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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已。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人之学者，唯《庄》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之下不知有妙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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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推崇备至。观德清推崇庄子之意，除其书理玄文美，为僧俗为文之资借外，最重要的是，鸠摩罗什所译之佛经，大得僧肇之力，而僧肇之《肇论》，又大得《庄子》之力。德清上述谓“世谛语言”可为佛学之助者，主要即指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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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德清论学问之积累，提倡儒释道三家兼采，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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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庄》而谓尽佛经，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庄》意。此其所以难明也。故曰：自大视细者不尽，自细视大者不明。余尝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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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之学，是此识见之实践，他广读内外典，内典又冶各宗各派为一炉，成其广大无碍之学。而在其中，又据天台判教之圆融行布，将三教判释为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五等。圆融者一心，行布者动而散为五乘。佛为最高，即圆融一心，三教圣人其等有五：孔子为人乘之圣人，因为儒学奉天以治人。老子是天乘之圣人，因为老子主清净无名，离人而入天。佛门中声闻、缘觉二乘，是超人天之圣，因其高超三界，远离四生，弃人天而不入。佛门中之菩萨乘，是超声闻缘觉二乘之圣，因其能出人天而入人天，往来三界，救度众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越圣凡，天人不隔，无入而不自得。故“据实而观，则一切无非佛法，三教无非圣人，若人若法，统属一心。若事若理，无障无碍，是名为佛。故圆融不碍行布，行布不碍圆融，一际平等。”【49】在此判释中，德清是以佛学为最后归趣的。而儒道两家，都可做佛法之助。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儒道两家之孔子老子，是佛密遣二人为佛法之先导。儒道两家是俗谛，俗谛是圣谛之权法、方便。孔子修先王之教，作《春秋》以明赏罚，目的在正人心，定上下，立君臣父子之伦，非孔子，则人或不免于夷狄。但孔子之世，当人欲横流之际，人执着于名利，贪欲恣肆，借仁义为盗贼之资，假礼乐为争斗之具者比比皆是。故老子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则民不争”之说出。又有“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之说，倡无欲清净，澹泊无为之理。而庄子之诋訾孔子，非诋孔子，是诋学孔子而执着于孔子之迹者，目的在去其贪欲。德清以为庄子之学，尤能为佛学解脱物累，离人而入天之助，他赞扬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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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世故，曲尽人情，破我执之牢关，去生人之大界。寓言曼衍，比事类辞，精切著名，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此其说人天法，而具无碍之辩者也。非夫现婆罗门身而说法者耶？何其游戏广大之若此也。粃糠尘世，幻化死生，解脱物累，逍遥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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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庄子之学不但为儒家之清凉剂，且为佛家破执之前矛。以三教之关系言，儒与道皆世间之学，于出世间之学尚远隔在，但皆有益于佛学：“孔助于戒，以其严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二圣之学，与佛相须为用，岂徒然哉！据实而论，执孔者涉因缘，执老者堕自然，要皆未离识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51】其究以佛为最高。德清自谓生属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长知离诸苦执，故少师老庄；再长知三界唯心，万法为心之影响，故最终皈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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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老庄影响论》一书，据德清自序《年谱》，创意于其43岁时，始作于此后二年，而刻成则在创意之后10年，其53岁时。可见书中所述各思想皆为其中年之见，此后一直延续下来。初稿写成后曾欲商订于焦竑而不果，又与真可讨论，真可叹赏再三。此书乃德清会通三教之代表作，表达了德清对儒道两教的真实看法及其对于佛教的作用，也是他诸种会通之总结，在德清著作中有重要地位。其《道德经解发题》，其《大学纲目决疑题辞》，命意与义理皆与此书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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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 晚明四大高僧最后一位是蕅益智旭（1599—1655）。智旭十二岁学儒，即以传承孔孟为己任，誓灭佛老，作论数十篇辟异端。十七岁读祩宏《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乃不谤佛，将以前所作辟佛文尽付一炬。二十岁，悟儒家之学之心法。二十二岁，专志念佛，尽焚所作之举业窗稿。二十三岁，听《大佛顶经》有疑不能决，遂决意出家，体究大事。二十四岁，从憨山弟子雪岭出家，赐号智旭。从此学无常师，性相二宗、禅、净、台、律等皆广泛钻究。三十一岁，目睹禅宗流弊，决心宏传律法，注重戒律实践。但响应者寥寥，大为失望。次年因拟注《梵网经》，不知宗何教派，乃作四阄凭佛决：一曰宗华严，二曰宗天台，三曰宗唯识，四曰宗自己所立。拈阄几次，皆得天台，于是此后究心台部。但目睹当时天台家与禅宗、华严、唯识各守门户，不能融通的现实，故“愿为台家功臣，不愿为台家子孙”。一生学务多门，形成融合性相、融合禅教律而归入净土的灵峰派。自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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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宋注疏盛而圣贤心法晦，如方木入圆窍也。随机羯磨出而律学衰，如水添乳也。《指月录》盛行而禅道坏，如凿混沌窍也。《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如执死方医变症也。是故举世若儒、若禅、若律、若教，无不目为异物，疾若寇仇。道人笑曰：知我者，唯释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释迦、地藏乎！孑然长往，不知所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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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又自称“八不道人”。关于八不道人命名之意，智旭说：“八不道人，震旦之遗民也。古者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既蹵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禅、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故名八不也。”【53】从此自述中可以看出智旭的志趣和勇气。平生勤于著述，所作甚多，有台、净、禅、律、唯识、华严各种经疏数十部，文集编为《灵峰宗论》。又有《阅藏知津》、《法海观澜》等佛教目录、综述书。对儒家典籍的注释有《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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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的思想，以天台之一念心性为本体。此一念心，无过去、未来、当下之别，觅之了不可得，用之千变万化，一切皆此一念心之显现。净土佛国，也即此一念心。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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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经万论，求之语言文字，则转多转远；求之现前一念，则愈约愈亲。盖一切经论，不过现前一念心之注脚，非心性外别有佛祖道理也。然心性难明，故借千经万论互相发明。今舍现前心性而泛求经论，不啻迷头认影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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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与德清一致，不过德清所尊之心，为禅宗之心；智旭所尊之心；为天台之心。虽有心宗性宗之异，但皆以即心即物、万法唯心所造为归。智旭即以此识见会通儒释，认为二者在以心为本体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用功方法，从根本上说也是一致的，即都是尽心之学：儒者求尽其即心即理之心，佛家求尽其即心是佛之心。二者皆向内功夫。智旭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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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圣贤之学无他，求尽其心而已。尽其心者，不于心外别立一法，不于心内欠缺一法。是故为子臣弟友，只孝忠顺信。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仁义不可胜用。造次颠沛必于是，可以久处约，长处乐，皆由了达心性故也。六祖云：法法皆通，法法皆备，而无一法可得，名最上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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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在求心上相同，故二者皆须用志专一，不为外在荣利所动，皆须英灵汉子方许办道。智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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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志佛祖、圣贤者，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凡富贵贫贱，种种境缘，皆大炉鞴。一切时中，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然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如松柏亭亭独秀于霜雪间，而天地之心赖此见矣。吾悲儒释真风，今日尽皆扫地。良由学儒者急富贵，学佛者在利名，元无佛祖圣贤襟期。故学问、操履、行门皆适助其虚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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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时士风与佛门之风是一致的，学风的不竞是僧俗共同造成的。整顿世风与整顿佛门之风皆当务之急。而智旭之不见容于佛门各宗派，充满孤臣孽子意识，是与他以儒门中孤寂之孔颜自处，及上述他对一世学风之整体看法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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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少年时开始读儒书，至二十四岁剃度，对儒学进行过长时间的学习、探究，又学禅学律学净土，学天台教观，在在皆精进不已。终至非一法所能阂，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而在此融合中，儒学始终是他诸种学养的基本要素。在他进学的诸阶段，儒学都是他用以融会佛老的基础。道是儒佛老的最高追求，而回真向俗是得道必不可少的环节和要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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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在人心，古今唯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会乎至同，非儒释老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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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据此对儒家古今重要人物都有议论，这些议论多与修养论有关，认为可资儒释两家学者修学之用。如他多处提到，尧舜相传之危微精一、允执厥中是儒释修养千古相传之不二法门。此法老子闻而知之，孔子向老子问礼，叹为犹龙，则于老子处得此法。颜子得孔子此学，但惜其早亡，故“颜子殁而圣学亡”。此学，汉代盖公得其少分而汉初大治，汉儒则未传此法门。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之“太极本无极”，《通书》之“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及张载之《定性书》庶几得此孔颜心法。二程中明道似曾子，伊川似子夏。子夏传经有功，但未若曾子得孔颜心法。陆九渊之“先立其大”上接孟子，但不信太极本于无极。朱熹与之辩论而拨正之，但朱陆都未得周敦颐之真意。王阳明之“致良知”，能传孔颜真诀，是儒学的真正传人。而释家，在中国则慧远为传心正宗。历代高僧大德，无论主何宗派，皆传此心印。唯对唯识之窥基，华严之法藏，融会儒释之宗密，则有微词，认为或流为名相，或经疏简略，或支离矛盾，于宏传真法皆有不足。对当世之高僧，则盛赞梵琦、真可、慧经、祩宏、德清，认为能传诸佛心印者。并认为，以上僧俗大德，或见知，或闻知，只要能得其道，不必问其师承，不必管其是否正统。而历代为争传法正统所起之争斗，则“非佛祖圣贤之道”。从智旭的儒佛宗传中可见，他所理想的宗师，在儒家则谨守“十六字心传”者，且多心学中人；在佛家则解行双证，经明行修者。而最不喜的就是守门户、谨师法，以正统自居。这里智旭以儒警佛，以佛警儒，儒佛互证，以免陷入固陋与宗派之争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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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历数中国净土宗之传承中，智旭非常赞赏袁宏道（中郎）之《西方合论》，认为是慧远之真传。这是他在论到佛法在中国之传中提到并赞赏的唯一一位俗家人士。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后期著名文人，与兄宗道（伯修）、弟中道（小修）合称“公安三袁”。三袁皆好佛，宏道造诣最高，成就最大，撰有《西方合论》十卷，与撮抄《宗镜录》之《宗镜摄录》。小修有《宗镜摄录序》，其中记中郎及自己好佛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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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先生以仪曹请告归邑，斗湖上有水百亩，碧柳数千株环之，名为柳浪，畚土为基，筑室其上，凡三楹，中奉大士，兄与弟各占左右一室读诵。癸卯，予北上，中郎块处，乃日课《宗镜》数卷，暇则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既读《宗镜录》久，逐句丹铅，稍汰其繁复，撮其精髓，命侍史抄出，因名为《宗镜摄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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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合论》亦有小修序，述其兄弟以净土融会诸宗之义。智旭曾为此书评注，对其大为叹赏，在为此书所作之序中智旭明示其以净土统合诸宗，以净土之实修救禅宗之狂慧之意。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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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磨西来，事出非常，有大利必有大害。呜呼！先辈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谁能以悟道为先锋，以念佛为后劲，稳趋无上觉路者邪？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聪慧文人也。后复深入法界，归心乐国，述为《西方合论》十卷，字字从真实悟门流出，故绝无一字蹈袭，又无一字杜撰。……特集吴门所刻《标注》，并为评语，以表彰之。重谋付梓，用广流通。普使法界有情，从此谛信念佛法门至圆至顿，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不复有泣岐之叹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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