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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解《春秋》可注意者还有湛若水之《春秋正传》三十七卷。此书对《春秋》全经逐句解释，其体例是，在每句经文之下，先列己之解释，再杂引三传与历代注家之言，特别是程颐和胡安国的《春秋传》，来佐证己言。其中大部分篇幅在驳正以往注家之失，故称“正传”。此书是以心学观点解释《春秋》的代表作，这一点湛若水在《春秋正传》自序中劈头即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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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子曰：《春秋》，圣人之刑书也。刑与礼一，出礼则入刑，出刑则入礼。礼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后知《春秋》。《春秋》者，圣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则圣人之心则固不可见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圣人之心存乎义，圣心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夫经，识其大者也；夫传，识其小者也。夫经，窃取乎得失之义，则孔子之事也；夫传，明载乎得失之迹，则《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也。乃谓圣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贬，非圣人之心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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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明言《春秋》乃鲁史旧文，记载的是各国军国重事，其中不必有义例。解《春秋》也不必强立义例，更不须说某字褒某字贬。读《春秋》解《春秋》的正确方法是以经为圣人之心的表现。圣人之心通过所论之事显出来。湛氏也不同意程颐“经是断，传是案”的说法，主张经传结合，靠读经者用心去体会圣人之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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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经为断案，然欤？曰：亦非也。窃取之意存乎经传，以传实经而断案见矣。譬之今之理狱者，其事其断一一存乎案矣。圣人之经，特如其案之标题，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尔。其或间有本文见是非者，如案标题云，某是非胜负云尔。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详自见于案也。故观经以知圣人之取义，观传以知圣人所以取义之指。夫然后圣人之心可得也。紫阳朱子曰：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此其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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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评后来注家不体圣人之心，只在义例上穿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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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也！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其于圣人之心，鲁史之旧，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可得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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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对湛氏此解《春秋》之方法有同意有不同意。同意者在其不信义例，不同意者在其因不信义例而连带对《春秋》“书法”也一概排斥。《四库提要》对此评论说：“《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于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127】此询属允确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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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时人陆粲之《左传附注》五卷、《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在当时也极负盛名。前书驳正杜预注、孔颖达疏及陆德明《释文》，广采诸家之说，而折衷之。此书为顾炎武《日知录》所称，知为训诂佳作。后书专驳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不逐句解释，而是专条列胡氏之纰漏，后随以己之辩驳文，前后二卷，共辩驳六十余事。《四库提要》谓“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来学《春秋》者，攻击胡氏不一而足。然辩讦太过，反或自生障碍。若粲之和平通达，诚可为说经家指南矣”。【128】并表彰此书在《春秋》学史上的贡献：“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于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唯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辩，乃推阐无余。虽卷帙不多，其有功于《春秋》固不鲜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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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杨于庭的《春秋质疑》十二卷，性质与上书相同，也是质疑胡传之作。此书自隐公至定公，每公一卷，唯列所疑之目，如“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宋公和卒”、“葬卫桓公”等，不逐句释经。其自序中述此书撰作之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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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羊氏、穀梁氏出而左氏细，自胡氏列之学官而公、谷亦绌。然其征事不于盲史乎？其参订不于二氏乎？而若之何华衮也、斧钺也！一切尸祝胡氏，而亡敢置一吻也。……胡氏矻矻摘三传之颣而撷其华，语多创获，其于笔削之义迩矣。然其议论务异，而其责人近苛。间有剿公、谷而失之者。庭少而受读，尝窃疑之，归田之暇，益得胪列而虚心榷焉。榷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则笔而识之。而《质疑》所由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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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书主要是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之说抱屈，对胡氏之独尊持异议，意欲使四家并列。唯取其有理，不论其权威。认为既有之权威是后人偏信的结果，《春秋》本经固自若也。他举例说：“汉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马，而天固苍苍也。祀以牛以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圣人，而执胡氏诮《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马也。兹余所由疑也。”【130】主张祛除对胡传的盲目信奉，以己之精意求经书之意。此种态度深为有识者所许，如当时学者丘应和就在此书序言中说，杨于庭以此种态度作书，可谓《春秋》之孝子，《公》《穀》之慈孙，而胡安国之忠臣。《四库提要》的作者也引述其中证“春王正月”、“不书即位”、“从祀先公”数条，说杨于庭此书“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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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卓尔康的《春秋辨义》三十九卷在明代《春秋》学中也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此书卷首分经义、传义、书义、不书义、时义、地义六类表述本书见解。卷首一至二为经义，首列历史上的大贤关于《春秋》的名言以为全书总旨。所选注家除胡广《春秋大全》所列之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通、程颐、邵雍、朱子之外，增啖助、赵匡、刘知几、胡安国、郑樵、刘永之、吕大圭等人。所选诸家论《春秋》之语，皆足以为法且警策醒豁者。三为传义，杂引何休以下多家论三传之语。四至七为书义，引诸家论《春秋》书法之语，分正建、改月、即位、郊、社、谛、雩、昭穆、朝聘及天文、灾异、婚礼、蒐猎等，论书法之例与其意义。八为不书义，对《春秋》何以不书“即位”、“立君”等字之微言大义进行讨论。列入不书类者名义甚多，包括兴作、崩葬、内薨、会盟、侵伐、戎狄、救、次戍、灭国、君出、诸奔、诸弑、相杀、讨乱、死难等，甚为繁细。从卷首中，即可看出此书解经之大概方向。正文中逐句解释《春秋》经文。每句下先列《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下杂引诸注家之文，最后断以己意，对旧说尽量择善而从。每公下又附列国本末一篇，条举此公在位期间列国与之有关之大事，亦甚简明而翔实。其独见处，虽有刻意翻新，无当于理者，但总体上此书体例完备，议论平实，每有创获。故《四库提要》谓此书之议论“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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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朱朝瑛之《读春秋略记》十卷也是明代《春秋》学的名作。此书正文前有总论一篇，概述全书纲领。其纲领首标尊王之意，但在王室暗弱诸侯放恣的情况下，不得已则奖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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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圣人委曲维持之深心，则未之或知也。东迁而后，诸侯放恣，几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诸侯。圣人予之，非徒贵其名也，以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澌灭，为之别择而表扬之，使天下之人众著于名义。此转乱为治之一机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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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朱氏主张《春秋》乃孔子所修，其中有“特笔”以寓深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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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旨可会而通也。于稷之会，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会，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世之龌龊者狗利而忘害，既足以致天下之乱，而一二有志于救时者，又不审于轻重缓急之宜，往往舍其重而谋其轻，舍其急而谋其缓，使乱者终不可以治，是圣人所大痛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书“郑弃其师”，见楚之所由横。书“王室乱”，见乱之所由极。凡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著于此矣。书“天王狩于河阳”，见世道之未尽丧，乱者犹可以复治。书“西狩获麟”，见天心之未尽灭，衰者犹可以复昌。则圣人所为知天立命，参赞化育之事，亦将于此乎始之。此数者未可以尽圣人之特笔，而特笔之大者，已不外于此。【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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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朱氏在《春秋》之书法上，主张有褒贬而无褒贬之定例，关于此义他举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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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其时而变者，有因其人而变者，有因其事而变者。闵、僖以前，诸侯为政，则褒贬常在诸侯而不在大夫。文、宣以后，大夫为政，则褒贬常在大夫而不在诸侯。此因其时而变者也。褒贬之在诸侯者，大国小国皆有之。褒贬之在大夫者，常在大国而不在小国。此因其人而变者也。在诸侯者，不过辞有重轻。大抵称爵为重，称人为轻。重者近于褒，轻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者，则亦称爵以著其恶也。在大夫者，不过辞有详略，大抵称名为详，称人为略。详者近于褒，略者近于贬。然不待贬而恶见，则亦称名以著其恶也。此因其事而变者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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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春秋》书法”之意见亦可概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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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以上所述者为《四库》收录之书。《四库》存目者，明代说《春秋》之家亦复不少，但刊落不收者，数量远远大于已收之书。其中原因，与《春秋》经传的特点有关。即《春秋》经文太简略，经之倚赖于传文，较他经为甚。此点在明代科举考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四库提要》在《春秋》类著作的卷后按语中说：“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今检校遗书，于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136】明代《春秋》类著作之所以异说纷纭，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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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解《春秋》的著作，《四库》列为存目的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季本、郝敬等几家。嘉靖时之季本有《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季本为王阳明弟子，《明儒学案》有传。此书继承了唐啖助、赵匡、陆淳以来弃传就经的解经方向，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三传为战国以来浅见之儒所附益。因此解《春秋》不仅不能以三传为入路，反而要以经正传，拨去三传加给《春秋》的重重雾障。此书对《春秋》逐句加以解释，目的在摧破三传之说，故其解释多立说新奇。季本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明王道，力驳《春秋》仅孔子据鲁史旧文删削修订之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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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周流四方，历观世变，悯人欲之横流，惧天理之尽灭。谓天下之乱由于赏罚之不行，故即鲁隐公以后所见、所闻、所传闻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参考国史副藏，提纲举要，删削而叙正之。具文见意，无所容心，但使是是非非不泯其实而已。虽西周盛时君臣不能外此而治。【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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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秋》之取名，季本认为，古代行赏在春夏，行罚在秋冬，《春秋》意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赏罚警诫后人，故错举四时之名曰“春秋”。“春秋”非鲁史旧名，而是孔子自创之名。季本由此批评孔子“修书”之说，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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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义，乃曰：“非圣人谁能修之？”是以《春秋》为鲁史旧名也。……孟子私淑孔门之教，未讹圣学之传，其论《春秋》，全无一语谓其为修者。特以其书尝有‘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之言，而左氏剽窃得之，因遂夸张其说。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尽载于国史，犹《春秋》中之事不尽统于齐桓晋文也。然霸者之事功，不足以语帝王之学；词人之记载，不足以语性命之文。《春秋》之义，彼其能知哉！【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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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春秋》为孔子所作，则三传不足据。历史上之说《春秋》者，不仅据传文以解经，且多喜《左传》之文辞富艳，《公羊》、《穀梁》之微言大义，多有舍经求传者，或驾传于经之上者。季本对此尤为不满，故盛张孔子作经之说，大力抨击三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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