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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本的《诗说解颐》是明中期重要的解诗之作。此书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义理训诂并重。卷首有《总论》二卷，对于诗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如大小序、诗之六义、诗乐、孔子是否删诗、诗之章句音韵、诗之传授历史等，都详引载籍，予以说明。如大小序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诗谱》谓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而何为大序、何为小序，分法不一。《后汉书·儒林传》谓诗序乃卫宏所作。而郑玄以为小序本为一整篇，毛公分置于各诗之首，则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卫宏为增广润色。《隋书·经籍志》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更相润色。程颐说大序是孔子所作，而卫宏之序与古序本为两篇，后人混为一篇。朱子注《诗》有两稿，初稿宗诗序，后乃从郑樵，攻诗序，作《诗序辨说》，以为诗序本非经文，原自为一编附于经后。因当时齐鲁韩诗与毛诗并行，读者不尽信。至毛公引以入经，且置之篇端。三家诗亡后，抵牾之迹不可复见，人以为序中所言乃诗人作诗之前先有此命意，诗因序意而作，遂不敢拟议。后之读《诗》解《诗》者甚至发展为“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44】明代以尊朱故，信诗序与攻诗序遂为不可回避之问题，注诗者亦因之分为两派。季本解《诗》，明言反对序分大小，更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也非孔门宗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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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毛诗大序本与《关雎》序合为一篇，无大小之异也。……大序之言杂取《礼记》、《周礼》之文，似皆后人所掇拾。而以一国之事言风，天下之事言雅；又以政之大小为二雅之别，则于经义多有不合。此决非子夏所作也。至于小序，则其失又甚矣。太师陈诗之后，虽或国史主之以入载籍，未必亲作。《诗》且类为之序，而义复多违。观其文辞重复，非出一人之手，盖必经师之所次辑。【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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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合理之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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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之六义，大序谓：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者，以文辞而谏诤，即“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风有正风、变风。正风者，治世之音，以安乐之音表现政治和美。变风者，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以怨怒和哀思表现政治之坏。雅亦有正、变，其意同风，大序谓：“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大序又说，风雅的区别在事之大小、诗之广狭：“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而小雅大雅的区别在所言政事的大小。所谓颂，即对盛德大功的赞扬之辞，而此类赞辞多半是告于神明之前的。风、小雅、大雅、颂谓之“四始”。季本的解释在于突出风雅颂为经，赋比兴为纬之意。经者主体，纬者辅助，经者诗之本身，纬者诗之修辞手段。二者在诗中的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另风雅颂三者虽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但此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三者可以相兼。赋是直述事由，以尽其情状；比是即物为喻，意在言外；兴则因物发端，引起下句。而《诗经》中三者有相兼之例，如《大雅》之《嵩高》，有“其风肆好”句，是雅兼风。但因作者在雅，又非私讽之辞，故在雅。又如曹风之《鸤鸠》，四章皆为赞颂之辞，是为风兼颂。但以作者在风，又非面陈之辞，所以仍在风。此外，季本认为此六义为诗之体制，非与兴、观、群、怨一一对应，说某专对兴，某专对怨。亦反对以一国事言风，以天下事言雅。以政事之大小分大雅小雅，亦所反对。至于以王道之盛衰言正变，尤所反对。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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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武西周之盛世则为正，成、康以后治化不及西周则为变耳，窃疑之。《破斧》之在豳风，《淇奥》之在卫风，《缁衣》之在郑风，《车攻》之在小雅，《烝民》之在大雅，皆歌咏盛德之言，不可以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时，宣王中兴之日，平王靖难之初，犹存先王之旧，而皆谓之为变，其心亦近于不广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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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治乱相寻，其间情况复杂多变，非非此即彼。诗之美刺，更非一律，殊难截然相分。他质问道，正变之说本非经文，序说有之，其根据何在？况今本列于风雅之诗，意指有差讹之处，划其为正为变，未必皆得其所。此质疑深中窽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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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删诗，《史记·孔子世家》谓诗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其可施予礼义者，存三百五篇，皆配以音乐，以求合雅颂之音。此说为孔颖达《毛诗正义》所沿袭。【47】季本大体认可孔子曾经删诗之说，他要解释的是为何今本《诗经》，国风只有十五国之诗。他认为，孔子删诗之时未能尽得天下诸侯之诗而加以删正。如真有三千篇，孔子决不会只选十五国之诗。他的解释是，周之昭王宣王盛时，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未废，诸侯乐以其诗献上。后王道渐衰，天子不采诗，诗之在诸国者多未录于周之太师。有些小国，如邾、滕、纪、莒等，或其国无诗，或其诗不足录，故只选定十五国之诗。另外，孔子删诗之时，已有文武成康盛时之诗。这些诗先已有题名，不待孔子删时定名。这些诗占有一定比例。当时孔子所删的，主要是内容上不足观者。郑卫之音，孔子本已删去，但秦火之后，《诗经》不全，汉儒取传于里巷狎邪之口者补入，以足三百篇之数。故现存之诗非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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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各篇之顺序，旧说多以为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时所说之顺序。季本反对此说，认为毛诗之顺序和《左传》偶合，或毛公之学与左氏之学同出一宗，二家之学相闻。不能将《左传》当成毛诗排序之根据。季本之所以不以《左传》为根据，是因为他认为《左传》此段描述各国之风特点的言论，浮泛虚夸，非为正论。如以秦为能大，以魏为明主，以豳为周公之东，以小雅为周德之衰之类，皆未为笃论。而《诗经》中十五国之顺序，秦火之后多错乱者。或风中杂雅，或以雅而杂风。二南三颂之顺序，也非孔子删诗时之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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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之传授系统，季本引《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孔颖达《毛诗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诸书所记，加以折衷，认为子夏传孔子之诗的说法可信，但毛公之诗未必传自子夏。因毛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通处，子夏在孔门以文学知名，又从事于切问近思求仁之学，孔子谓其知诗，可知子夏深于诗者。其传于毛公者必不如此浅陋。或毛公得于子夏的学生，数传之后大失子夏之旧。或谓子夏四传至荀子，此说亦无确据。关于毛公传诗之说，季本信从孔颖达的说法，认为大毛公作传，小毛公受其传而为河间献王博士。自三家诗亡，毛诗独行，后郑玄之笺，孔颖达之疏皆宗毛氏。至朱熹始辨毛说之非，又因朱子在科举中的独尊地位，宋以后《诗集传》独行，毛诗始废，诗亦不以毛定名。但季本解诗不主朱熹，主张从各本由己心绎去取，不尽用旧说。他尝说：“嗟夫！诗学之失传久矣，所幸遗经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辞而绎之，以意逆志，当自跃然于心目之间，岂待传注而后明哉！今于诸篇下首标经旨，不尽用旧说也，庶以见其意不远于经文而可求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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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淫诗之说，宋儒解诗多从小序，以为诗皆含美刺之旨。郑樵反对此说，朱子从之。如郑风之《将仲子》，小序以为刺郑庄公害其弟。郑樵则认为是一女子婉拒情人之淫诗。世之文士以为孔子删诗正乐之后，凡不遵礼义无裨风教者皆已不存于诗中，今之诗无淫诗。凡郑、朱指以为淫诗者如《静女》、《木瓜》、《采葛》、《遵大路》等皆用旧说穿凿求通，而指郑樵朱子为误。季本认为，诗之为教，以宣抒性情为主，与史书之以史实垂鉴戒者不同。故不应信从小序之说，篇篇皆有美刺。说《诗经》本无淫诗可，因孔子已删。但说今诗无淫诗则不可，因有汉儒在秦火之后之拾掇增加。世儒说今诗无淫诗固是拘泥于小序，郑、朱说淫诗本为《诗经》旧有亦昧于孔子删诗之意。他主张解诗“义有不通者须于经文中平心玩味以得其意，固不可偏执己见，而亦安可尽拘旧说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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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本虽主张不从旧说，于己心得经典原义。但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又全然信从，实际上是虽不尽信毛公、郑玄、孔颖达、朱熹之说，但不敢不从孔子删诗之说，尤不敢不从孔子删述之后淫诗已纯然无存之说。仅就此点看，他仍有无根据地美化圣人之嫌。但诚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季本的《诗说解颐》“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凡书中改定旧说者，必反复援据，明著其所以然。……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而此书的意义，除在《诗经》学上的创获之外，在于通过它，“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50】诚为有得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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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诗学著作可记述者还有李先芳的《读诗私记》二卷。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湖北监利人，寄籍濮州。嘉靖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此书非系统的解诗之作，卷一总举其解诗的指导思想，卷二标举每篇大意。篇幅虽小，而创获良多。他总的解诗思想是，反对诗序曲解小雅一概归之于美刺，也反对朱子对小序矫枉过正，曲解郑卫之风，太半归于淫辞。两者都有偏颇。他欲循孟子“以意逆志”之读诗法，折衷其间。他有《读诗总论》一篇，标明他解诗之注目所在，特重夫妇之道。他认为周室王业之奠，在后妃之德，故二南以《关雎》为首；周室丧乱之由，在幽王专宠褒姒，故大雅以《瞻印》、《召旻》殿后。诗序如此，其有深意寓焉。另十五国风中，言妇行邪正者八十余篇，几占国风之一半。二雅中极赞大任、大姒之贤，备道褒姒之害，鲁颂中赞扬后稷之母姜源，皆重妇德之意，可谓《关雎》之续篇。此中可以看出《诗经》全经之大旨。另有《读诗之法》，表明他重视于男女、夫妇上体会诗之教化之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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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志之过也，而况邺、鄘之末流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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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情欲乃人之本能，极易流荡失正，须有人伦为之范导。故孔子删诗不删此类诗，为的是以此垂鉴戒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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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意亦可反驳朱子以此类诗为淫佚之人所自作的说法，主张对此类诗要有分别，有淫奔之人自道，有刺淫奔之人之作。他有《朱注国风多淫奔之辞》一篇，专明此意，说朱子《诗集传》国风之注，认定为男女淫奔自叙者二十四篇，其中如《桑中》、《东门之》、《溱洧》、《东方之日》等，小序本以为刺淫，这些诗朱熹以为淫者自作，尚不至大谬。而《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有女同车》等，小序指为他事，因为其中无一字及于妇人，而朱熹皆以为淫奔之辞。李先芳质问道：“如果出于奔辞，小序何讳不以直言，而概以他事；如果不出于奔辞，文公亦何所据，类坐以淫荡无耻之事？然则孔子之删者竟何事也。毋亦惑于郑卫之音，执泥臆见，而使圣经为诲淫之具乎？由是俗儒不以训后学，主司不以命题取士，遂使郑卫古风，应读者才十之三耳。”【52】平心而论，朱子的认定并非无据。历来注诗者对此众说纷纭，多有与朱子意见相同者。李先芳据小序驳朱子，亦不能服朱子，因为朱子本来反对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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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可注意的是，李先芳对待诗序的态度与朱子大异。他吸收了马端临的说法，主张雅颂之序可废，国风之序不可废。因为雅颂各篇意旨容易见出，如《文王》、《清庙》、《维天之命》诸篇，记文王受命、享祀之典等，辞旨明白。小序所说敷衍附会，反成赘疣。国风则不同，往往意在言外，不读小序则无以明。如《芣苢》，全篇说采芣苢之情境，而实际上抒写妇人得子之乐，于中见出后妃之德。而不读小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则不知此义。又如《黍离》，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小序则曰：“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此义须通过小序而明。从这里看，李先芳解诗仍多遵信诗序。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朱熹对待小序的态度，指责说：“朱文公解诗依古经文，附以己见，中间依小序者才十之一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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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诗之正、变上，李先芳又与小序大异，反对诗分正、变。他承元儒刘谨之说，认为诗本无变风变雅之名，说：“孔子删诗原情据理，顺其自然，故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非故以何者为变，何者为正也。”【54】诗分正变，是后人据政教美恶、人事得失拟议诗，殊失诗之本真。如果硬要将诗分成美与刺两类，以美为正，以刺为变，也只能据各篇诗意来定，不能以时代来划分。旧说以二南为正风，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以《鹿鸣》至《菁菁者莪》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黄》为变小雅；以《文王》至《卷阿》为正大雅，《民劳》至《召旻》为变大雅。正风正雅皆文王、武王、成王时之诗，周公并为之定乐歌。变风变雅皆康王、昭王以后之诗。此种以圣王时代、圣王地域之诗为正，非此则判为变的分法，舍去陈诗的实际时代和地域不问，实在是不足深辨。他主张：“善读诗者不须问其篇章次第是非如何，但玩味圣人垂示劝戒之意，深于诗者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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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芳此书不专主一家，择善而从，议论平正，不妄生穿凿，有疑则缺。但所论不能旁征博引，稍嫌单薄。故《四库提要》谓：“其书议论平和，绝无区分门户之见。虽援据不广，时有缺略，要其大纲，与凿空臆撰者殊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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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为明代诗学重镇，他的《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是明代后期一部极有特色的著作。诗学乃郝敬家学，他自言：“上世学《易》学《礼》，至我先君学《诗》，男千秋、千石、侄千里、缌麻弟大采，皆受《诗》。”【57】又以诗中乡试，可见渊源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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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之《毛诗原解》，主要在反对朱熹注诗不遵小序，只依诗之文辞悬断疑似，后儒信从朱注，遂使诗学离开原意。他要恢复以序解诗之古风，故名《原解》。卷首有《读诗》一卷，总述解诗原则。郝敬以为诗不同于文，诗有蕴藉，不似文那样浅白。诗有悠扬委曲之趣，言外不尽之意，不能径情直解：“诗意深厚，正不贵明浅，或借古以讽今，或反言以明正，或托其人之口吻以发意中事，或漫无可否，述事以见意。体裁不一，要未有直发者。”【58】故读诗须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要以意逆志。此为学诗之第一义。而诗历今数千年，其志未易逆，须借前人关钥，而小序正是此关钥。故郝敬解诗首重小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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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所以高绝千古，惟其寄兴悠远。不读古序，不达作者之志与圣人删定之旨。后人疑序与诗不似，不似处正宜理会，诗所难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学者谬承师说，浅陋枯索，无复兴致可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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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又笃信成说，认为诗序中的头一句精当简约，是后数句的根本，后数句是申明首句之义。首句可断为子夏所作，后数句毛公增补：“诗序首句函括精约，法戒凛然，须经圣裁，乃克有此。”【60】解诗以小序之首句为纲领。故郝敬注诗之体例，于小序首句前增“古序曰”三字，小序其余文字之前，则加“毛公曰”以示区别，其下系朱子注以为批评的靶子。郝敬反复强调，诗为言志而作，而诗序之首句之所以言志，解诗不据小序，犹如夜行无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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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序首一句为诗人之志。诗辞明显，则序不及；但道诗所未言，后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废也。朱子必责诗中语为征，正与古序相反。苟诗辞已直，又焉用序为。如朱说，依样葫芦，都似重复语，书《序》所以孟浪正坐此，虽不用亦无伤也。若诗无古序，则似夜行，乌可少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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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书《序》，指朱子之《诗经集传序》。此《序》中明言学诗之法：“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按指十五国风）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以《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62】中无一语及于小序。郝敬认为，朱子之有此失，全在朱子忽视“诗言志”一语，以史传质疑诗旨，以文辞质疑诗旨。他甚至认为，朱子之气质性向不适合为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