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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关于《春秋》的著作，《明史·艺文志》著录131部，1525卷，数量仅次于易类。《四库全书》收书21种，存目46种。朱彝尊《经义考》著录250余种，注曰“佚”和“未见”者居其太半。本节对明代解《春秋》的主要著作进行评述，涉及元明之际的汪可宽，明初的《春秋大全》，明中期的湛若水、陆粲、季本及万历以后的郝敬、杨于庭、卓尔康、朱朝英诸人。着眼点主要在各人解经体例的不同上。通过义例、书法、对胡安国《春秋传》的从违，对《春秋》三传特点的评论等方面，说明明代经学的特点，特别是理学对经学解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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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春秋》学最重要的著作为汪克宽之《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汪氏元明之际人，《明史·儒林传》谓：“元泰定中应举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此书卷首有先儒格言，汇辑理学诸家论《春秋》之要语，作为读《春秋》之先导。还有义例，概略交代此书撰作之意。全书首尾一贯，体例完整。汪氏首先把《春秋》当做理学著作来读，特别重视其中的价值意义。他在此书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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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羡，荟萃成编。窃尝伏读圣人之经，一事之笔削，一言之增损，一字之同异，无非圣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义理之至当。【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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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汪泽民为此书所作的序中对此意提揭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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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假鲁史寓王法，《春秋》之义立矣。然圣人之志有非贤者所能尽知，是以三家之传有时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圣人从而笔削之，则纲常之道或几乎熄。托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尝措一辞。孟氏发明宗旨，辞简而要。左氏考事精，暗于大义。公、穀疏于考事，义则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长，而断之以理。汉唐诸儒奥论，盖深有取。间若有未底于尽善者，岂犹俟于后之人欤？吾宗德辅（汪克宽字），年妙而志强，学优而识敏。潜心经传，尝名荐书。于是遍取诸说之可以发明胡氏者，疏以成编。观其取舍之严，根究之极，亦精于治经者欤。【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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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内容大体从胡安国传，然对胡安国之说考其所据，为之注出。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汪克宽在此书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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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注诸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庶几初学者得之，不待遍考群书而辞义灿然，亦不为无助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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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著名学者虞集的序也说，此书的作意在“取胡氏之说，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类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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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书体例，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文句上三传经文互有同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略举而未详。啖助、赵匡、陆淳所举稍详，但亦未尽善。汪氏此书，文字凡有与胡安国不合者，以胡氏为正，而详注各传同异增损于经文之下。其二，义理之发挥主胡氏。认为诸儒唯胡氏发明程子之意最详，而朱子亦称此书义理正当。明代科举，《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而此书以胡氏为主，于经下附录三传要语。事件之始末亦附于经文之下。诸侯见于经者，皆旁注谥号以备参考。地名、人名则引晋杜预、宋张大亨等注家。其三，于书法精微处，亦间附以己意。近世新说有推求过当者，也引据先儒之说加以辨证。有此诸义，遂使此书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体制颇为详备，远非仅为科举而作者可比。故《四库提要》谓此书：“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据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121】并引吴任臣之言指出，后胡广修《春秋大全》，虽在凡例中说“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从体例到文字全袭用此书。这也说明，此书在元末明初的《春秋》学著作中确为同侪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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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中胡广奉敕所撰的《春秋大全》对有明一代《春秋》学影响极大。此书卷首列纲领、总论、凡例、二十国年表、诸国兴废说及苏轼之《列国图说》。其纲领及总论选辑两宋著名理学家关于《春秋》的言论，以表此书撰著大意。此书宗胡安国传，其“纲领”中条列孟子以下七家语，认为能真知此七家精要之语，则于《春秋》思过半矣。首列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及“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等语，以为此书之大经。又列庄子、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程颐之语。其中尤以程颐语最为警切，其中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春秋》，传为按，经为断。”此诸语最为胡广所认同，并把它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全书所表达的，无非此数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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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全》在“纲领”之下又设“总论”，亦杂辑宋元理学家论《春秋》之言，计有周敦颐、二程、胡安国、杨时、胡宏、李侗、朱熹、吕祖谦、刘安世、吴澄等人。纲领只设立总的指导思想，总论则除指导思想外，对《春秋》的性质，读《春秋》的方法，“春秋书法”中的一些通则和变例等也有示意。关于《春秋》的性质，此书引周敦颐、程颐、胡安国、朱熹之语以见义。如周敦颐的“《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程颐的“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上古之时，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胡安国的“《春秋》，圣人倾否之书。《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唯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朱子的“《春秋》以形而下者说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尊王室，内诸夏，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凡此等处，《春秋大全》认为皆能提掇《春秋》之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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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变例，《春秋大全》以朱子的说法为纲，朱子不信变例，尝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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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恶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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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于《春秋》，虽无专书，但讲学语录中涉及《春秋》者不少。朱子认为《春秋》虽有圣人之大义在其中，但多是直书其事，警醒后人以为鉴戒，并无一贯之义例和“书法”。《春秋大全》在这一点上遵循了朱子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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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秋》三传之异同，《春秋大全》遵从朱子与元城刘安世所言。朱子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及“问三传优劣。（朱子）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左传》是后来人作，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刘安世说：“《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穀》未尝言之。故汉儒推本，以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则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122】《春秋大全》以此二言为论《左传》与《公》、《穀》性质与特点之依据，亦为辨二者优劣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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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安国《春秋传》之看法，《春秋大全》遵循朱子下列意思：“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安国《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体用该贯，有刚大正直之气。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有过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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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全》之体例，全剿袭汪克宽氏，一是经文以胡氏为据，而详注三传异同增损于下。二是解义以胡氏为主，大字录于经后。而《左氏》、《公》、《穀》三传则载其全文，分附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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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从汉学立场出发，对胡广此书评价甚低，认为它通过科举，对明代经学的整体趋向起了坏的影响。如与元代经学比较，则“有明二百余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于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123】但《四库全书》仍收录此书，认为此书虽于学术无甚贡献，本可覆瓿置之，但对有明一代科举影响甚大，须存以备考，以见一代学术面貌之根源。另一点是，清朝康熙间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胡安国传中过于谿刻、迂阔不当的地方作了修改，颁布学宫以为标准教科书。而录胡广此书正可两相比较而形显《汇纂》的优点。此点《四库提要》特为点出：“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必经歧径之迷惑，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存此一编，俾学者互相参证，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而圣朝经训之明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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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解《春秋》可注意者还有湛若水之《春秋正传》三十七卷。此书对《春秋》全经逐句解释，其体例是，在每句经文之下，先列己之解释，再杂引三传与历代注家之言，特别是程颐和胡安国的《春秋传》，来佐证己言。其中大部分篇幅在驳正以往注家之失，故称“正传”。此书是以心学观点解释《春秋》的代表作，这一点湛若水在《春秋正传》自序中劈头即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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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子曰：《春秋》，圣人之刑书也。刑与礼一，出礼则入刑，出刑则入礼。礼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后知《春秋》。《春秋》者，圣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则圣人之心则固不可见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圣人之心存乎义，圣心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夫经，识其大者也；夫传，识其小者也。夫经，窃取乎得失之义，则孔子之事也；夫传，明载乎得失之迹，则《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也。乃谓圣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贬，非圣人之心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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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明言《春秋》乃鲁史旧文，记载的是各国军国重事，其中不必有义例。解《春秋》也不必强立义例，更不须说某字褒某字贬。读《春秋》解《春秋》的正确方法是以经为圣人之心的表现。圣人之心通过所论之事显出来。湛氏也不同意程颐“经是断，传是案”的说法，主张经传结合，靠读经者用心去体会圣人之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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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经为断案，然欤？曰：亦非也。窃取之意存乎经传，以传实经而断案见矣。譬之今之理狱者，其事其断一一存乎案矣。圣人之经，特如其案之标题，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尔。其或间有本文见是非者，如案标题云，某是非胜负云尔。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详自见于案也。故观经以知圣人之取义，观传以知圣人所以取义之指。夫然后圣人之心可得也。紫阳朱子曰：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此其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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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评后来注家不体圣人之心，只在义例上穿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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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也！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其于圣人之心，鲁史之旧，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可得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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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对湛氏此解《春秋》之方法有同意有不同意。同意者在其不信义例，不同意者在其因不信义例而连带对《春秋》“书法”也一概排斥。《四库提要》对此评论说：“《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于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127】此询属允确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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