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72088 在他看来，当时士风与佛门之风是一致的，学风的不竞是僧俗共同造成的。整顿世风与整顿佛门之风皆当务之急。而智旭之不见容于佛门各宗派，充满孤臣孽子意识，是与他以儒门中孤寂之孔颜自处，及上述他对一世学风之整体看法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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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090 智旭少年时开始读儒书，至二十四岁剃度，对儒学进行过长时间的学习、探究，又学禅学律学净土，学天台教观，在在皆精进不已。终至非一法所能阂，扰金银铜铁为一器。而在此融合中，儒学始终是他诸种学养的基本要素。在他进学的诸阶段，儒学都是他用以融会佛老的基础。道是儒佛老的最高追求，而回真向俗是得道必不可少的环节和要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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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092 大道之在人心，古今唯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会乎至同，非儒释老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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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094 智旭据此对儒家古今重要人物都有议论，这些议论多与修养论有关，认为可资儒释两家学者修学之用。如他多处提到，尧舜相传之危微精一、允执厥中是儒释修养千古相传之不二法门。此法老子闻而知之，孔子向老子问礼，叹为犹龙，则于老子处得此法。颜子得孔子此学，但惜其早亡，故“颜子殁而圣学亡”。此学，汉代盖公得其少分而汉初大治，汉儒则未传此法门。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之“太极本无极”，《通书》之“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及张载之《定性书》庶几得此孔颜心法。二程中明道似曾子，伊川似子夏。子夏传经有功，但未若曾子得孔颜心法。陆九渊之“先立其大”上接孟子，但不信太极本于无极。朱熹与之辩论而拨正之，但朱陆都未得周敦颐之真意。王阳明之“致良知”，能传孔颜真诀，是儒学的真正传人。而释家，在中国则慧远为传心正宗。历代高僧大德，无论主何宗派，皆传此心印。唯对唯识之窥基，华严之法藏，融会儒释之宗密，则有微词，认为或流为名相，或经疏简略，或支离矛盾，于宏传真法皆有不足。对当世之高僧，则盛赞梵琦、真可、慧经、祩宏、德清，认为能传诸佛心印者。并认为，以上僧俗大德，或见知，或闻知，只要能得其道，不必问其师承，不必管其是否正统。而历代为争传法正统所起之争斗，则“非佛祖圣贤之道”。从智旭的儒佛宗传中可见，他所理想的宗师，在儒家则谨守“十六字心传”者，且多心学中人；在佛家则解行双证，经明行修者。而最不喜的就是守门户、谨师法，以正统自居。这里智旭以儒警佛，以佛警儒，儒佛互证，以免陷入固陋与宗派之争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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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096 需要注意的是，在历数中国净土宗之传承中，智旭非常赞赏袁宏道（中郎）之《西方合论》，认为是慧远之真传。这是他在论到佛法在中国之传中提到并赞赏的唯一一位俗家人士。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后期著名文人，与兄宗道（伯修）、弟中道（小修）合称“公安三袁”。三袁皆好佛，宏道造诣最高，成就最大，撰有《西方合论》十卷，与撮抄《宗镜录》之《宗镜摄录》。小修有《宗镜摄录序》，其中记中郎及自己好佛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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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098 中郎先生以仪曹请告归邑，斗湖上有水百亩，碧柳数千株环之，名为柳浪，畚土为基，筑室其上，凡三楹，中奉大士，兄与弟各占左右一室读诵。癸卯，予北上，中郎块处，乃日课《宗镜》数卷，暇则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既读《宗镜录》久，逐句丹铅，稍汰其繁复，撮其精髓，命侍史抄出，因名为《宗镜摄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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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00 《西方合论》亦有小修序，述其兄弟以净土融会诸宗之义。智旭曾为此书评注，对其大为叹赏，在为此书所作之序中智旭明示其以净土统合诸宗，以净土之实修救禅宗之狂慧之意。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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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02 达磨西来，事出非常，有大利必有大害。呜呼！先辈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谁能以悟道为先锋，以念佛为后劲，稳趋无上觉路者邪？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聪慧文人也。后复深入法界，归心乐国，述为《西方合论》十卷，字字从真实悟门流出，故绝无一字蹈袭，又无一字杜撰。……特集吴门所刻《标注》，并为评语，以表彰之。重谋付梓，用广流通。普使法界有情，从此谛信念佛法门至圆至顿，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不复有泣岐之叹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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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04 此中表彰的，是合禅教律的净土法门，纠正的，是禅宗之有悟无修。智旭还以三袁为宋代三苏后身，以中郎为苏东坡，故学佛能如此大进。他表彰《西方合论》，正是为了推广他认定的学佛次第：“首律宗，明造修之始；次诸教，明开解之途；次禅观，明实践之行；继密宗，明感应之微；终净土，明自他同归之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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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06 智旭融会儒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佛家思想诠释儒家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即《周易禅解》及《四书蕅益解》二书。《周易禅解》诠解《周易》之经传全部，共九卷。注文系于每卦卦爻辞之后，佛教之理贯穿始终。他自认为，此解亦《易》亦非《易》，非《易》非非《易》。乃依佛门“四悉檀”义。“悉檀”者，成就、普施义，四悉檀即四种说法方式，令听者欢喜易接受，以成就不同层次之修行者。一、世界悉檀，顺凡情所乐，说众生所熟悉之浅近之法；二、为人悉檀，随听者机宜深浅，说各人所应之法；三、对治悉檀，针对各人之弊病而说纠治之法；四、第一义悉檀，在机缘已熟的情况下，说诸法实相，令入真证。他在《周易禅解序》中表达了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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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08 四句皆不可说，有因缘故，皆可说。因缘者，四悉檀也。人谓我释子也，通儒而能解《易》，则欢喜焉，故谓《易》者吾然之，世界悉檀也。或谓释子何解《易》以同俗儒？知所解之非《易》，则善心生焉，故谓非《易》者吾然之，为人悉檀也。或谓儒释殆无分也，若知《易》与非《易》必有差别，虽异而同，虽同而异，则笼侗之病不得作焉，故谓亦《易》亦非《易》者吾然之，对治悉檀也。或谓儒释必有实法也，若知非《易》，则儒定非儒；知非非《易》，则释定非释，但有名字，而无实性，顿见不思议理焉，故谓非《易》非非《易》者吾然之，第一义悉檀也。……吾所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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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10 智旭这里以禅解儒的目的很明显：接引俗人入佛，使尽可能多的人了解佛教。不管好佛者，谤佛者，都能引入佛地。入佛地则断恶修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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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12 《四书蕅益解》成于清顺治四年（1647），包括《论语点睛》、《中庸直指》、《大学直指》三书，另有《孟子择乳》，后佚失。“点睛”者，就若干精要字而发挥，非字字解、句句释。“直指”者，直接指出其中所包含的儒家精义。“择乳”者，选择其中最能代表儒家意思者表出之，加以发挥。关于此书之作意，智旭在《四书蕅益解》自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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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14 蕅益子，年十二谈理学而不知理，年二十习玄门而不知玄，年二十三参禅而不知禅，年二十七习律而不知律，年三十六演教而不知教。逮大病几绝，归卧九华，腐滓以为馔，糠粃以为粮，忘形骸，断世故，万虑尽灰，一心无寄，然后知儒也、玄也、禅也、律也、教也，无非如杨叶与空拳，随婴孩所欲而诱之。诱得其宜，则哑哑而笑；不得其宜，则呱呱而泣。泣笑自在婴孩，于父母奚加损焉。顾儿笑则父母喜，儿泣则父母忧，天性相关，有欲罢而不能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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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16 这仍是儒佛同一，以此书助发圣人心印之意。自三教道同迹异的观点看，圣人之心即佛之心，解儒即所以解佛。儒佛皆权法，皆诱小儿喜笑的工具，最后的真实则一。《四书解》与《周易解》的一个不同是，《周易解》往往儒意与佛意分开讲解，以儒意解者，忠实于原文，虽基本是义理的路数，但亦间有用象数处，且常引著名易学家的观点以佐证自己。而以佛意解者，则前加“佛法释者”或“若约佛法”以示区别。这样儒佛两行的释文极多，也有直接用佛意诠释而不加区别的，但比较少。这说明智旭还有较强的注疏意识在其中，把外典的注解规则与据佛意所作的发挥看做不同的诠解形式。而《四书解》则全据儒意，不过特别简明、直击关键、提纲挈领而已。以佛意直接比附者较少。这说明他所注目者，在儒佛之根本处，不在枝叶上。但在总体之分合上，则仿照佛经法数之例，如《中庸》，将全文分为五部分：初、总示性修因果，比拟佛经之序分；二、详辨是非得失，比拟佛经之开圆解；三、确示修行榜样，比拟佛经之起圆行；四、广陈明道合成，比拟佛经之圆位；五、结示始终奥旨，比拟佛经之流通分。虽仿照佛经之法数为《中庸》分章节，而解释则主要是儒家的，只在全文结尾处总结《中庸》与佛教之贯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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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18 一部《中庸》，皆是约生灭门，返妄归真。修道之事，虽有解、行、位三，实非判然三法，一一皆以真如理性，而为所悟、所观、所证。真至今文，结归“无声无臭”，可谓因果相符，性修不二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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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20 但归结为佛意后，立即提醒儒佛之差别：“但此皆用《法华》开显之旨来会权文，令成实义，不可谓世间儒学本与圆宗无别也。”【64】一合一分之间，智旭之儒佛本同迹异之见解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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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22 其释《大学》，分章仍用法数，解释路向与《中庸》同。但智旭所据之原文，则用古本《大学》。此意与阳明同。盖智旭之喜陆王胜过喜程朱，喜阳明又胜过喜象山。观其谓“象山似顿悟，较紫阳之渐修，当胜一筹”，【65】及文中多处赞扬阳明而见。此亦信从本心之学之惺惺相惜，本无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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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24 从以上四大高僧的思想宗趋可知，明代后期三教合一的风气十分强劲。佛教内部教禅合一、性相合一、禅净合一、台贤合一之风亦十分强劲。儒者借用佛道思想来诠解儒学，佛门中人借儒学思想来诠解佛教，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学术形态。儒释道三家的第一流学者都能抛弃僧俗之壁垒和家风门派的隔阂，从终极之道来认识和阐发自己的理论。其理由简单说来，是因为由科举的发达引领的儒学向社会各个角落的渗透，及民间讲学蓬勃发展、书院林立所带起的儒学前所未有的普及，由寺院宫观中的俗讲流行，忠孝节义观念无所不在，及由善书宝卷的流行而带来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分的思潮，在在皆使融合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主潮。由官僚士大夫主导的精英文化到明代中期以后越来越世俗化，以市民俗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已经逐渐形成，越来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此俗文化的大背景下，释道的学说也在世俗化，僧俗两界的差别在缩小，各宗派为维护家风与学说所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少，儒释道之趋同越来越明显。这种风气强劲到引起儒释二门中一些主张保护儒释各自的纯洁，反对简单攀援、附会的人的反对，如明末名僧元贤（1578—1657）作《呓言》，主张对以儒解禅要严加辨析，不能轻言融会，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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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26 龙溪、近溪二老讲阳明之学而多用禅语，非有得于禅，乃以儒解禅也。以儒解禅，禅安得而不儒哉？然自为他家语，无足怪者。至卓吾乃谓二老之学可当别传之旨，凡为僧者，案头不宜少此书，此何异唤钟作壅乎！昔人借禅语以益道学，今人反借儒语以当宗乘。大道不明，群盲相惑，吾不知冥冥之何时旦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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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28 对盲目附会之风深恶痛绝，甚至临终时还作偈明此志向兼以此嘱咐后学：“老汉生来性太偏，不肯随流入市廛。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67】此中透出的信息是，以禅语为诠解儒学之助与以儒学为诠解佛学之助，是当时僧俗两界的流行手法。虽然持元贤此类主张的僧俗人等不在少数，但融合是这一时代的思想主潮。这一潮流是当时整个文化世俗化的反映。四大高僧的学说及行谊是这一思潮的鲜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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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30 第二节　儒学与道教的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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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32 明代儒释道三教会通的思想，在道教中的反映也十分强烈。明朝定鼎之始，就立下对佛道二教又利用又控制的国策，此国策为明代各朝所遵行，对稳定政治、辅助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朱元璋作有《释道论》、《三教论》等，对道教辅助儒佛，“暗助王纲”的作用表示肯定。又亲注《道德经》，对三教会通加以表彰。在道教两大派中，又崇正一而抑全真，曾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而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68】此格局整个明朝皆如此。元末朱元璋亲统大军取江南时，曾访求正一教主、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张正常至京朝贺，朱元璋亲授“护国阐教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使领全国道教事。张正常去世，其子张宇初袭职，朱元璋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之号，掌天下道教，恩宠如其父。永乐朝张氏一门继续得到崇信。张宇初死后其弟张宇清嗣位，成祖亦授大真人号，赐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另成祖起兵“靖难”时，道衍（姚广孝）曾言得真武神之助，取得帝位后，成祖在京中建真武庙，亲撰《真武庙碑》颂其功德，又大规模营建武当山，以示报答。永乐四年（1406）命张宇初领修道藏书，是为明道藏编修之始。至英宗，命邵以正领其事，督校订正，正统十年（1445）修成，共5305卷，英宗赐名《正统道藏》，颁行天下。宪宗好方术，封番僧多人为法王、国师。“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69】道士李孜省乃学五雷法，结交当权宦官梁芳等，以符箓进用。《明史》谓当时“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70】孝宗继位，此数人皆谪戍边卫，孜省庾死。明代诸朝最崇道者为世宗嘉靖帝。他践位后毁佛寺，逐僧人，在宫中建斋醮，招道士邵元节入京，加封真人号，专主祷祠事，特拜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又崇信陶仲文，太子患痘，世宗有疾，陶仲文祷之而愈，由是加封高士、真人，又授少保、礼部尚书，可谓位极人臣。世宗又好长生术，《明史》谓：“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71】又大建道教宫殿，以致府库告匮。又迷信丹药，人夫四出至道教名山采药以进，并信方士之言，在宫中合药，而世宗最终死于丹药。穆宗继位后，在徐阶的辅助下，扭转世宗崇道乱国的局面，严办受宠的道士，削夺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官爵、封号。万历以后，由于两宫皇太后皆崇佛，佛教因之大兴，而道教则一蹶不振。天启、崇祯朝，内忧外患加重，国事阽危，帝王已无暇顾及道教，但在民间道教仍不断发展，对士大夫及普通民众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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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34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他的成立与发展与儒家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自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之后，道教与佛教既吸收、融合，又排斥、斗争。可以说，汉末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就是儒释道三教既融合又斗争的历史。儒家由于历史传承及作为治国理念、国家典章制度、核心价值体系、礼仪规范等方面的原因，稳居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由帝王的崇信和士大夫的好尚引起的佛道二教在思想界的互争雄长，是中唐以后的一大事因缘。道教中积淀的儒家因素在宋以后由于文化学术的世俗化和三教融合的加强而不断增多，不断内化。这种趋势在明代尤其强劲。道书中讲忠孝仁义的可说无书无之。道教劝善书，其中最著名者如《太上感应篇》、《玉历钞传》、《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在民间流传极广。创自道教的《太微仙君功过格》经过整理简化为许多儒者所奉行。其中所赏之功与所罚之过许多是儒家的道德观念。儒释道三教在同一个文化土壤中生长。其间共同的价值观念逐渐养成，三教的差别逐渐缩小。儒者对释道思想的借鉴、吸收与消化、融会学界谈之已多，此处不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儒家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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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136 元末明初全真南派著名道士王道渊号混然子，著有《还真集》等书，他的思想，以全真南宗内丹学为基础，融合北派理论。他的内丹学，以性与命互为体用，二者即一而二，即二为一为特点。他有《性命混融说》一篇专门阐发此理，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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