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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以儒家之《周易》与道家之《老子》相融而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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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宇宙本体的观照。而宇宙本体表现于人世，则为儒家之道。儒家之道之最上乘，与真正的道教所主张的，并无二致。张宇初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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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远矣，而其道具在者，六经焉。六经之精微幽妙，悉具夫吾心，昭晰明著，何莫由夫是哉。自尧舜相传，惟曰执中、持敬、宅心而已耳。孔子之谓仁，子思之谓诚，《大学》之谓敬，孟子之谓心，《中庸》之谓中，其归一也。能造乎天人一致之工，则致中和，存诚明，穷事物之理，尽人物之性，然后位天地，育万物，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以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也。此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建诸天地，质诸鬼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大而为天地立极、生民立命，维持纲常，扶持世教。孜孜焉，矻矻焉，守之为大经，行之为大法，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故不可一日而废焉，须臾而离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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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不仅思想与儒家相通，其用语，也完全化用儒家经典而来。在张宇初看来，道是体，礼乐刑政是用，体用不二，儒家是大道不可或缺的部分。道家的精髓是清虚自守，而出于大道，非妄为造作的治世之具本与道家为一。礼乐刑政就是清虚自守。六经所彰明的儒家之道，最根本的就是执中、持敬、宅心，这和道家的见素抱朴是一致的。故道家的理论本就是治国安民之道，它为儒家的治世勾画了一副本来如是、应该如是的图画。道家不是出世的，它是儒家的补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宇初认为道教的精髓在追求虚无清净的本体。后世视为道教之本务者，如祷、祠祝、黄白、长生等事，皆方士之术混入道教，目的在奔竞逐利。张宇初告诫学道者，要根据道教之经书穷本探原，不要为后世之邪说淫辞所蛊感。这是他清整道教的理论依据。他撰写的《道门十规》，就是他这些思想的具体化。张宇初作为一个以斋醮科仪为主的正一派的首领，作为一个主持全国道教事务的重要人物，他的这些思想是相当独特的。这可以看做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欲统会儒道，以道家道教辅佐儒家之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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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宇初对太极、河图洛书、性命、鬼神、荀子、董仲舒、邵雍等都有论说，这些论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儒道互释。而对儒家典籍则极其熟谙，引用皆随手拈来。他对“太极”的解说，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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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禀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极者道也，邵子曰心为太极，朱子曰太极者理也，陆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极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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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者，道之全体，它是万有的总集，也是性命的根源。具体事物的形体是命，其性质等是性，其原理、法则是理。性从命中禀受，理从性中得来。心则统性命而包涵之、笼括之。周、程、张、邵、朱、陆，皆强调了道的一个方面，皆有道之一体。从这里看，他对宋代理学大家是敬服的，对理学诸思想是平等接受的，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尤其喜爱。张宇初作为道教掌门，他的这些思想，对此后的道教发展面貌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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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代吸收儒家学说与道教融合而在道俗两界发生了较大影响的还有净明道。净明道又称净明忠孝道，奉许旌阳为始祖，实际开创人是元朝初年的刘玉（字颐真，号玉真子，故又称刘玉真）。关于净明忠孝的含义，刘玉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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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净？不染物；何谓明？不触物。不染不触，忠孝自得。又曰：忠者，忠于君也。心君为万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人子事其亲，自谓能竭其力者，未也。须是一念之孝能致父母心中印可，则天心亦印可也。如此，方可谓之孝道格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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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与人关于净明忠孝道宗旨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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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古今之法门多矣，何以此教独名净明忠孝？先生（刘玉）曰：别无他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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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明是正心诚意，忠孝是伦理纲常，用净明之心去实践忠孝等伦理纲常，以此作为被天尊救济的条件，此谓净明忠孝道。可见净明道是宗教的，更是世俗的，它是一种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实践的宗教。它的这种特点可以看做明代道教的普遍性质，具有标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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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明道后经黄元吉、徐异传给元明之际的赵宜真。赵宜真（？—1382）对明代净明道有振起之力，其《原阳子法语》中所显示的思想是，通过修炼将俗情归于性，而性之本体则与天道之元一致，然后将性、元等一并忘却，连此忘也忘却，达于虚空之地，最后将虚空也绝去，归于超越对待之绝对。这就是他在一首歌诀中所说的：“摄情还性归一元，元一并忘忘亦去。囊括三界入虚空，粉碎虚空绝伦伍。”【81】此说有随说随扫，不落一地的特点，明显是吸收了禅宗的思想。而他日常用功方法，则实行后来理学与道门中人同用之“功过格”：“每日但有举意发言，接人应事，皆书于帙中。其不可书者即不可为；既为之，不问得失，必当书之。合于理则为合天心，背于理则为欺天心。”【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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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宜真有弟子刘渊然（1351—1432），《明史》谓：“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83】他集全真、净明诸道法为一身，每与同辈处，语及修行，辄举忠孝为之主。刘渊然的弟子邵以正英宗时为道录司官员，领京师道教事。曾受命编纂《道藏》，又主持修葺北京白云观。此后净明道未有有力者。王阳明门弟子中与净明忠孝道有关者有王龙溪、罗近溪等人。王龙溪嘉靖中讲学新安之斗山书院时，有弟子胡东洲（即胡清虚）来从学，从此缔交。胡清虚自言得遇异人，此人有辟谷术，讲内炼延命之法，接受净明忠孝宗旨，以辅助政治，济拔百姓为己任。【84】此人传净明道于胡清虚。胡清虚死后，王龙溪有文祭之，其中曰：“东洲之学得于师传，以净明忠孝为入门，其大要皆发明性命归源之奥，觉幻知元，住于真常，非有邪伪之术。但世人未之尽知耳。”【85】可知龙溪与此人相知甚深。胡清虚之师事龙溪，或许是因为其净明道以忠孝为核心与王龙溪之儒家思想相合，或王龙溪用道教内丹理论讲良知心体与己之净明道之性命双修相合。王龙溪有言：“夫人之所以为人，神与气而已矣。神为气之主宰，气为神之流行，一也。神为性，气为命。良知者，神气之奥，性命之灵枢也。良知致，则神气交而性命全，其机不外乎一念之微。”【86】此与道教性命双修之说甚为契合。关于胡清虚与王龙溪之关系，耿定向之记述与上述王龙溪所记不同，谓王龙溪曾纳贽受教为胡清虚弟子，且谓罗近溪携二子与胡清虚游广东曹溪，近溪二子死于肇庆，胡清虚亦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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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门中另一与胡清虚有关系的是罗近溪，杨时乔之《上士习疏》中说：“罗汝芳师事颜钧谈理学，师事胡清虚（宗正）谈烧炼、采取、飞升，师僧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每见士大夫，辄言三十三天；凭指箕仙，称吕纯阳自终南寄书。其子从丹师，死于广，乃言日在左右。其诞妄如此。”【88】而黄宗羲则认为这些记载属“宾客杂沓，流传错误，毁誉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学也。”【89】但据王塘南，罗汝芳“早岁于释典玄宗无不探讨，缁流羽客，延纳弗拒，人所共知”，【90】则罗近溪学于胡清虚，似可有之事。而日本学者秋月观暎的研究更指出，罗近溪置水与镜于几上，相对默坐，使心与水镜一般之用功方法，与净明道对入道者的十诫中之第一条规定十分相像，此条说：“凡欲得净明道者，……如正净明之体，须于坐卧处置一鉴盂水，则可知吾立法之意。”【91】秋月氏的看法相当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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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林学者高攀龙曾与一道门中人论道家学说时提到净明道，他说：“东林朋友俱不知玄。虽然，仙家唯有许旌阳最正。其传只净明忠孝四字。谈玄者必尽得此四字，方是真玄。”【92】此中谈玄者指道士。高攀龙认为，道士谈道不离忠孝，才是真道。所以他赞成净明道。另高攀龙曾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作序，【93】这说明高攀龙曾对道教有所涉猎，对儒道会通持赞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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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明著名文士屠隆（1542—1605）也认为道教中净明道为最高，他在述其三教会通的主张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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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儒而诋佛者乃是俗儒，学仙佛而诋儒者乃是赝仙佛。孔子以老子为犹龙，未尝有诋仙之事；以西方之人为圣人，未尝有诋佛之事。佛之所教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未尝诋儒；仙之所教在于净明忠孝，亦未尝诋儒。如此看来，三教不当相互排斥，而可互为鼎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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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认为若从最高层面着眼，三教可以一之。佛教之诸善奉行，道教之净明忠孝，儒教之修德崇善，其宗旨是一致的。从以上几位当时极为著名的儒士文人的言谈与著作看，当时净明忠孝道在道俗两界影响很大。它与儒佛两家的融合也最为容易，最为和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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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著名道书《性命圭旨》中也有不少三教合一的论说。《性命圭旨》不署撰著人，相传为尹真人弟子所作。此书本为修炼内丹而作，主张性命双修，故对性与命这二大范畴有透辟解说。它认为三教之精髓在性命理论，其仪文、设施之不同是三教之肤表。三教在创立性命之说以之化导百姓助成善类这最高宗旨方面是一致的。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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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圣人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熏修，以脱生死。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觉，其义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长生，其旨切。教虽三分，其道一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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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儒家主旨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性理皆天地之道之表现。性理在天地，亦在人心。顺承此性理，则与天道为一。在儒家，性、理、命等皆实而非虚。禅宗认为万有皆虚幻不实，皆假设施。不识禅宗此旨，则不能去除粘滞，必然留恋尘世，执着名相。参禅则能使人超脱执缚，明彻空理。道教主张通过炼丹服食，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而内外丹功，其理与造化之理相通，炼养即悟道，长生即明理。故性命双修，于人之身心最为切近。三教之理论，其最后宗旨皆使人提升自己，达到理想境界，故教虽有三，其道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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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圭旨》在三教关系上还有一个洞见，即认为三教皆以心性为本体，故而皆重视心性之修养，以为归宿之地。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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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心性者，本体也。儒之执中者，执此本体之中也；道之守中也，守此本体之中也；释之空中者，本体之中洞然而空也。道之得一者，得此本体之二也，释之归一也，归此本体之一也；儒之一贯也，以此本体之一而贯之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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