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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诗殊关气质。元晦性地质直，气鲜圆通，故言诗殊非所长。诗多托兴，必认以为真；诗多婉言，必改使从直；诗多深邃，必牵使就浅。所以三百古序，无一能解颐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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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言之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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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解诗与朱子不同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在对赋比兴的解释。朱子解诗，极重视赋、比、兴，在诗之每一章下，都为标出。朱子释赋、比、兴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64】郝敬不仅反对朱子对赋、比、兴的解释，更反对在每一章下皆硬性标出。他对赋、比、兴的解释很富于哲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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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始于兴。兴者，动也。故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子亦曰：诗可以兴。凡诗未有离兴者也。兴者诗之情，情动于中发于言为赋。赋者，事之辞。辞不欲显，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铺叙括综曰赋，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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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心受物之感，情动于中而欲发为言者为兴，将此情落实为语言之铺叙为赋，而此语言不欲直白道出，寄托于同类之物曰比。因此赋、比、兴非修辞之法，乃诗之本体；非截然割裂，本圆通为一。由于此，郝敬言诗，于赋比兴特重其统而为一之意，认为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他反驳朱子“比有取义，兴不取义”之说，认为朱子所说之兴，实际上皆比，因所咏之物有寄托之故。郝敬所谓比，即寄托之意，并非两物有相同性乃可比，凡不直言其事而托言于他物者皆比。故朱子所言为兴者如关雎、鹊巢、凤凰、麟趾、黄鸟、鸱鸮、狼跋、鹿鸣之类皆比。他因此将《诗》之兴比拟为《易》之象，并兼斥朱子错会比兴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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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有比，犹易之有象。易义难言，以象像之；诗志难言，以比譬之。汉魏诸家言易象过于穿凿，及言诗比，全没理会。朱元晦所以误比为兴，其疏谬从来远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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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郝敬以凡托物皆比，故其比之义至为宽泛，故他又将比详细区分为取义之比、隐语之比，切响之比，会意之比等。此等区分不可谓皆无据，但切响之比义甚不通，如《殷其雷》之“殷”，借作殷商之“殷”，以雷比喻商纣之威虐；《桑中》“采唐”之“唐”，借为淫荡之“荡”以刺淫；《兔爰》之“兔”借为“毒”以表现悯周之情，此类皆过信小序，穿凿原意以与小序合，最终陷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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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亦因过信小序，特重诗之道德含义。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的树立价值标准，标举道德原则之意。所以他注诗，特别注重其中遏恶扬善之意，反对朱熹专以乐歌论诗；特别发挥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之说，重视诗以美刺为史之说，主张诗与《春秋》有同样的功用。郝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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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所为重，以道非以辞也。世多良史而《春秋》为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汉》也。世多骚雅，而三百篇为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则身所重可知已。是非不定以训，美刺不足以风，三百篇犹之夫诗耳。如古序言诗，灵龟宝鉴，万世常新。如朱子言，诗不必美刺，则扬葩掞藻，嘲风弄月而已，圣人奚取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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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反对朱子以《诗》为乐歌之总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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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皆古贤达闻人感事托兴、劝善遏恶而作。苟不关法戒，则圣人不录。三百篇皆治乱兴衰之迹，不独为歌舞之节而已。朱子拘于《论语》正乐雅颂得所之说，专以乐歌论诗，遍改古序。然则诗之为经，只如后世乐府俳唱之用，焉能为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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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郝敬却攻之太过。盖朱子并未言《诗经》全部皆乐歌，更未言乐歌仅歌舞之节而已。朱子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中考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明非仅乐府之俳唱。朱子确以雅颂为乐歌，说雅者，正乐之歌也。小雅是宴飨之乐，大雅是朝会之乐。颂是宗庙之乐歌，如诗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更非乐府之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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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郝敬为彰显诗之道德功能，特别凸出《诗经》的史书作用。认为《诗》与《春秋》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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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作《春秋》，皆本风人美刺之意。其删《诗》也，明好恶、辨邪正，稽理乱，与《春秋》相终始。幽厉以前，美刺在《诗》；平王以后，是非在《春秋》。《诗》微而显，《春秋》显而微；《诗》善言，而《春秋》言善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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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诗》与《春秋》共同记载了自文、武至春秋时代的史实，尽管其体裁不同。由此点看。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乃理解诗的关钥，孟子乃千古最为知诗之人。此亦五经皆史之意，不过所欲彰显者端在道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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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在关于诗旨的几乎所有大的方面都力反朱子，其中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他反对朱子郑卫淫诗之说，却甚是有力。朱子赞成诗之正变说，谓诗唯《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其德，故此地之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为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故此两篇独为《风》之正。自邶而下，其国之治乱不同，其国之人感而发为诗，亦有邪正之不同。变风自此始。【70】其中郑卫之诗，多有宣发淫佚之情者。朱子在其《诗集传》和《语类》中对此说之甚多。郝敬提出，对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要活看；要以孟子的“不以辞害志”的精神去理解。诗是言志的，诗中自然多男女之辞。如果善于以意逆志，则从靡靡之音中自能发现其志甚正，反之则满眼皆淫。郝敬说：“端冕而听，郑卫皆雅乐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丧志。故《乐记》曰：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71】他对朱熹以淫诗视郑卫之风甚不满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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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儒不达，谓诗多淫辞。必无邪思，乃可诵诗。夫使圣人删诗留淫辞，禁学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责直影也。……夫妇，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耻莫大于中闺。礼义养于闺门者最深，而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诗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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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指出，诗意曲折，不能仅从其文字直看，而要善于旁通。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辞为颂扬；《墙有茨》意本伤今也，而其辞道古；《小戎》、《东山》意在褒美，而无一句赞辞；《氓》、《谷风》意在刺恶，而无一句贬辞。此皆言在意外。故视郑卫之风为淫诗者，不达言外之意者也。郝敬这里的论说皆能自出手眼，不同流俗，可谓善读《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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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郝敬处处求与朱子不同，故对朱子的批评虽亦多有中肯之处，但出于故意立异处亦不少。其解诗总的说不如朱子广泛吸纳诗学成果加以悉心体察孤苦研究所得那样深切创辟，这与他僻处一隅，可读之书不多，闻见不广有关。这一点郝敬在《九经解》之总序中已有申说。且郝敬批驳朱子改小序，而他自己又过信小序，遇有按小序解不通处，必委曲生解，不免以经就传。加之对朱子攻剥太苛，《四库提要》谓其“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73】故弃置其书不录，存目之提要对其好处亦少有道及，此亦馆臣之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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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楷之《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亦诗经学史上一难得之书。何楷字元子，福建晋江人，天启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此书受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一语启发，认为诗虽以体制不同分为风雅颂，但皆因具体事而作。故诗三百五篇之年代与史事皆可一一考实。夏商两代直接之文献不足征，但周室先祖之诗藏在秘府，未曾遗失。孔子删诗之时，以诗中之所记，为商与周先祖事迹之文献依据。如公刘迁豳诸诗可以接续《尚书》之《五子之歌》中所述夏朝之事，歌咏王季、文王诸诗可以补《商颂》之缺。夏商之事，赖之《诗经》的记述以明。又如《尚书》所记止于周穆王，而《春秋》所记始于平王东迁。中间厉、宣、幽三王之事今无记，皆赖诗以征。所以诗可以看做《尚书》与《春秋》的间隙。其间之诗，可一一系之年代事迹。另外诗中散见之典章文物，与三《礼》所记无一不合，故《诗》亦可兼《礼》、《乐》。【74】何楷这一观点，看来受到明代“六经皆史”之说的影响。【75】他自述作此书的体例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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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循之行墨以研其义，既证之他经以求其验，既又考之山川谱系以摭其实，既又寻之鸟兽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订之点画形声以正其误，既又杂引赋诗断章以尽其变。诸说兼详，而诗中之为人为世若礼若乐俱一一跃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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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其中除文义的研索考求外，大量工夫下在名物训诂、字音字义辨别、及以大量经史之文的旁证上。但此书用功虽勤，方向定错。其中的错谬诚如《四库提要》所言：“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缺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稽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大惑不解，楷之谓乎！”【77】可谓一针见血。诸如此类茫无根据之事，如指《硕鼠》（魏风）为《左传》之魏寿余，《南陔》、《由仪》、《崇丘》等五篇，毛传以为笙诗，本有声无辞，今本多不录，而何楷一一为之指实，如指《草虫》（召南）为《南陔》，指《菁菁者莪》（小雅）为《由仪》，指《緜蛮》（小雅）为《崇丘》。此类《四库提要》指摘甚多。但此书的优点《四库提要》也明确点出：“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该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余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78】此评甚是精当。另此书以诗起于夏之少康氏，终于周敬王，共二十八代，每代皆有诗，故总二十八部，以二十八宿之名为各部之名。如少康氏之世有诗《公刘》、《七月》、《甫田》、《大田》等八篇，为角部。周敬王之世有诗《下泉》，为轸部，诗序的排列十分独特。后有“属引”一篇，自言仿《周易·说卦传》而说诗如此排列之由，且用韵语。此亦《诗经》史上少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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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冯复京所著之《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不主义解，专释名物，于明代一般注诗之家为别体。故在明代诗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所谓六家诗，即齐、鲁、韩、毛之诗与郑玄笺、朱熹集传。其中齐、鲁、韩诗已亡，存者余三家而已。而齐鲁韩诗，仍可从群书之引诗中得其仿佛，故仍名六家诗。此书卷首有序例，交待作疏之体例，首言此书之旨趣专在考释名物。对古今注诗第一公案之小序，认为非古经之旧，小序之作者，又古今聚讼纷纭，故对小序置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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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释名物，所下工夫甚大，首先其所释之名物，分三十二门，如天、神、时序、地、国邑、山、水、人体、亲属、姓氏、爵位、饮食、服饰、器具、布帛、宝玉、礼、乐、兵、舟车、颜色、艺业、夷狄、鸟、兽、鳞介、虫、木、草、谷、杂物等，诗中名物，包罗略尽。每门中所释之物有多有少，多者数十，少者数种。每一物下必注出篇名出处。并于每个古字奇字下，皆注出反切。字同用异的，两见皆注，以示不同。声异字同的，只注一音，以绝异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疏释名物，引用书目至为繁多。计有古今《诗》注60部、《礼》注33部、《乐》注10部、《春秋》注17部，以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小学》，下迨谶纬，共计经部引书240余种；正史、杂史、职官、地志、谱牒等史部书115种；子类引书更杂，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九流，下迨天文历数、兵法医方，无不包罗，计180余种；集部分总集、杂集，亦不在少数。引书虽多，但选择精审，考据详核。自谓：“此疏之设，本为明经。以经解经，譬犹以水投水，虽欲无合，其可得乎？故详加蒐辑，鲜或缺遗。子史文集，则简汰浮华，导扬指要。”【79】对历来诗注中有争论的地方，则援据古书，出以己见：“诗人咏物，据谣俗以属篇；先哲解经，缘师门而聚讼。所以种类纷糅，训故舛驳。予不揆梼昧，辄附管窥。庶或助锦带之挥麈，解青衿之疑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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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诗》之名物之专书，以三国吴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为最古。后人多有仿作。但因草木虫鱼，古今异名，加之递相注解，舛讹良多。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名物颇为注意，尽量加以释注。宋郑樵有《尔雅注》三卷，其中有草木虫鱼之释，但数量不多。朱子《集传》，名物多有解释，但务为简明，不多援据，故所注多简略。明儒注《诗》，多由义理。名物之注多且细者，冯复京此书为仅见。故《四库总目》对此点特为表彰，谓征引颇为该博，改正《集传》之误多处；议论皆有根柢，为征实之学。焦竑为此书所作之序，认为诗有实有虚。虚者为诗之宗旨，而说诗者往往以穿凿坐实；实者诗中之名物度数，而说诗者往往以孤陋而不注。至于草木鸟兽这类非援据不明，非参证不实的，往往置而不顾，故诗之真正意旨难求。冯复京此书，“取疏略而广之，缀辑昔闻，参以新义。自鸟兽草木而外，如象纬、堪舆、居食、被服、音乐、兵戎，名见于经者，种种具焉。足以补陆（玑）郑（樵）之遗而起其废疾。至诗人之意则存而不论，俟读者虚心而自得之。此于孔门之言诗，不庶几近之也哉？”【81】这篇序对冯氏卓异之处指陈甚为明白，对他在诗学史上的贡献评价恰如其分，可谓深得此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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