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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难读，首当观世代升降与先后治乱，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予读《书》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读《易》亦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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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先读《序卦》，读《书》先读古序，《书序》（按指孔安国之《尚书序》）无足观。先考其世代、篇目，详其命篇本意，乃读其文辞，条理血脉自然贯串。”【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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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朱子读《书》之法，甚至连带反对朱子整个治学方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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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谓《书》难晓，决无尽解之理。缘朱子凡事自末寻本，读书先看文字，以为易简指诀，不先质其世代，审其篇目。得则为偶合，不得则强世代从篇目，强篇目从文字。毕竟不解，解亦多误。如说《金縢》、《大诰》，直隔千山万水。解《诗》亦然，先解文字，后安排题目，焉得不尽改古序。解《易》亦然，但执爻象，都不理会序卦，焉得不疑《序卦》为假。讲学亦然，先穷尽天下事物，然后致知，焉得不割经补传。【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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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对朱子的批评，确实抓住了朱子笃信文字，喜好精微，先从细处入手的思想特点。但朱子因为有了此种方法，所以于古典之诠解创获甚多。对此似不能指斥太过。至于经学上的分歧，见仁见智，亦不必指责朱子方法不对。不过郝敬此处所说的先掌握世代、篇目，详其命意，却不失为读《书》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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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尚书》学著作，除详注全经及总论整部《书》经的通释性著作之外，尚有对各篇进行注释发挥的著作。这些著作多集中在《禹贡》之山水、《洪范》之畴数的争论、辨正上。此类书至两宋之后而加多。《四库总目》经部书类之篇题曰：“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同异。班固索《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对其蔚兴之由，提揭可谓精切。朱彝尊《经义考》中著录明代关于《禹贡》、《洪范》的著作甚多，《四库》多不收。《禹贡》存目的有韩邦奇《禹贡详略》无卷数，郑晓《禹贡图说》一卷，《禹贡说》一卷，王鉴《禹贡山川郡邑考》四卷，俞鲲《禹贡元珠》一卷，胡瓒《禹贡备遗增注》二卷，茅瑞征《禹贡汇疏》十五卷，艾南英《禹贡图注》无卷数，夏允彝《禹贡合注》五卷，许胥臣《禹贡广览》三卷。其中最重要的是郑晓、茅瑞征、夏允彝三家，今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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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禹贡图说》中有《禹贡全图》一幅，九州各疆域图一幅，贡赋之道图一幅；又有导山、导水图十四幅，每图皆附以解说，后载《禹贡》全文，故名《图说》。《四库提要》谓：“其中精核可从者，胡渭《禹贡锥指》每征引之。然核其全书，实多疏舛，渭未及一一辨也。”【109】其《禹贡说》是对《禹贡》全文的解释。其中有几条为阎若璩《潜丘札记》所取。《四库总目》对此二书评价不高。但仅此几条，已可说起到“互相补苴，以证同异”之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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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瑞徵之《禹贡汇疏》，前有图经二卷，上卷取郑晓图二十四幅，下卷为自绘图二十四幅。附录一卷，多采大禹神怪之事。其自序称，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对《禹贡》山水所释初得其梗概，但多有舛错。如“三江”、“九江”的解释等。蔡传采摭多家之说而补订之，虽多有创获，但因务为简明，援据未能详尽曲畅。《东坡书传》及《书传大全》中皆有对前人疑惑问难之处。他在读《书》之时，对《禹贡》疑义尤所留心，摘录群疑，考以各书，详加参订，汇为此书。又，此书之篇幅在《禹贡》诸释义之书中是较大的，可见用力不小。但《四库提要》谓此书“征引浩繁而无所断制，动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滥。至其附录一卷，尽摭杂家之言，侈谈灵异，岂非说经之体哉！”【110】另此书值崇祯之末，多有借注经抒发拯危感时之情处，如其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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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禹贡》者，详九州之山川，则可供聚米之画；习浍渠之歧路，则可商飞挽之宜；察东南之物力，则当念杼轴之空；考甸服之遗制，则当兴树艺之利。而挈要于“底慎财赋”一语，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栉字比，执今图志疑古山川，此不离经生之耳食，何异孔蔡之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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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处皆自现实着眼，不尽在解经，故不为《四库》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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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的《禹贡合注》也是紧切时事之作。盖夏允彝当崇祯之末，福王政权曾召为吏部主事，辞未就。南都失守，投水死。自是一志存报效的烈士，非章句经生。况明末国事殷忧，亦非潜心著作之时。他在此书的自序中也表明以经学寓时事之意：“长偕陈卧子出入，见其留意博询，凡水泉之曲折，途径之分歧，必明昕而后已。因念即此是学，欲作地理图，仿朱思本意为之，益增其所未备，兼为之说。而于用兵险要、水利、屯田、城池、赋税尤加详焉。”而《四库》馆臣未能体此苦心，以纯解经之著作例之，故对此书评价不高，说“是书证合时务，指言得失。又杂取《水经注》及诸家小说，旁载山水形状及诸奇异，似乎博瞻，实与经义无关也”。【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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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述此两书，意亦在知明末时固有以经学寓时事之一类型，以见明人理学之所贯注，其价值关切可说无不在矣，非屑屑以解经之儒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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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洪范》，《四库总目》只收录黄道周《洪范明义》一家，存目也仅吴世忠《书传洪范考疑》一卷，蔡悉《书畴彝训》一卷两家。《尚书》中的《洪范》篇，历来以为武王克商之后，访问箕子，箕子为陈治国大法之记录。因为是治国大法，所以历来受到上至帝王下至士人的关注，宋元以来为之作注者甚多。宋仁宗即有《洪范政鉴》十二卷。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洪范》，“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因自为注。”洪武二十年二月书成，名《御注洪范》。朱元璋曾对儒臣刘三吾说注此书之宗旨：“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朝夕省览。”【112】朱元璋此举为明代帝王重视《洪范》开其端。此后明仁宗有《体尚书》二卷，主要解释《尚书》中的《皋陶谟》、《甘誓》、《盘庚》等十六篇。明世宗有《书经三要》三卷，《明史·艺文志》谓：“帝以太祖有注《洪范》一篇，因注《无逸》，再注《伊训》，分三册，共为一书，已乃制《洪范序略》一篇，复将《皋陶谟》、《伊训》、《无逸》等篇通加注释，名曰《书经三要》。”并皆有序文说明它在政治上的重要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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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注《洪范》者不少，其中有以河图、洛书之数推演《洪范》之畴数者。此种方向可称为“衍《范》”派。《四库提要》对蔡悉《书畴彝训》的评论道出了此种方向的特点：“阐发《洪范》九畴与《易》象合一之理，盖即刘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之说。”另一种方向则是对以《易》解《畴》的反对，主张对《洪范》之文平心读之，笃实解经，反对牵合附会。对刘向、刘歆父子《五行传》中的增饰、附会之说进行批评。如杨廉《洪范纂要》之自序曾沉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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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易》出于羲、文、周、孔，其后乃有京房、郭璞之学。《范》出于大禹、箕子，其后乃有刘向、刘歆之学。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从而张之，使其为说遂与圣人之经抗衡于世，岂不可憾哉！学者诚取《洪范》本篇沉潜玩味，于五行、五事、休咎、福报之应，昭然可见，又何必牵合补缀以曲为之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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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献忠《洪范或问》不仅反对向歆父子《五行传》，同时反对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对五行的诡谲化、神秘化，及《书经集传》中对这种解释方向的沿续。他在《洪范或问》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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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自然之利可以养民者曰五行。后世谲其义，谓造化群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过论也！刘向《五行传》始穷其义以通变化，蔡子（指蔡沈）传其学，著《洪范皇极内篇》，以儒者之道缘之，厥后作《书集传》，遂旨趣五行，综其余论，不自知其陷于纬说之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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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两家的学说代表了反“衍《范》”派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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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沿“衍《范》”方向的，除以上蔡悉《书畴彝训》一卷外，尚有瞿九思《洪范衍义》五卷，钱一本《范衍》十卷，罗喻义《洪范直解》一卷、《读范内篇》一卷，黄腾《洪范皇极衍义》二卷，包万有《范数赞词》四卷等。【113】这些书多涉术数，故《四库全书》不载，仅钱一本之书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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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衍《范》”的，重要者有王祎《洛书非洪范辨》，及上述杨廉《洪范纂要》一卷、徐献忠《洪范或问》一卷，吴世忠《洪范考疑》一卷，归有光《洪范传》一卷等。这些书大体上主张《洪范》乃言理之书，不涉及数。更与《周易》所说之河图、洛书无关。后世儒者之《易》《范》合流，卦畴相通，皆牵强附会，甚至堕入妖妄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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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黄道周之《洪范明义》四卷，崇祯十年黄道周任经筵讲官时所上，其书自序曰：“臣观五帝三皇之道，备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范》一书，为尧舜所授予禹汤，周公所得于箕子者。《易》于《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羲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所敢望也。”这仍是元明以来将《易》与《洪范》统合为一的思路。他在自序中还明确叙述了此书之旨趣：“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阴相协，彝伦条贯，旁及阴阳历数之务。初、终两卷乃正定篇章，分别伦序，以及圣神授受之统。”因此《四库提要》谓：“其学深于术数，于五行汩叙，类陈灾异以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附会之文。至八政畴叙以“食”配坤、以“货”配巽，……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后天图，更为穿凿。其最异者，至以河图、洛书配历数，而曰某年至某年为稼穑初际、中际、末际，以至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其例皆然，更是沿《皇极经世》之余波，曼延而不可究诘矣。”【114】但他上经筵之书，意在以天人相应之理警发皇上，使知恐惧修省，这在明末国事觇危之际又有其合理性。故《四库提要》对此深加谅宥，认为此书“意存启沃，……其文不尽合于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115】此外，关于《尚书》其他篇目如《尧典》、《旅獒》、《金縢》、《吕刑》等，也有注释、图说等书出现。这些书大多零碎不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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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专供科举考试之用的书。这些书大多不全载经文，只选择那些有可能出题的句子，详加注释，说明答题要点及可资发挥之处。此类书因实用性强，很快大量印刷流通。明代此类书最有名的有陈雅言《尚书卓越》，王大用《书经旨略》，杨肇芳《尚书副墨》，王樵《书帷别记》等。演至末流，士人专读此类书而《尚书》本文反束之高阁。《四库提要》在评论元陈悦道《书义断法》时曾说：“后来学者揣摩拟题，不读全经，实自此滥觞觞。录而存之，知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116】顾炎武说科举盛而经学亡，此亦一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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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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