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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误以为修，而凡杂记、传闻之事于经不合者，不得不强为之解矣。又其语多繁芜而识尤浅陋，大不类孔门家法。而谓左丘明授经于仲尼，岂不谬哉！……战国书生欲干世主，竞为异论以己奸。而腐儒传习，遂信为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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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本为了推倒三传，对三传之源流也作了简单的考溯。认为《公》、《穀》出于战国时儒生之手，不出于子夏之门，中多叛经之言。三传之立于学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传》最后。史称《左传》汉初出于张苍之家，苍秦时为柱下史，得习天下图书，又喜历算之学。汉时为淮南王相十四年，《左传》盖张苍公暇与其徒掇拾所闻而撰著者。并历数其中杂于秦制者，如“腊”为秦之祭名，“酎”为秦之饮名，“庶长”为秦之官名之类，以证《左传》非战国以前文字。故执传以议经，移经以就传皆不可。汉以后专宗三传，是《公》、《穀》者攻《左传》，是《左传》者攻《公》、《穀》，不过为儒生互相讥排，未有能以经正传者。季本大力表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家，认为能“据经考例，大破三传之疑”，为唐之善学《春秋》者。但此三家治经多有疏略之处，且未能贯穿全经。季本自言沿啖、赵之风而推阐发明。他在《自序》中总结己之解经义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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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人作经，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删削，莫重于文奸、惑世之言。乃摭异闻以为遗事，唯夸该博，不论是非，此传之所以叛经也。而旧习相沿，卒莫能挽，邪说惑人，可谓深矣。不亦重可惧乎！予考斯义，亦岂好纷纷哉？不过以经正传，发孔子明王道之本意。【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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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书之内容细节看，季本自非经学家，其中名物度数、氏族、名姓、地理、掌故等，未免多有舛错。唐顺之为此书所作之序中谓季本此书“于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历之数度，谛郊尝社、礼乐兵农之纤悉，古今之所聚讼，皆辨析毫厘，务极该实。昔人所称经师，莫之及也”，实属夸饰溢美之辞。而《四库提要》之评论，则谓此书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书中自谓新见处，类皆无稽之谈。并说：“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于二千余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141】对此书实贬斥太过。黄宗羲《明儒学案》也说季本之《春秋私考》，对《公》、《穀》之义例，《左氏》之事实，摧破不遗余力。又说其《诗说解颐》不免惑于子贡之伪传，不信小序。此类皆好异之过。【142】但批评不似《四库》之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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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有《春秋直解》十五卷，为其九经解之一。此书卷首有《读春秋法》，叙其撰作之意。郝氏首先反对汉唐以来《春秋》学中的义例、褒贬、特笔等，主张扫除后儒加在《春秋》上的种种雾障，还《春秋》以本来面目。他提出，《春秋》本鲁国编年史之提纲，孔子忧五霸之乱，借鲁史标题见义，详细之情则见鲁史。但鲁史亡佚，自此圣意晦而不彰。三传中唯《左传》之作者及见鲁之旧史，但只是汇撮其事而不知深义，故开后人揣摩附会之端。《公》、《穀》又因《左传》所记之事而讥评之，义例、褒贬、特笔等遂牢不可破，益增后人解书之难。他论此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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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笔之旧史不传矣，《左氏》摭拾遗文，缺略未备，可据才半耳。其于圣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袭《左》而加例，胡氏袭三传而加凿。吁嗟！《春秋》几成射覆矣。【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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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还指出，《春秋》是史书，本直记历史事件，无所谓“书法”，后儒逞技穿求，遂成种种非常可怪之论。故他反对一切非径直解经的深文曲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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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深刻隐语，无种种凡例，不以文字为褒贬，不以官爵、名氏为贵贱，未尝可五霸，未尝贵盟会，未尝与齐晋，未尝黜秦、楚、吴、越为夷狄，此其萦萦不然之大者。今欲读《春秋》，勿主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自见。明白易简者，圣人之情，其艰深隐僻，皆世儒之臆说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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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经文与三传的关系，郝敬不满明代《春秋》学的状况，认为当时皆“以经说三传”，意即以经中文句为标题、眉目，而解说内容则为三传。虽有主《左传》与主《公》、《穀》之不同，但以传为主，以经为辅则相同。要扭转此种情况，首先须确立以经为主之指导思想：“因三传以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传而知《春秋》不可一日无者，乃为真知《春秋》。”【145】为了扭转传重经轻的局面，郝敬采取的办法首先是破除三传特别是《左传》的神圣性，他断言《左传》非左丘明作，而是周秦间人伪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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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首《左》，昔人谓为左丘明作，司马迁、杜预信之。……今详《传》中断例叙事，种种迂谬，后有借意于《公》、《穀》者。岂亲见仲尼者乎？先儒谓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经传相辅也。今有经无传者半矣，疑者缺而无考，诞者谬而不经，误者迕而不合，岂其出丘明手而疏戾若此乎？窃意此传周秦间人伪撰，不足尽信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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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左传》即左丘明所作之鲁史，更为郝敬所反对。他认为，左丘明之文风富艳，其精神全在文字之铺陈藻绘，于圣人作经之意全未领会。左丘明只如后之新进辞人，借王公重臣以求名而已。《公羊》、《穀梁》以为鲁史真出左丘明，揣摩其中的文字以起例，至使原本明白易简之旨，反成争讼之场。而圣人原本忠厚之意，反成险忮刻薄。此皆过信左氏所引出的恶果。郝敬认为，后世流传之《春秋》经文，是经过孔子笔削的，故特简明，只标其要领而已。事件之详细始末，皆具于笔削所施之底本，即鲁史旧文中。鲁史旧文原非弃而不用。如不用旧史，则经所书才及旧文十分之一，事件之始末何所取征？后来鲁史旧文遗失，后人参之以别典，以雕砻铺陈之文字补叙，中间杂以己见，妄起凡例。后世误信为左丘明所作，凭信不疑，圣人之真逐渐掩蔽。假如鲁史旧文不遗失，今人以经文对照，是非自见，何须今日依例妄意，如猜哑谜。郝敬的意见是，《左传》可能出自三晋辞人之手，故叙事多偏袒晋国，夸誉重耳，彰显晋之功业，甚至卿大夫之招权纳贿，贪淫败礼之事，皆详细书之，大肆铺张，不以为怪。后世遂以为《春秋》尊晋，孔子奖霸。此皆《左传》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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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因不信三传，他的《春秋》解，凡义例、书法、褒贬等皆扫除荡尽，主张唯细心玩味经文，体会孔子温厚精约之言。如关于义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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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例，但据史所记事之有慨于心者，提而书之，公道难掩，是非自见。时或创出新义，如正月称王、王称天、郑弃其师、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与凡或书或不书，皆随宜化裁，非例也。余多因旧史隐括成文。而世儒伪起凡例，要皆后人强设，非仲尼有明训也。及其不合，则又曰美恶不嫌同辞，又曰有变例，有特笔。然则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为诪张幻语，岂圣人作经之义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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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针对此义所举之所谓义例，如桓无王，定无日，秦楚吴越夷狄无君臣、无大夫，夷狄不书月，卑国不书日，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等，皆甚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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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也反对《春秋》有褒贬、书法之说，认为《春秋》皆直书其事，它不为一国作，也非为表扬忠臣孝子、圣帝明王而作，故能为万世公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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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不为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书。《春秋》不为忠臣孝子作，故贤人君子事不书。《春秋》不为圣帝明王作，故善政显绩不书。凡奖藉夸诩之辞，勋庸宠利之事，皆非《春秋》之义。世儒未达《春秋》之义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见，时或辞有抑扬，而圣言温厚精约，微显各中天则。虽意旨不露，而无深刻隐语。但平心细玩，苍素了然。若谓字褒字贬以行赏罚，此后儒妄说，仲尼断断无是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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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针对《左传》、《公》、《穀》偏敝而发，意在扫清说《春秋》家种种迷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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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敬更反对后儒以曲解孟子来坐实孔子素王之说。《孟子》中有“《春秋》，天子之事”一语。后儒抓住孟子这句话，敷衍为孔子有德无位为素王，故借《春秋》之褒贬行王者之权。郝敬反对此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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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谓《春秋》所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为天子之事作也，岂谓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后儒缘饰仲尼素王，诬以命德讨罪，谓其以匹夫窃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真对痴人说梦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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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郝敬所认为的孟子这句话的本意，实际上未必如此。但他反对《春秋》为孔子行素王之权，却是相当正确的。在《读春秋》之中，郝敬还例举了大量史实，对《春秋》为刑书，《春秋》奖五霸等说法进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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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注意的是，郝敬生为楚人，对《春秋》史上以齐、晋、郑、卫为中国，以秦、楚、吴为夷狄之说，反对甚力，尤反对以楚为夷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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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之乱，莫甚于晋楚；《春秋》所恶，莫甚于晋。晋自重耳以诈力兴，其子孙强梁骄恣，唯楚为其所忌，故始托于秦，后引吴越自助，皆为楚也。世儒贵霸尊晋，遂诋楚为夷，而楚实非夷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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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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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周二字，齐小白之阴符也。若晋重耳，命周如臣仆，何周之能尊？世儒谓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为之，十二诸侯，谁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齐晋，犹以燕伐燕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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