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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大诰》、《康诰》等篇文辞，如流云杂雾，蒸涌腾沓，不可抟埴而自然烟润。孔书二十五篇，丰姿济楚，如砻石疑玉，刻木肖花，渐染妩媚之气。古言盘郁，今言清浅；古言优雅，今言高华；一览而尽者，今人之辞，三复而愈远者，古人之辞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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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人认为今文诘曲聱牙，他亦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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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篇与古人传神。其辞简朴无枝叶，是古时风气之醇浓也。其诘曲不畅快，是古人胸次之盘郁也。其更端层叠，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辉敛彩，晶光自尔艳发。气若断续，而悠然条畅。此古人生气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浅松泛，边幅整齐，无复昧爽氤氲气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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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以文字风格是否统一来判今文古文，认为今文《尚书》乃虞、夏、商、周四代原文，故文字不统一。古文《尚书》属一手伪造，故文字统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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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书四代文字一律，必无此理。《诗》如商颂缜栗而渊瑟，周颂清越而驯雅。二代文质之分也。《诗》既尔，《书》亦宜然。若以《伊训》、《太甲》与《康诰》、《大诰》诸篇并列，先后、文质倒置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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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孟子》中引《书》与今文文字风格相近来证今文是真：“诸传独《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书》如《太甲》、《伊训》、《汤誓》等语质直而少逸响，正与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征伏书是真，孔书是假。”【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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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由反对古文尚书进而反对朱子读《书》之法，更进而反对朱子整个思想方法。朱子因《尚书》乃上古之书，流传既远，其中多有不可晓者，主张此等处不可强解，置之阙疑可也。郝敬认为，朱子以为不可解者，多在今文内，朱子又不甚区别今古文。朱子认为易解者，皆不必解之伪书；朱子认为难解而暂阙者，正是《尚书》原籍。朱子此种倡导，是弃嘉谷而收稂莠。另外他认为，某些篇章朱子之所以不可晓，是因为朱子读《尚书》之法有误。他主张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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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难读，首当观世代升降与先后治乱，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予读《书》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读《易》亦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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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先读《序卦》，读《书》先读古序，《书序》（按指孔安国之《尚书序》）无足观。先考其世代、篇目，详其命篇本意，乃读其文辞，条理血脉自然贯串。”【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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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朱子读《书》之法，甚至连带反对朱子整个治学方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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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谓《书》难晓，决无尽解之理。缘朱子凡事自末寻本，读书先看文字，以为易简指诀，不先质其世代，审其篇目。得则为偶合，不得则强世代从篇目，强篇目从文字。毕竟不解，解亦多误。如说《金縢》、《大诰》，直隔千山万水。解《诗》亦然，先解文字，后安排题目，焉得不尽改古序。解《易》亦然，但执爻象，都不理会序卦，焉得不疑《序卦》为假。讲学亦然，先穷尽天下事物，然后致知，焉得不割经补传。【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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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对朱子的批评，确实抓住了朱子笃信文字，喜好精微，先从细处入手的思想特点。但朱子因为有了此种方法，所以于古典之诠解创获甚多。对此似不能指斥太过。至于经学上的分歧，见仁见智，亦不必指责朱子方法不对。不过郝敬此处所说的先掌握世代、篇目，详其命意，却不失为读《书》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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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尚书》学著作，除详注全经及总论整部《书》经的通释性著作之外，尚有对各篇进行注释发挥的著作。这些著作多集中在《禹贡》之山水、《洪范》之畴数的争论、辨正上。此类书至两宋之后而加多。《四库总目》经部书类之篇题曰：“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同异。班固索《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对其蔚兴之由，提揭可谓精切。朱彝尊《经义考》中著录明代关于《禹贡》、《洪范》的著作甚多，《四库》多不收。《禹贡》存目的有韩邦奇《禹贡详略》无卷数，郑晓《禹贡图说》一卷，《禹贡说》一卷，王鉴《禹贡山川郡邑考》四卷，俞鲲《禹贡元珠》一卷，胡瓒《禹贡备遗增注》二卷，茅瑞征《禹贡汇疏》十五卷，艾南英《禹贡图注》无卷数，夏允彝《禹贡合注》五卷，许胥臣《禹贡广览》三卷。其中最重要的是郑晓、茅瑞征、夏允彝三家，今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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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禹贡图说》中有《禹贡全图》一幅，九州各疆域图一幅，贡赋之道图一幅；又有导山、导水图十四幅，每图皆附以解说，后载《禹贡》全文，故名《图说》。《四库提要》谓：“其中精核可从者，胡渭《禹贡锥指》每征引之。然核其全书，实多疏舛，渭未及一一辨也。”【109】其《禹贡说》是对《禹贡》全文的解释。其中有几条为阎若璩《潜丘札记》所取。《四库总目》对此二书评价不高。但仅此几条，已可说起到“互相补苴，以证同异”之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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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瑞徵之《禹贡汇疏》，前有图经二卷，上卷取郑晓图二十四幅，下卷为自绘图二十四幅。附录一卷，多采大禹神怪之事。其自序称，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对《禹贡》山水所释初得其梗概，但多有舛错。如“三江”、“九江”的解释等。蔡传采摭多家之说而补订之，虽多有创获，但因务为简明，援据未能详尽曲畅。《东坡书传》及《书传大全》中皆有对前人疑惑问难之处。他在读《书》之时，对《禹贡》疑义尤所留心，摘录群疑，考以各书，详加参订，汇为此书。又，此书之篇幅在《禹贡》诸释义之书中是较大的，可见用力不小。但《四库提要》谓此书“征引浩繁而无所断制，动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滥。至其附录一卷，尽摭杂家之言，侈谈灵异，岂非说经之体哉！”【110】另此书值崇祯之末，多有借注经抒发拯危感时之情处，如其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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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禹贡》者，详九州之山川，则可供聚米之画；习浍渠之歧路，则可商飞挽之宜；察东南之物力，则当念杼轴之空；考甸服之遗制，则当兴树艺之利。而挈要于“底慎财赋”一语，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栉字比，执今图志疑古山川，此不离经生之耳食，何异孔蔡之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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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处皆自现实着眼，不尽在解经，故不为《四库》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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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的《禹贡合注》也是紧切时事之作。盖夏允彝当崇祯之末，福王政权曾召为吏部主事，辞未就。南都失守，投水死。自是一志存报效的烈士，非章句经生。况明末国事殷忧，亦非潜心著作之时。他在此书的自序中也表明以经学寓时事之意：“长偕陈卧子出入，见其留意博询，凡水泉之曲折，途径之分歧，必明昕而后已。因念即此是学，欲作地理图，仿朱思本意为之，益增其所未备，兼为之说。而于用兵险要、水利、屯田、城池、赋税尤加详焉。”而《四库》馆臣未能体此苦心，以纯解经之著作例之，故对此书评价不高，说“是书证合时务，指言得失。又杂取《水经注》及诸家小说，旁载山水形状及诸奇异，似乎博瞻，实与经义无关也”。【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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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述此两书，意亦在知明末时固有以经学寓时事之一类型，以见明人理学之所贯注，其价值关切可说无不在矣，非屑屑以解经之儒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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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洪范》，《四库总目》只收录黄道周《洪范明义》一家，存目也仅吴世忠《书传洪范考疑》一卷，蔡悉《书畴彝训》一卷两家。《尚书》中的《洪范》篇，历来以为武王克商之后，访问箕子，箕子为陈治国大法之记录。因为是治国大法，所以历来受到上至帝王下至士人的关注，宋元以来为之作注者甚多。宋仁宗即有《洪范政鉴》十二卷。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洪范》，“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因自为注。”洪武二十年二月书成，名《御注洪范》。朱元璋曾对儒臣刘三吾说注此书之宗旨：“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朝夕省览。”【112】朱元璋此举为明代帝王重视《洪范》开其端。此后明仁宗有《体尚书》二卷，主要解释《尚书》中的《皋陶谟》、《甘誓》、《盘庚》等十六篇。明世宗有《书经三要》三卷，《明史·艺文志》谓：“帝以太祖有注《洪范》一篇，因注《无逸》，再注《伊训》，分三册，共为一书，已乃制《洪范序略》一篇，复将《皋陶谟》、《伊训》、《无逸》等篇通加注释，名曰《书经三要》。”并皆有序文说明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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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注《洪范》者不少，其中有以河图、洛书之数推演《洪范》之畴数者。此种方向可称为“衍《范》”派。《四库提要》对蔡悉《书畴彝训》的评论道出了此种方向的特点：“阐发《洪范》九畴与《易》象合一之理，盖即刘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之说。”另一种方向则是对以《易》解《畴》的反对，主张对《洪范》之文平心读之，笃实解经，反对牵合附会。对刘向、刘歆父子《五行传》中的增饰、附会之说进行批评。如杨廉《洪范纂要》之自序曾沉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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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易》出于羲、文、周、孔，其后乃有京房、郭璞之学。《范》出于大禹、箕子，其后乃有刘向、刘歆之学。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从而张之，使其为说遂与圣人之经抗衡于世，岂不可憾哉！学者诚取《洪范》本篇沉潜玩味，于五行、五事、休咎、福报之应，昭然可见，又何必牵合补缀以曲为之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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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献忠《洪范或问》不仅反对向歆父子《五行传》，同时反对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对五行的诡谲化、神秘化，及《书经集传》中对这种解释方向的沿续。他在《洪范或问》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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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自然之利可以养民者曰五行。后世谲其义，谓造化群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过论也！刘向《五行传》始穷其义以通变化，蔡子（指蔡沈）传其学，著《洪范皇极内篇》，以儒者之道缘之，厥后作《书集传》，遂旨趣五行，综其余论，不自知其陷于纬说之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