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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体，既是心性本体，也是世界本体。心性本体就是世界本体的表现。儒释道三教的理论，就是对这一本体的描述；儒释道三教的精神修养，即追求与此本体为一。同时儒释道三教都有本体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分，都有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本体的复归。当然《性命圭旨》对性命的探究是为道教的修行实践服务的，比如它对性的定义是“元始真如，一灵炯炯”，对命的定义是“先天至精，一炁氤氲”，即最高的精神本原和最高的物质本原。须性命双修，才能与此本体为一，二者在个体实践者身上也才能和谐统一。而它从本体的角度探讨儒释道三者的统一，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儒释道三教的修养是相通的，释道的修养功夫可以作为儒家的借鉴和辅助，出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入世。而儒家的修齐治平如果略去其外在的差异，也是某种意义的出世。三教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理想，都可以即世而出世，内在而超越。这一点《性命圭旨》没有明说，但它的三教一致论及对性命本体的定义和描述，实可做如此推论。此书的洞彻与高明或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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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著名道士陆西星（1520—1601），早年学儒，博通经史，但科场不利，遂弃儒学道，晚年亦参佛乘，著有《楞严经说约》。他是内丹学的一代宗师，炼丹理论以《周易》为本，融合老庄与佛教，又加入了理学的修养方法。比如他在《玄肤论》后序中叙述他的丹法总理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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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且夫造化二五，陶铸百物，象形虽殊，体本无二。莫不定阴阳之位，构真一之精，顺施化之理，立性命之基。故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斯而论，可谓本末兼赅，上下俱尽者矣。故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体是道者亦可使之不变。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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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引《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等语，是要说明，一阴一阳之道是丹法的基础。他认为，道是宇宙法则，天地遵循此法则，炼丹也遵循此法则。炼丹过程实际是宇宙过程在丹道中的重演。而对此法则的解释是言人人殊的，立场不同，观法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此法则又非人人可知可解。在他看来，宇宙之本体是一气而分阴阳，阴阳之气又分为五行，生化不息，陶铸万物，成就百殊。这就是他所谓造化二五、真一之精，不变之天道。本体之运行，即万物化醇、化生。性命之理即蕴于此本体中。世间之一切，包括人之各种修养功夫，就是对此本体的顺化。故陆西星反对外丹黄白之术，认为是“逞其顽技以文神奸，巧蕴机心以干时利”，皆对顺化天道的歪曲。他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及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引入丹理，作为解释、领会丹道的辅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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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生也，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性即无极也，所谓命即二五之精也，二者妙合而人始生焉。方其未生之前，则所谓无极者混沌鸿濛，何相何名，何音何绪，何臭何声。及乎二五既凝，得一以灵，何思何为，何虑何营，是性之本体也。夫自情识开而本体凿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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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太极图说》来解释性命。人皆无极与二五妙合而成。无极之真为性，二五之精为命。性即本体之超绝名相，命即本体之原初物质。情识开而混沌凿，人自此脱离其本体之正。人之修养就是回复此本体状态，至此地位气质亦不能用事而返归其原初状态。故陆西星说：“修道之要，莫先于炼性，性定而气质者不足以累之，则本体见矣。”【99】修养之功首在于澄神。关于澄神之法，陆西星也用周敦颐之“无欲故静”去发挥，说：“洗心即澄神之谓也。周子曰：‘无欲故静’，所谓无欲，即遣欲使之尽也。”【100】澄神则清净圆明之气入于气穴之中，相守不离，此时即老子所谓“专气致柔”、“抱一不离”状态。到此状态，以神御气，神凝气定而丹成。从这里可以看出，陆西星的内丹理论是他的宇宙大道思想在修养功夫上的表现。他的解说，则利用了《周易》和理学的思想成果，呈现出儒道合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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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思潮最显著的表现是明代后期的三一教。三一教为福建莆田人林兆恩所创。林兆恩（1517—1598）字懋勋，号龙江，教徒尊称为三教先生、三一教主。早年习儒，科举屡试不中，乃寻师访道，创三一教。三一教最初并非宗教组织，而是带有文人结社的性质。黄宗羲说：“兆恩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之者越众。自士人及于僧道，著籍为弟子者，不下数千人，皆分地倡教。”【101】嘉靖末期，林兆恩的影响越来越大，朝廷慢慢默许了对他的崇拜，各地陆续建了一些三一教祠堂。林兆恩死后，三一教逐渐发展为宗教，有教规教仪，有传承统绪和教职人员。其教典最重要的是林兆恩的《三教正宗统论》（又名《林子全集》）。三一教开始只在莆田、仙游一带民间秘密流传，后来发展到安徽、浙江、江苏、江西、两湖、北京等地。清代康熙、乾隆间曾两次遭到禁毁，在近代发展到台港澳及海外，东南亚一带尤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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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教的宗旨如其名称，即合三教为一。它不像佛教道教等是以本教教义为主吸收、融合其他宗教的理论，它是对儒释道三教直接和会，它最大的特点是平等地对待三教，非以其中一个为主而融合其他二者。三一教的宗旨首先在消除三教的纷争，林兆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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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界之华，龙天之夏，而为儒者曰：我儒也，为道者曰：我道也，为释者曰：我释也。教既分为三矣。而余之意，则欲会而归之，以复合于孔老释迦之道之本一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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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兆恩看来，三教本来是一，此一即大道，三教共同构成此大道。所以三一教所供奉的圣人，是老子、孔子、释迦，对此三圣平等敬奉。林兆恩所依据的理论是道一教三。道一教三宋明以来三教中人多有依持者，但对三教平等对待不以其中之一为主的，却仅林兆恩的三一教一家。因为它一无历史传承，二无系统的教义教理，三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组织，还不具备统合、掩蔽其他大的宗教体系的能力。它只能平等地照搬在中国有深厚根基的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林兆恩并不忽视三教各自的特点，他强调的是三教三而一，一而三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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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教较然而三也，若不知孔、老、释迦之道之所以三，则无以识其一，而为道之至。道浑然而一也，若不知孔、老、释迦之道之所以一，则无以统其三，而为教之大。既识其一，复统其三；较然非三，浑然非一，大矣哉！至矣哉！此儒道释之所同，而孔、老、释迦之能事毕矣。【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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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而教三，三教在这统一的大道中所担当的功能、所扮演的角色，则各有所司，林兆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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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教之所以三，林子曰：譬之代君理政，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以三也。故孔子之教，唯在于人伦日用，所谓世间法是也。黄帝、老子之教，唯在于立极开天，所谓出世间法者也。而况释迦之出世，则又在于虚空本体，无为无作。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则有三。故孔子之教，圣教也；老子之教，玄教也；释迦之教，禅教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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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此道是本体，它有世法，有出世法，还有代表此道之本体性质之无形无象、无为无作、不落一地、空虚寂寥等品相之符号物，此即儒、道、释分别担当之功能。在林兆恩看来，这些功能缺一不可，共同成就此道、此本体之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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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本体，其太虚而太空者乎！唯其太虚而太空，故能运虚空。我之本体，其先天而先地者乎！唯其先天而先地，故能生天地。我之本体，其夏而大者乎！唯其夏而大也，故能儒而圣也，道而玄也，释而禅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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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虚空者，禅也；能生天地者，道也；能大而圣者，儒也。三教共同成就此本体。而之所以能有此识度，能将三教舒卷分合者，则人之心是也。故林兆恩又说：“三家者，以心为宗。而黄帝、释迦、老子、孔子非外也，特在我之心尔。心一而已矣，心一道一，而教则有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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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恩虽倡三教合一，道一教三，在本体上三教平等，各有所司，但他实际上倾心于儒家，以儒家为归趋。这一点他反复强调，以免信徒为表面上的三教平等所迷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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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所谓三教合一者，欲以群道释者流而儒之，以广儒门之教而大之也。然三教合一之旨有二：若谓三教之本始不待合而一者，非吾所谓之三教合一之大旨也。余所谓三教合一之大旨者，盖欲合道释者流而正之以三纲，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合道释者流而正之以四民，以定其常业而一之也。如此，则天下之人无有异道也，无有异民也，而天下人亦无曰我儒也，亦无曰我道也，亦无曰我释也。此其唐虞三代之圣，而无有乎儒道释之异名者。故谓之一，一之而归于正也。【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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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说得再明白不过，林兆恩的理想是三代之时的无儒无释无道的状况，此时治世有法，四民有业，无宗教之纷争，无众家之淆乱，此时是儒家圣人之世。此时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释，非今非古，无是无非。所以三教合一在林兆恩这里有二个层面：权法是三教合一，归趣是无三教分别的至德之世。故统合三教是不得已，儒家之三代治世是其理想。这是林兆恩的儒家本色处，此本色在三一教成为宗教后被其后继者改变，其归宗儒学的思想倾向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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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恩的三一教不仅归宗儒家，他的修养方法“艮背”也出自儒家。艮背本《周易》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者，止也。艮背就是将意念集中于背部，停止其他心理活动。林兆恩解释此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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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之士，先须念“三教先生”四个字。孔、老、释迦，三教先生也。……念三教先生者，初从口念而至于背之腔子里，久则念念只在于背，念念只在于背。则心常在于背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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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实际上也是儒道释合一的，是儒家之止字义与道释之禅定、数息等意念集中方法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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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儒家影响道教处及儒道统会、合一这个方面所做的一点概述，其实当时道教、佛教中的儒家因素，其可见的或隐藏的，表层的或深层的，理论的或实践的，宗教的或世俗的，是大量存在的。儒释道在长期的共同文化环境中生长，人们对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融会司空见惯，甚至也说不清在这样的共同文化中哪些是儒家的，哪些是道释的。可以说的是，三教共同推进了文化的世俗化，共同消减了宗教与世俗的壁垒，宗教愈益向民俗的方向发展，愈益与民俗结合，由此造成了市民阶层的增长，造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贬落，士大夫与民众的疏离逐渐丧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现象，其意义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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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天主教初传时期与儒家的冲突与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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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之后东亚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西方天主教的传入。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关于天主的辩论在争取信徒皈依上取得的成效不大，真正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并在思想上发生震荡的是传教士和中国人合译的关于天文、算学、地理、测量、记忆法等方面的书籍。徐光启、李之藻等杰出的学人对这些学科和书籍的推挽，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虽然不是入华传教最早的，但他无疑有来华传教士之父的资格。以他为代表的适应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是这些早期西方文化的使者能在中国立足并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传教士与中国人关于天主的讨论和辩争，最大的好处是使中国人由此曲折地看到西方哲学、宗教及反映于其上的思想方法，从而在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为融合会通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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