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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评论大旨相同，而文字少异，相互参看，四句教之旨可明白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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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顾宪成兄弟痛斥无善无恶，有其救治当时学风、士习及整个社会风气的苦心，但其以阳明为箭靶，大批其“无善无恶”，却是极不相应的。黄宗羲以为此种误解，全由王龙溪之四无说招来。其实，与其说顾宪成误解了天泉证道时王龙溪的四无之义，不如说顾宪成看到了王龙溪四无说带给明代中后期士林的弊害而思欲克服之。龙溪之累害阳明，不在文句之易致歧解上，而在其理论引发的后果上。从此点说，顾宪成之痛斥无善无恶，非误读阳明、龙溪，而是有意树一论敌而借以申说己意。阳明代人受过，其抱屈亦无可如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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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顾宪成自己的功夫要点，则“小心”二字可以概括。“小心”即儒家根本功夫——“敬”。顾宪成自名其书斋曰“小心”，用功之趋向已寄寓其中。《小心斋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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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子以小心名斋，必有取尔也。乃札中并未尝及此二字。曾一处及之，予又不能无疑，敢请。”曰：“吾所言无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牵名道姓耳，试体之便见。……《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谓也。”曰：“‘小心’是个敬。闻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无适。谢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似说得甚精。”曰：“总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尝不精？”曰：“世儒放胆多矣，提出这二字，正是对症之药。”曰：“这是百草中一粒灵丹，不论有病无病，却少它不得。而今只要实实调服，莫只把来做个好方子，随口说过，随手抄过，却将自家死生放在一边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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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宪成看来，性善之本体，必赖小心之功夫助成之，无功夫之本体，只是玩弄光景。本体之善必有功夫以实现之。本体一立，必强调功夫。而从二者之难易看，本体为本有，醒觉它全靠理论之指点与体认。故顾宪成之大力提倡“小心”功夫，与他极辩无善无恶之非一样，目的皆在纠正当时学弊，而“小心”二字特针对王门中狂放一路而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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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往往喜承本体，语及功夫，辄视为第二义。孔子当时却只任功夫。故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然则孔子之所谓功夫恰是本体，而世人之所谓本体，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见，下者只一场议论而已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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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反对只任本体，抛弃功夫，针对的显然是泰州、龙溪派下之人。顾宪成曾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李卓吾以何心隐为圣人。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54】又说：“东坡讥伊川曰：‘何时打破这敬字？’愚谓近世王泰州座下颜、何一派，直打破这敬字矣。”【55】所指斥者亦泰州派下之人。他之所以表彰周敦颐之“主静”、表彰道南学派之“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皆与他的“小心”宗旨有关，皆服务于他抑制蔑弃功夫、放胆行去这一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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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此点直接为后来刘蕺山承袭。蕺山批评泰州、龙溪“虚玄而荡，情识而肆”，及颜山农、何心隐“鱼馁肉烂”、“非名教所能羁络”，皆直承顾宪成。甚至清代学者的由王返朱，强调实学，顾宪成也可以说为其先导。顾宪成对王门后学的批评，由此所导致的明清儒学的转型，及他开创的东林学派对明末政治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顾宪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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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攀龙对东林之学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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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不久遭嗣父丧，服阙授行人司行人。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以所著《大学初义》献，欲施行天下，且上疏自谓读《大学》古本有悟，知朱熹之学专务尚博而不能诚意，议论多而成功少，甚至将宋亡归咎于朱学造成的萎靡不振之风习。高攀龙上《崇正学辟异说疏》为朱子辨冤，谓程朱之学，大要不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此乃孔子之教。穷理即博文，居敬即约礼，二者合一并进，即圣学之允执其中。并且在此疏中剖白自己所以表彰程朱之学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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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深忧焉。自世庙以前，虽有训诂词章之习，而天下多实学。自穆庙以来，率多玲珑虚幻之谈，而弊不知所终。笑宋儒之拙，而规矩绳墨脱落无存。以顿悟为工，而巧变圆融不可方物。故今日对病之药，正在扶持程朱之学，深严二氏之防，而后孔孟之学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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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朝廷明诏中外，非四书五经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从而一人心，同教化。此疏为高攀龙表彰程朱之学，用以遏制王学末流之泛滥，救时之弊的最初宣言。疏上，《大学初义》遂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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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王锡爵入阁辅政，排除异己，吏部尚书孙及吏部右侍郎赵用贤被讦去位，高攀龙疏劾王锡爵泄私愤，斥逐正人，并谓攻讦赵用贤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因此获罪，谪揭阳添注典史。在揭阳，官暇则课士改文，编《朱子语要》。到官七月即因事归家。归途中见止修学派的李材，与辩修身格物之学。抵家后作水居，读书静坐其中。有诗多首吟咏此时闲适心境，下引之一首可见一斑：“少敦诗书好，长嗜山水娱。一朝谢簪组，而来居菰芦。青山当我户，流水绕我庐。窗中达四野，喜无垣壁拘。桃柳植长堤，菱荷被广渠。徒侣有渔父，比邻唯田夫。虚堂白日静，恍若游黄虞。兀兀日趺坐，欣欣时读书。会兹动静理，常得性情舒。恬然以卒岁，去此将焉如。”【57】又广取释老之书读之，寻绎儒家与释老异同，谓：“释氏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58】认为“无”之静定，儒家与释老皆讲，而穷理尽心，为儒家独有，因为释老之宗旨，为求心之空虚，而儒家则穷万物之理，尽本心之性。故静坐功夫为三教所共，儒家并不讳言，而穷理为儒家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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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1604），协助罢官家居的顾宪成修葺宋杨时讲学旧址东林书院，讲学其中。并至周边常熟虞山书院、毗陵经正堂、金沙志矩堂、嘉禾天心书院、荆溪明道书院等处讲学。所讲内容多为“穷理”、“居敬”，与顾宪成之“性善”、“小心”宗旨相配合，人称“顾高”。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逝世，高攀龙为作《行状》，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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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子以来得文公，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指顾宪成），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来，见理愈密，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鸷，殆几于无我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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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顾宪成在儒学史上为不世出之人，对其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其间刘宗周来访学，返家后高攀龙曾作答刘念台三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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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理者，知本之谓也。仁丈云：一穷理焉尽之矣，诚然哉。理者心也，穷之者亦心也。但未穷之心不可谓理，未穷之理不可谓心。此处非穷参妙悟不可。悟则物物有天然之则，日用之间，物还其则，而己无与焉。如是而已。【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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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道无他，复其性而已矣。弟观千古圣贤心法只一敬字无弊。何谓敬？絶无之尽也。有毫厘丝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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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穷理即知本，即物还其则，敬为复性之关钥诸旨，对刘宗周“诚意”“慎独”学说之形成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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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改元（1621），起光禄寺丞，至此已家居二十八年。翌年升少卿，疏劾郑贵妃之侄郑养性与进红丸之崔文升。又上《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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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学》一书，既讲于经筵，入于圣虑，臣以为即此书反复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而广之，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不可不读也，再推而广之，先臣丘濬《大学衍义补》不可不读也。陛下尽心于三书，而帝王心法治法无不具备。夫然后知若何行政，若何用人，若何理财，若何治兵；人臣若何为正，若何为邪；臣下之言若何为是，若何为非，若何为似正而实邪，若何为似是而实非，皆了然于圣心，而后为明明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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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以《大学》之心性义理为行政之基础，严辨是非邪正。不久转官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此时东林名目已成，朝中党争渐趋激烈，高攀龙谓：“今日之事，未能用倒仓之法，唯有上下和衷，少杀其毒耳。”【63】主张默然融化，不可相持太急，以免激起更大争端。天启四年（1624），高攀龙升左都御士，上疏劾劾魏忠贤党与御士崔呈秀贪赃枉法。魏党借会推晋抚事倾害正人，东林派下之人斥逐殆尽。次年，毁东林书院，高攀龙被削职为民，家居以学自娱。曾有与友人书表明此时之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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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甚危，党人之危不足言也。年来履虎尾，反觉有用力处。现前於穆之真，绝无声臭，安得有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是刀锯鼎镬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练习纯是此件，即真无死生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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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置生死于度外。天启六年（1626）崔呈秀将高攀龙之名窜入诬陷周起元吞没赃款的疏中，遣缇骑逮治。高攀龙得信，自沉于池中，留疏曰：“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65】又留书给他的弟子华凤超说：“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66】崇祯初年，魏忠贤及阉党多人伏诛。赠高攀龙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学者修复东林书院。高攀龙所遗留的读书札记、讲学语录、书信、奏疏、及少量的诗歌，由弟子陈龙正编为《高子遗书》十二卷。所编《朱子节要》、《正蒙注》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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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为东林派下最大的学者，他的学术较顾宪成深入。顾宪成大节凛然，爽朗高明，但政治方面关怀甚切，哲学理论上所造不深。他一生汲汲竞辩者，为无善无恶一语，虽心仪周敦顾、程朱之学，但少有畅达之发挥。而高攀龙因在林下时间甚久，得以从容读书，故对朱子学有深入体究。加之资性沉郁善悟，学问有不断之进境。其所造开大深刻，在明末学者中为翘楚，与刘宗周并称大儒。高攀龙之学悟与修并重，心与理共尊，有明显的调和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倾向。他身处明末阳明学之流弊已充分显露，学者争言批评王门后学，思欲以朱子学救治之时，而阳明学此时已成滔天之势，其影响之深广遍一切处，故此时较为深刻、有独特思想理论的学者，不能不受王学影响，高攀龙之儒学，可以说是朱子学与阳明学两相调和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