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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易之性质上，郝敬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易本教人修德之书，整部《易经》即教人占者，但此占即以身自占，即学吉凶之理，非卜吉凶之事。故易为君子谋，非为小人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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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即占也。天地人物之理著，消息之数显，吉凶祸福之几决，斟酌损益之法详，参伍错综之义密。学者但思六十四卦名义，观三百八十四爻象，默识会通，天下事可坐而测矣，岂区区蓍策之谓占？善学易者，逐卦逐爻，以身自占，灼见吉凶从违之理活泼无碍，乃能知易。不然，说虽精，空谭而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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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只是提供给人一个虚拟的场所，使人身临其境而体会其中的道理。易即学，学即占，在这种释易系统中，卜筮本可束之高阁。《易大传》中的卜筮之法，只是显示易之构制，其中的吉凶悔吝断辞是为了定民志，劝善遏恶，此即神道设教。郝敬说：“卜筮者，易之小数耳。八卦成而易道大备。圣人因图书衍蓍策以写卦，征吉凶而定民志，劝善遏恶，神其道而设教也，非谓德不加修，只凭龟策耳。”【34】而言易者多越卦而谈蓍策，不过是重增一障，离易之本义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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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释易，一本义理之路向，但他认为理必借象而显现，故又重视象。六十四卦为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为三百八十四象。但象可旁通，故卦爻有定而其连类、象征无穷。而无穷之象皆理之表现。即象而识理，故象不可忘。此义郝敬反复言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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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者，圣人穷理尽性之书，理无形，性无迹，命无声臭，故圣人不言性与天道而言象。凡天地间昆虫草木无不取象，故其言曰：易者，象也。言象莫如夫子也。……理无形，因象显，非象无以通八卦之变，尽六爻之情。象设而学人执象，则又不得不示以易简之要，十翼所由以作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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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翼的作用在印证、疏通易象，指导学人因辞解象，因象会义。同时示人触类会通，勿拘为定局。如郝敬从易经本文中抉出许多言象之处，多有《说卦》中所无者，谓有一画言象者，有二画言象者，有三画言象者，有六画全体取象者，以便推扩象之包含，以同十翼相印证。由于重视象，郝敬对易学史上扭转学风的著名易学家皆有褒有贬。如王弼扫除象数，倡易简之旨，于汉易有廓清之功，但王弼易于象太疏略。程颐继承此风，专以义理言易，着眼于君子小人、治乱兴衰，但于天地人三极之道之广大，稍觉偏枯，亦可说象之推广还欠广泛。朱子纠程子之偏，但又卜筮一面提掇太过，以为卦爻之辞皆占，不知其占皆象。邵雍则有图有象而无理，或从数中求其所谓理，走入另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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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解易，取象极宽。在他这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皆象，层级越高，所象征的事物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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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者，大之极。犹太虚也。两仪者，仪，匹也。凡两皆仪，不问何物为仪也。两两成四，四即是象，不问何物为象也。有象皆可为卦，不必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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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既宽，至太极则无所不包。无所不包者人心也，故太极即心，易即心，心是赋予万物以意义者，而《易》是人创造出来的工具，其作用在表达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诠释。故《易》即心：“关朗曰：物不能自神，神之者，人也。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愚故曰：易有太极，人心之谓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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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地穷尽易象之变化，郝敬对王弼、程颐弃之不讲的互体、飞伏、中爻等释易体例也纳入己之解易系统，并以系辞之文印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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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有互有伏，所以尽易象之变也。《大传》谓二与四、三与五同功。杂物撰德，非中爻不备，互之谓也。爻不主初上，故互中爻以尽其变。天地之间，时行物生，圣人中天地而立人极，故变化在中爻取。互体，王、程诸子置而不讲，则象之不备者多矣。但各卦有用有不用，未可一例论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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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甚至将《易》来包容佛教道教。佛教本郝敬所反对者，认为佛道之精华，不过易之糟粕；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佛道只得易之一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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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圣人之言象也，唯一画而天地鬼神之奥毕。凡二氏所谓密义，由《易》观之，皆谭士所谓牙后慧。而吾圣人雅言，温文淡简；而佛氏蛮语诘鞠，千百言不了一义。然皆吾中国学士窃圣人义理文字为之缘饰，故真赝杂沓，雅俗混淆。有志性命者，何如反而求诸《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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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谓包贯，亦程颐“一部《华严经》，一个艮卦可了”之义。如：断缘息想、定慧止观何如《艮》，直下领悟、脱颖忘机何如《蒙》，事理不二、即妄成真何如《无妄》，六根圆通、妙净无染何如《咸》，忍辱行持、大慈无畏何如《谦》，诸行无常、四大本空何如《涣》之类。道家之守柔谦下、知白守黑之义，本易道所内涵。如《乾》之用九，群龙无首则吉，亢则有悔。《谦》、《豫》、《随》皆以柔道胜。诸卦亦多有刚以遇险，阴柔则吉者，此类皆可为证。而道教炼神驭气、养生延年之术，违反生死往来，造化之常之义，固《易》所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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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略竟。本节所论，以较重要的易学家的著作为主，理学家而以易作为其发挥思想之助益者，皆所不道。从这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易学家以义理派为大端。其解易之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即使是纯粹的经学家，也不能如汉唐及以后清代的易学家那样家法端整，体例精严，明代的易学家其易学中多杂有理道心性等内容。且虽皆从程颐《易传》朱熹《本义》出发，但多以程子专主理朱子专讲卜筮而反对之，对前人之易学可谓兼取杂糅。但皆自创体例，多以《系辞传》中所说宏大之理为解易之凭依，此理为框架，诸卦为此理之填充与例证。即使来知德深山玩易，深有心得而号为绝学者，其象数易学中亦不能不有相当多的义理解易的因素。此理学笼罩一世之影响，亦无可如何之事。就整个中国学术史着眼，在明代理学极盛的风气之下，易学家欲恢复经学合价值与学问为一，笃实解经不忘义理阐发，寓尊德性于道问学中，摒弃言不及义、破碎大道诸弊，其功亦不可没。视明代为经学极衰时代，是汉学家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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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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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类著作远较《易》类为少。《四库总目》著录10家，存目30余家。著录数只有宋代之半，存目数却远较宋代为多。这同样说明，明代诗学著作精粹者少，芜杂者多。其中最有价值者为朱善、《书传大全》、季本、李先芳、郝敬、何楷、冯复京诸家。本节概括地考察以上解诗著作，着眼于明代早、中、晚期解诗之风的不同，兼顾义理与名物训诂两大派。注意提揭各家在传统诗学问题如诗序，诗之传授系统，诗之美刺，孔子是否删诗，诗之正风变风，诗之赋比兴，及对朱熹《诗集传》的从违等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表显明代诗经学注重儒家价值观念的凸显和发挥，注重道德传统和知识传统的统一，在注诗体例上也更加多样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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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早、中、晚期解诗之风不同。早期恪守朱子《诗集传》，对毛传、郑笺所主张的诗序大力攻击，继承朱子详于诗意，略于名物训诂的路向。这个方面明初朱善的《诗解颐》四卷可为代表。朱善，字备万，号一斋，江西丰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此书承元代以来尊朱传统，解诗全以朱子《诗集传》之义为据，且不注重名物训诂，多以理学意思发挥。所重者在其中包含的修齐治平教训。故多先分论一诗之义，后总论数诗之旨。论诗义多顺原文疏解，论诗旨则多道德方面的发挥。如《关雎》三章，以为咏文王之敬，文王之妃大姒未嫁时之淑。而对敬淑二字则以理学大事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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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敬则能静存动察而无一时之或怠，无一事之或忽。其自强不息以此，其纯亦不已亦以此。此所以为乾之健也。能淑则能事上接下而无一事之或愆，无一理之或遗。其配至尊也以此，其奉宗庙也以此。此所以为坤之顺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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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此书总论《周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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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者修齐治平之道，本之于天子，达之于诸侯。表立于此而天下无不知所取正焉。法立于此而天下无不知所取则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关雎》而《螽斯》，其诗作于宫中，此身修家齐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诗作于国中，此家齐国治之效也。《汉广》、《汝坟》，其诗作于南国，此国治天下平之渐也。若《麟趾》则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终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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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周南》、《召南》与《大学》之义旨相表里：《大学》是言修齐治平之理，二《南》是言修齐治平之事。《大学》是立法以教人，二《南》是圣人将己之心得推行于风俗教化。此种解《诗》方向贯彻于全书，其理学气味十分浓重。其中某些解释也有据他人驳正朱子之处。由此看，朱善读书甚多，考据亦非不能，不过未注目于此罢了。故《四库提要》说：“其书不甚训诂字句，唯意主借诗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42】并认为他沿袭了元代儒者的笃实学风，非明中期以后空谈高论所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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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学著作重要者还有《诗传大全》一书。此书为胡广等奉敕所撰之《五经大全》之一。按四库馆臣的说法，此书乃取元儒安成刘谨之《诗传通释》稍作损益而成。根据台湾学者杨晋龙的研究，此书是以《诗传通释》为底本，又采入罗复《诗经集传音释》的“音释”及“名物图”，曹居贞《诗义发挥》、朱善《诗经解颐》的解说。地名则依《皇（明）朝郡邑志》注出明代地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条目录自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形制体例则主要依《诗传通释》。【43】从总体上考察，前人谓此书“抄袭”，不为无据。但此书体裁本为撮抄改编，以现代著书体例为据，说此书“剽窃”，却是言之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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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书将原分隶于各篇的小序合为一篇，又全录大序之文，置于诗序之《朱子辨说》之下，表示重视朱子后来关于诗序的意见。因为朱子旧本《诗经集传》篇首有小序之合文，后因宗郑樵之说，反对小序，新本中已全部删去。但《诗传大全》不删小序，说明它仍然信从诗经学史上曾经发生了相当大影响的诗序，不全随朱子步趋。《朱子辨说》与大小序并录于篇首，说明《诗传大全》尊诗序与反诗序两存之，待学者自为去取。另《诗传大全》卷首列《诗传大全纲领》一篇，内容为诗大序及《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及二程、张载、谢良佐、朱子论诗之经典语句，其下系以孔颖达、辅广、刘瑾、朱善、李樗、吕祖谦等人的论诗之言，作为全书的指南。其以朱子为主，不专注于一家的解诗原则亦可以概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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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撮抄，此书本不足重，但它所编集者，皆重要思想家的传世之作，其收集资料之功，不可全然抹杀。另外，从其去取损益中可以见出明代前期因革之据。最为重要的是，此书为明代科举功令，乃士人必读之书，影响一代诗学之走向甚巨，从中可觇明代学术之盛衰因革，故仍是明代最为重要的诗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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