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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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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尚书》类著作数量与《诗经》类著作大体相当，《明史·艺文志》著录88部，497卷。《四库全书》收录9部，存目40余部。宋以来的《尚书》学论争主要在四个问题上：今古文之争、错简之争、《禹贡》山水之争、《洪范》畴数之争。这些问题在明代主要表现为对蔡沈《书经集传》的拥护还是反对。朱子于《易经》、《诗经》都有专门的解经著作，《尚书》则只粗注二《典》，至《大禹谟》而中止。【82】在逝世前一年，朱子将注释《尚书》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蔡沈。蔡沈集十余年之功，完成《书经集传》六卷。此书集宋学之大成，是以理学解经的典型。书成后影响很大，被视为朱子学派的代表作。但因与古注不同处甚多，因而亦引致不少反对之声。如宋末张葆舒的《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的《尚书蔡氏传正误》、元初程直方的《蔡传辨疑》、余芑舒的《读蔡传疑》等，皆直指蔡传之失。而拥护者似乎更多。自元明两代此书被定为科举功令后，虽反对者仍不绝如缕，但拥蔡的著作占了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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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期的著名文士李维桢在为王樵《尚书日记》所写的序中说：“《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四库提要》谓此序中所说“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因经学发展至明代，受科举影响极大。笃实治经必循古义，趋附科举必用时义。古义、时义在解经体例与立意上均大有不同，拥蔡传者多遵时义，反蔡传者多遵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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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义最早且最重要的当为胡广等奉勅所撰之《书传大全》十卷。此书因功令所关，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四库全书总目》说：“《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此书。”此书亦纂辑撮抄之体，论者以为取自二陈氏者为多。二陈氏者，一为元代陈栎，有《尚书集传纂疏》；一为元代陈师凯，有《书蔡传旁通》。陈栎之书以疏通蔡传之意为主，故名“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名“纂”。又以为蔡传出于朱子指授，为表示尊朱，《尚书》每条下必置朱子的解说于诸家之前。如有申说己意处，则标“愚谓”以示区别。此书认为，朱子解说《尚书》，只疏释其可通者，遇有不可通者，则阙疑。而蔡传则全书通之，遇有不可通者则强解之。陈栎对此等处，皆依朱子与诸家意为之折衷。故此书虽属拥蔡之作，但不株守蔡传。陈师凯之书则不主训释义理，而以名物度数的考订为多。《四库总目》提要谓：“此书成于至治辛酉，以鄱阳董鼎《尚书辑录纂注》本以翼羽蔡传，然多采先儒问答，断于己意。大抵辩论义理，而于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皆在所略，遇传文片言之赜，只字之隐，读者不免嗫嚅龃龉，因作是编。于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其蔡传歧误之处，则不复纠正。”【83】可见此书对蔡传只是疏通、补充，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蔡传。因为此二书学有根柢，故主要撮抄此二书的《书传大全》比之《五经大全》中其他书为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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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传大全》以道学为指导思想，目的在为科举提供权威教本，这一意图贯彻于全书编纂之始终。卷首有《书说纲领》一篇，选二程、张载、朱子及滕和叔、程去华等人有关读《尚书》方法的语录。其中朱子的语录最多。所言主要在，读《尚书》与读他书不同，他书可以循序渐进，《尚书》则当下即大，故一开始就须有一个大心胸。其次，书中的名物度数等不可草草放过。如读《尧典》、《舜典》，其中的日月星辰之名，度量衡、律历之制；读《禹贡》、《洪范》，其中的山川、畴数等，须一一理会透彻。再次，遇有难通处，不妨先阙疑，不可强为之通。古今解《尚书》，强通者为多。须读古注疏，不可抛弃古注，处处以己意刻意标新。《书说纲领》对前人注《尚书》之佳作也有点评，如《东坡书传》固佳，但失之太简；林之奇之《尚书全解》固然详尽，但失于烦琐；王安石之《书经新义》失之穿凿，吕祖谦之《书说》失之纤巧之类，皆为之点出。最后特别告诫，文义贯通尚是第二义，更重要的是须体会二帝三王之心，并引滕和叔的话说，《尚书》之大意不过一个“中”字而已。“允执厥中”为始，“咸中有庆”为终。以此一字读《尚书》，疑义迎刃而解。从《书说纲领》以上的强调即可看出《书传大全》之编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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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书传大全》全文载孔安国《尚书序》和孔颖达对此序的疏来看，它确有兼容并包的意思。《尚书序》下，系以唐陆德明之经典释文，释文之后，引朱子语，对尚书今古文之来由、《尚书序》的真伪问题等都有论说。如在所引书序之后，《大全》说：“今按安国此序不类西京文字，抑或后人所托，然无据，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颇详，故备载之，读者宜考焉。”并未如蔡传一样，全删孔序。表明它虽拥蔡而不全废古注疏。但又选择朱子、吴澄、董鼎等人断孔序为伪之语数段作为小注，以为此声明之援据。此亦兼容并包而希望学者以尊朱之态度知所去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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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蔡的诸著作中，王樵的《尚书日记》十六卷，以其论经旨不失大体，名物训诂援据详明，为学界所称。《四库总目》谓：“兹编不载经文，唯按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复辟诸条，皆引据详明。”【84】王樵此书以治史之实证方法治经，以治经之价值阐发方法治史，欲两取经史之长而去其短。故他首先以《尚书》为史籍，说：“能以今事通古事，斯为明经；能以古文叙今事，斯为良史。《尚书》，经中之史也。”【85】意为，不能处今而料想古事，不能将经视为史，就不能真正地理解经。反之，不能将古史视为经，就不是好的史家。如汉武帝不能处今而料想古事，以《尚书》为专讲制度名物之朴学而不喜，故失之凿。司马迁叙战国秦汉事十分精彩，而叙五帝三代事则大有逊色，因为他有史才而无经学。叙五帝三代事则摭拾诸经入史，辞多笨拙，而以经外之见闻故事入史，又多陋劣。故于处今通古之道有所未逮。王樵的意思是，以处今通古之术治《尚书》，使《书》中事迹、名物一一疏通，不为空言，使人读经如读史般明白，事事如在目前。故蔡传是经体，不得不简明；己书是经之羽翼，务在详尽。职此之故，《尚书》中的事迹、名物、制度，皆采古注疏及他家之书以补蔡传之未备。其中事迹方面采录吕祖谦之《通鉴前编》最多。目的在于使读此书者“读其书如身在其时，论其世如事在于己。则虽制度、事迹有不可以久远难稽而略之者”。【86】另外此书中对朱子已有论说而蔡传未有涉及者，皆择其重要者一一摘出，足见尊朱之意。因此书诸多优异之处，故明代著名文士李维桢在谈到明代《尚书》学时对之褒扬有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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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王中丞公《日记》，裒辑百家之训诂，于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于科举之文。其中若精一协一，建中建极，禹箕演畴之法，汤尹谈理之宗，《召诰》、《周官》之义，微、箕抱器受封，周公居东、致辟之辨，本原学术，穷究性命，昭揭伦常，破除诬罔，有功于经不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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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经义考》也引张云章之语说：“《日记》字比句栉，讨论折衷，或并存众说，或定从一家，必求至当之归，而于历象、玑衡、地理，皆详稽而得其依据。”这些评论绝非谀辞，具见此书乃明代《尚书》学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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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王樵之方向而做专门之考订者，有陈第之《尚书疏衍》四卷。陈第之新见，大多得自心悟，然后以古注疏证之，不沿古注疏而为先入之见。他在此书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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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受《书》家庭，读经不读传注。家大人责之曰：传注，适经门户也；不由门户，安入堂室？余时俯首对曰：窃闻经者，径也。门户堂室自具。儿不肖，欲思而得之，不敢以先入之说锢灵府耳。读《礼》之暇，亦尝稍窥传注，大都明显易知者，先儒交发之；稍涉盘错，则置而弗讲。甚至句读之间，多有错误。是读与不读等耳。……口诵心维，得其义于深思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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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好学深思，不迷信他人成说，喜自悟自得之风格，固少年时即已确立。由于喜自悟，他的新见往往从他人不经眼处所得。如《四库提要》所举：“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移。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88】为其荦荦大者，其余百余条，多有发前人未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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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的《尚书疏衍》大受后人诟病者在他力辨古文《尚书》之不可尽废。如《四库提要》说此书：“唯笃信梅赜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于梅《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盖今文古文之辨，至阎若璩《疏证》始明，自第以前，如吴棫之《书裨传》、陈振孙之《书说》、吴澄之《书纂言》、归有光之《尚书叙录》，均不过推究于文字难易之间，未能援引诸书，得其确证。梅《尚书考异》虽多所厘定，颇胜前人，而其《尚书谱》则蔓语枝辞，徒为谩骂，亦不足以关辨者之口。第之坚持旧说，盖由于此。”【89】陈第此书卷一有文四篇，曰《尚书考》、《古文辨》、《引书证》、《尚书评》，专论古文尚书之不可废之意。其《尚书考》信孔颖达疏，谓梅赜所献为孔安国传本，张霸之书伪而梅赜之书不伪。且历数晋郑冲至梅赜之传授系统。其《古文辨》则驳吴棫、朱子、吴澄以古文尚书皆文从字顺，不似今文多诘曲聱牙，及吴澄以古文文字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不类秦汉以前文字，以证古文为伪。陈第对此一一加以驳斥，认为今文何尝不诘曲聱牙。更以大禹治水勒碑南岳，至宋末嘉定始出，至明嘉靖而始传，以证不能以中间数百年未见而判为伪作。谓孔颖达判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为知言。並斥梅以古文经为伪是拾吴棫、朱子、吴澄之绪余而诪张立论，其《尚书谱》之谩骂亦“非君子之言，实达人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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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书证》专采掇《左传》、《国语》、《礼记》及《论语》、《孟子》、《吕氏春秋》诸书中所引古文《尚书》，以证古文经不伪。他的结论是，被判为伪古文的二十五篇，只有《微子之命》、《周官》、《毕命》、《冏命》四篇未被诸书征引。而此四篇皆文从字顺者。他以为，善读《尚书》者，须善观其奇正。《尚书》之文，“或时而正，或时而奇。正而愚夫愚妇知之，奇则文人学士不能以句。而作者无心也。读《书》者遇奇而不求其正，值正而不求其奇。始也诵言以索意，既也得意而忘言”。如此方为深于《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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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尚书评》，一谓始皇烧书，《尚书》并未烧绝，民间多有藏者。故古文经今文经皆有诵习者。二谓《尚书》之文章乃千古之至文。自汉至今，文士必以太史公为大匠。太史公之文以奇胜，但叙写尧舜禹汤之事，则面对《尚书》，怵然而手拙，只好取典谟誓诰之文，稍变字句而照录之。盖其意未能包贯《尚书》之内涵，故文字亦不能畅快驰骋。他认为，《尚书》之妙，不唯在其为政事之府，亦在于其为道德之宗。至于文字之妙，体裁之雅，更足为后世之祖。如推为文章巨匠的韩愈，其名文皆法《尚书》：其《淮西碑》法《舜典》，《佛骨疏》法《无逸》，《画记》法《顾命》，皆词、意并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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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此书完成后，因与朱子相抵，窃不自安，尝致书当世名儒焦竑。焦竑复书，称此书“段段惬心，言言破的，真学者之指南，越世之卓见”。【90】于是放心付梓。观陈第之力辨古文尚书不伪，除其求真精神有以鼓舞外，更重要者在他对六经整体之人文价值的肯定，不欲其中的篇籍被排除在外。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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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本于事，事致于理，要以达上下之情，齐众寡之论，宣祇惧之旨，畅堙郁之衷，导之善所以禁其恶，约之正所以绝其邪。典、谟、训、诰、誓、命、贡、征、歌、范皆是物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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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他的《尚书》之学是合价值性与实证性为一的，非仅为考证之学。这和一些专着眼于考证而攻驳朱子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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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明确打出纠蔡传之偏、订蔡传之误旗号的有数十家，其中最有影响且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刘三吾《书传会选》六卷，梅《尚书考异》五卷，马明衡《尚书疑义》六卷，袁明仁《尚书砭蔡编》一卷，陈泰交《尚书注考》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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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传会选》由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勅撰。【92】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因早年考验天象，发现蔡沈《书经集传》所说之象纬运行，与朱子《诗集传》中所说相悖。其他如音注、字义等也有与邹季友之《书集传音释》不合者，于是征天下者儒相与订正。“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排诋；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93】具体改正内容，顾炎武《日知录》之“书传会选”条述之甚悉，并认为此书之体例，尚有古人注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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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唯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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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炎武对著书之矜慎及不轻许可，可知此书确有价值。【95】另《四库提要》考定此书非刘三吾集众儒臣之见解成书，而是刘三吾自己先有定见，不过与众臣参稽相编订而已。因为据《太祖实录》，与群臣论蔡传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而诏修此书在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五个月后书成。此书新见颇多，不能如此之速。另刘三吾序言称：“臣三吾备员翰林，屡尝以其说上闻。皇上允请，乃召天下儒士，仿石渠、虎观故事，与臣等共校订之。”观此，可知《四库提要》所说不无道理。另《四库提要》还认为，《书传会选》所署参与纂修者之姓名与《太祖实录》所记不同，是因为成祖后来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建文死难诸人及反对靖难之臣之名姓，重修时皆已删去。此点朱彝尊《经义考》已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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