则，荡佚礼法之谓。其最大的流弊在顺任自然，轻视兢业修为之实地功夫。此弊之害远大于拘守。此种情势的造成多由王门后学，但王阳明实为厉阶。故顾宪成认为阳明之学又逊于朱子。这里顾宪成完全是从纠正明末的学弊着眼去安排理学先辈的历史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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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平生用力最多的，是关于性善的论说，在《小心斋札记》中，在诸讲学语录中，在《当下绎》、《还经录》、《东林会约》诸书中，处处提掇性善之旨。还专门作《证性编》六卷，从各方面详论性善之旨，目的在破阳明“无善无恶”之说。此书为顾宪成性论的集中体现。卷一为“存经”，选五经、四书中论性之经典语，作为自己性论的标的。其中尤以孟子语为多。卷二为“原异”，推原释老无善无恶之说，与以上儒家经典中论性善之语对照。卷三、卷四为“罪言”，专列王阳明无善无恶之说。其“罪言”二字，已可看出顾宪成以无善无恶为儒家之罪言的立场。此两卷为《证性编》的重点所在。卷五、卷六则列与管志道论性之书信两通，下附管志道往复商论之书信，以见性善讨论中微细曲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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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的学问宗旨可用四字概括：性善，小心。顾宪成自言：“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32】问到自己的讲学要义，顾宪成也以性善二字作答，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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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此亦参之有年矣，参来参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这里参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参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参得完完全全，便是圣人。此事选不得日子，拣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办一副真精神，随时随地都是理会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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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论性，首明性之绝对，性之纯善无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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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极也；太极，天地之枢纽，万物之根柢也。为天地之枢纽，则天地不得而偶之矣；为万物之根柢，则万物不得而偶之矣。是故太极无对，性无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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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性为太极在人心中的体现，性是具体而微的太极。太极超越万物，与物无对，是绝对的善。性体亦超越具体的思虑情欲，是绝对的善。他在“存经”中摘述《易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及《书经》“唯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皆欲表达此意。而最高本体太极以下诸概念，如二气五行等，皆不可与太极并立。二气五行有善有恶，太极则为绝对的善，此善不与恶对。顾宪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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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太极也；识神，阴阳也。以识神言，委是无善无不善，委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委是有善有不善，谓之无定体可也。若以性言，总只是一个善耳，谓之无定体，不可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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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强调性的绝对性，性为太极之表现，就是要将性善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以此纠治性无善无恶论带来的种种弊病。此点是顾宪成性论的注目所在。他甚至将此写入《东林会约》，作为对士子的特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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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立言岂不最精密哉？而犹不免于弊，何也？本体功夫，原来合一。夫既无善无恶矣，且得为善去恶乎？夫既为善去恶矣，且得无善无恶乎？然则本体功夫，一乎？二乎？将无自相矛盾耶？是故无善无恶之说伸，则为善去恶之说必屈；为善去恶之论屈，则其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虽圣人复起，亦无如之何矣，尚可得为救正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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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四句教之精义，已见前述。顾宪成对四句教的说解是否相应阳明本义，此处且不说，留待下文。这里要指出的是，顾宪成对性善说的强调，对无善无恶的批评，皆针对明末种种学弊而发，特别是王门后学带来的荡灭礼法、猖狂自恣与耽空守寂。他认为，如破了性善论，则一切功夫皆不从本体而生，必落在气上，无与于人之本心性地。自律之关防一撤，种种虚伪相循而生，小人、乡愿之归必不能免。他主张性善，提倡一切功夫必从性中开发，本体功夫合一，杜绝一切作伪。故顾宪成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批评性无善无恶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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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无善，则恶矣，却又曰无恶；谓之无恶，则善矣，却又说无善。只此两转，多少曲折，多少含蕴，一切笼罩包裹、假借弥缝、逃匿周罗、推移迁就、回护闪烁，哪样不从这里播弄出来。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谓之至善”，苟究极流弊，虽曰“无善无恶，谓之至恶”亦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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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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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四字，就上面做将去，便是耽虚守寂的学问，弄成一个空局，释氏以之。从下面做将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学问，弄成一个顽局，乡愿以之。释氏高，乡愿低；释氏圆，乡愿巧；释氏真，乡愿伪，其为无善无恶一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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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无善无恶，高洁的人以此为根据，适走入释道二教；卑污的人以此为根据，适走入顽钝无耻。关于前一路，顾宪成在《证性编·原异》中条举释道宗无之语多条，并总结说，佛经所载七佛偈及七十二祖转相嘱咐之语，总其大旨，不越无善无恶四字。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总以无善无恶为归。并就此批评阳明：“从上圣贤道性善，都是实实地就本体上指点出来；阳明道性无善无恶，却是虚虚地就光景上形容出来，一边作平常说，一边作玄妙说。只这些意思便会做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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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联，顾宪成也批评主张性无善恶的告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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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圣贤论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则”、曰“诚”、曰“中和”，总总只是一个善。告子却曰“性无善无不善”，便是要将这善字打破。自昔圣贤论学，有从本领上说者，总总是个求于心；有从作用上说者，总总是个求于气。告子却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便是要将这求字打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将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个空。故曰：告子禅宗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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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告子既无本体，又无功夫。与儒家传统大异。顾宪成还认为，告子之性无善无恶及食色性也，与佛教之目视耳听鼻嗅等，皆导致作用为性。并认为以无善无恶四字辨告子易，辨佛道难；因为告子见性粗率，佛道见性精微；辨四字于佛道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因为佛道自有宗旨，而阳明则以名儒而行告子、佛道之实，指斥阳明以虚见坏儒家之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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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甚至认为世间一切过恶皆由无善无恶四字而起，不过有高低、巧拙、入世出世之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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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得无善无恶之髓，老子得无善无恶之骨，乡愿得无善无恶之肉，胡氏之《中庸》、苏氏之模棱、冯氏之痴顽，得无善无恶之皮。外此拾无善无恶之唾而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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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胡氏之《中庸》”，指南宋胡宏对《中庸》的解释。胡宏说：“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適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并认为“孟子道性善”之“善”字，乃叹美之词，非与恶相对之善。胡宏此说遭到朱熹的批评，认为语皆有病。【42】“苏氏之模棱”，指苏轼《苏氏易解》中之模棱两可语，苏轼说：“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又说：“性之所在，庶几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至其言性，则曰：“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见性，而见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苏轼此言被朱子批评为：“孟子道性善，盖探其本而言之，与《易》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非但言性之效而已。”“苏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岂若圣贤之言，直示而无隐邪？”【43】“冯氏之痴顽”指唐末五代之冯道，先为唐参军，入五代后事唐、晋、汉、周四朝，历十君，居相位二十余年。又附契丹，亡国丧君，未尝在意。其得力者全在一句“事当务实”。务实则轻善恶之辨，出处之节。此为顽钝无耻。其实胡宏与苏轼不当与冯道并列，此处顾宪成所注目者，在昭明若持无善无恶，必陷于理论上之谬误。着眼于当世，他更认为种种错谬，皆起于无善无恶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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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有言，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唯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罣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且从而为之辞曰：理障之害，甚于欲障。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且从而为之辞曰：行于非道，乃成至道。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依违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者也。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就而诘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机缄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其亦奈之何哉！此之谓以学术杀天下万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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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还经录》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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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了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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