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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65 行元最恨的不是西国传教士，而是中土信西教的人；而在信西教的人中，尤痛恨背叛中国正统文化的人。在他看来，杨廷筠即此种人，因为杨借中土文化之名行西教之实。而无名氏的文章则直指杨廷筠之名而讨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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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67 武林杨弥格（按杨廷筠之教名为弥额尔，自署弥格子），袭玛窦之唾余，恢耶稣之诞迹，刊著《代疑篇》，始末二十四条，而凉庵子者复为序云。凉庵子不知何许人，想亦弥格之流也。其行过当，其言甚诡，其心实欲反中庸至正之道，而暨挽天下以钩奇索隐之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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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69 此中不知李之藻之号为凉庵，但从文中知其“想亦弥格之流”却是不诬。另一名和尚行闻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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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71 邪党迷元背理，必欲归功于天主，渐至易俗败伦，灭绝正见。嗟夫！文物之邦，堂皇之士，读孔孟之微言，一旦欺圣明而佐狡猾者，必自杨弥格始。吾知自取诛戮，淹没有日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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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73 他们对杨、李直接宣扬或用儒学融会天主教理甚为不满，认为是灭绝中土文化的行径。至于天学学者对会通儒耶的批评则另是一种意思。他们批评中国天主教信徒没有把所接受的本土思想完全扔掉，批评儒耶会通弄歪了天主教教理，尤其反对用宋明理学去解释天主教。持这种观点的多是反对利玛窦的温和传教路线的极端欧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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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75 以上对杨廷筠融会儒耶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士大夫天主教徒，即使是有很强的信仰精神的，他们的思想与学说中总留有顽强的儒学因素，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基本走与儒学融合会通的道路。他们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看得很清楚，但宁愿从二者的相同处着眼。杨廷筠在《代疑续篇》里的一段话就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思想趋势，这段话历数了儒学与天主教在宇宙论、人性论、伦理观上的许多不同，而末了则明白宣示他对待这些差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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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77 其他不同，未易更仆，吾所谓同，乃举其大端，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者。而其中精理奥义，又不啻水火盐梅之相济，未可尽谓之同也。故不同者，正无害其为同；而同处正不可少此不同。即如场中取士，命题同矣，而作文者妍媸自分，工拙自别，何必其题之异乎？【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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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79 当代比利时著名天主教研究专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甚至据此将杨廷筠说成同时具有宋明理学道统意识和基督徒道统意识。【147】之所以说他有宋明理学道统意识，是因为，“一方面，杨廷筠的新道统在很多方面跟东林学派相同，尤其在学术研究、客观伦理、实学及反对佛家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对程朱学派抱怀疑的态度，重气多于理，也有综合的倾向，接受多种宗教价值。而这第四类道统最实出的一点则是对神的信仰，以及用明显的‘外来’学说重新阐释儒家思想”。【148】之所以说他有基督徒道统意识，是因为，“基督宗教多少改变了杨廷筠的文化传承，我们很难会看到一些思想的转变不是外来的。当两种文化相交合时，外来传统有时会超过本地文化，使本地文化退居幕后。”【149】杨廷筠是不是理学家，是不是继承了儒学的道统，他的基督徒的道统意识到底有多强，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于55岁领洗正式皈依天主教之后，他的思想中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家学说。对天主教教义的解说，仍然用儒家经书中的词句，并且也不避用宋明理学，可以说仍然是循天学儒学夹辅而行的路数。钟鸣旦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杨廷筠“他欲重新把握‘道统’精粹，又有意识地选择另一种能够与原始和真正的儒家道统充分配合的宗教，这就是内在的正统，它采用精细选择的方法决定采纳哪一种外在因素。这种吸收外来因素的态度会导致一种新的思想系统，甚至一种新的宗教实践。”【150】这段话对杨廷筠的学术与宗教实践的描述是准确的，杨廷筠在明末大综合时代对儒学发展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他是儒学对天主教施加影响的一个很具标本意义的人物，他比徐光启和李之藻在儒耶会通上更具典型性，因为后二人的兴趣更多地在西人传来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方法。杨廷筠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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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81 第四节　儒学与伊斯兰文化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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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83 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的奠基时期。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或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儒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明代初期定立的宗教政策，对伊斯兰教也是适用的，不过伊斯兰教在明初尚没有形成为全国统一的宗教，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的几个民族也只在中国西北一隅活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回回则没有自己统一的思想理论，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精神领袖，故尚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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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85 明朝是从蒙古人手里夺得政权的，洪武初年，鉴于元朝蒙古人、色目人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对汉人、南人进行民族压迫的情形，明廷对散居在各地的穆斯林采取削弱进而同化的策略，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及翦灭诸雄的战争中，军中亦有回回将领，著名的有常遇春、胡大海、冯胜、蓝玉、沫英等。他们英勇善战，在诸将中地位很高；明朝开国后大封功臣，他们首列其中。朱元璋为了安定中国伊斯兰信众的心，医治元末战争创伤，于洪武元年下令在南京建清真寺，并亲书百字礼赞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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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87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名清真教。穆罕默德，至贵圣人。【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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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89 此中对伊斯兰教之教名、教主、教义、教典都能一一道来，说明朱元璋对当时伊斯兰教的情况已有相当了解。对寄望于中国伊斯兰教之使命——“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祷，默祝太平”，也明确指出。这一点对此后回回学者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有一定影响。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旨在南京、西安二处建清真寺：“与回回们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凭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钦遵。”【152】此中不仅为穆斯林建寺供日常礼拜，且准许穆斯林往来各地自由经商。这在大明立国未久，色目人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对穆斯林表现得十分优容，起到了安定外族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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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91 明成祖亦优礼穆斯林。永乐五年（1407）下敕敕谕嘉尚穆斯林之修行，谕令所在地之官民善加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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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93 肤惟人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指朝觐过圣地麦加的穆斯林）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肤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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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95 又七次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为云南晋宁回回，本姓马，明初进宫为太监，助朱棣夺得帝位，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对明代政治、经济、航海及造船技术有积极影响。明武宗崇信佛教，尤优礼喇嘛教，封赠番僧甚多，连带对伊斯兰教褒崇有加。曾评论诸教之高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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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97 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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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399 又喜习外国语并自拟为其教中人：“武宗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习鞑靼语，自名忽必烈；习回回语，自名妙吉数兰；习番僧语，自名领班丹。”【155】武宗还下令禁止民间养猪、食猪肉，亦纳回回女为妃，以至人怀疑武宗已信回教。【156】明世宗崇信道教，对佛教采取打击、削弱的政策，但对伊斯兰教则表示优礼，对洪武年间为安置西域人所建清真寺赐名“净觉寺”，命礼部给予札付，免去其差粮徭役，令专职焚修。此举甚得穆斯林之心，令其感戴不置，并愿以伊斯兰教辅助王政：“今奉皇上、圣人在天子之位，崇礼重教尤迈于千古者也。伏念末教何幸，节蒙列圣敕旨恩例，敢不欣然衹奉。凡以崇是教者，用度真化，以阴翊皇化也耶。”此举不仅增加了穆斯林在全国推展伊斯兰教的信心，也在管理形式上为全国清真寺树立了一个样板：“以故真教流行于天下，各省教人钦遵外，随方建寺，各赴京比例，请给札付住持寺院。”【157】此后全国穆斯林渐多，至万历间，明神宗下令修清真寺，赐以寺名，并优礼寺中主持。据当时到过中国的穆斯林记述，万历间全国清真寺已达近百所，并形成多个回回聚居地。当时到中国游历经商的穆斯林对此记述道：“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158】以上记述说明，明代对伊斯兰教基本上是优礼宽待的。因为伊斯兰教信众的聚落大多在边鄙之地，对汉族主流文化影响不大；居住在内地的穆斯林又因人数不多，居处分散，尚不能形成较大的文化影响力，又不能成为民间起事的借手，故不像佛教道教那样时时引起朝廷的注意。朝廷对他们处以优待外方归化者的态度，以示上国雍容有礼。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曾说：“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159】陈垣又究问伊斯兰教在明代传播不衰之原因，认为归功于二：一、回教在中国不传教。二、回教不攻击儒教。并解释说：“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又因向不攻击儒教，如上文所论，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从未闻回教有受人攻击，如唐韩愈之辟佛，明沈榷之参天主教者。”【160】此亦有得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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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01 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蒙古人的西征和南下，使得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各地的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主要是军士、工匠和商人。这些人被称做回回，他们是后来形成回回民族的先驱。明代在元代回回人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吸收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群，在社会安定，民族政策包容、宽松，经济连续发展的氛围下，明代中叶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他们不断地寻求民族自立、宗教自立，寻求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和本土文化融合，为主流文化所认可、所接纳的独立文化系统。明中叶之后，汉语成了回族的正式语言，而伊斯兰经典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诵读，许多穆斯林看不懂经文，这就会削弱回回民族的凝聚力，减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感，也不能让其他文化真正认识自己。因此，用汉语讲解经文、探讨伊斯兰教教义，撰著解释宣传经义的文章，培养伊斯兰教新人才的需求日趋强烈，于是兴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靠外来的伊斯兰学者，或极少数人家传口授，不研究、不传播因而教义不彰的新的人才教育方式，这就是经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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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03 经堂教育的开创者一般认为是陕西咸阳渭南人胡登洲（1522—1597）。他慨叹当时关中伊斯兰教经文匮缺，学者乏人的情况，立志兴学，为伊斯兰教培养人才。他先在自己家中教学，后在清真寺中。学生费用由聚居区内的回民分摊，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本内容主要是“十三本经”。小学的学习者是儿童，主要学阿拉伯文初步、《古兰经》的一些章节、伊斯兰教基本礼制。中学学习者是成人，主要学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念诵《古兰经》。中学是业余教育，夜校为多，在农村中较盛行。大学则是专为培养寺院的阿訇而设，学员是成人。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及其语法修辞，《古兰经》及其经注、教法，认主学，哲学等。课本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经典。课程修完后经过一定仪式即得到阿訇资格。经堂教育最初在西安一地施行，后推展到全国各地。经堂教育在发展中主要分为三派：一是陕西学派，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讲授内容为“认主学”，所谓“认主”，就是认得真主是天地间唯一主宰，是造化天地万物者，是人的心性所自出。多采用阿拉伯文课本，特点是讲解经文“精而专”。主要传播地为西北、河南、安徽。一是山东学派，以山东济宁人常志美、李永寿为代表，擅长《古兰经》注疏和波斯文经典，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兼授。此派特点是“博而熟”，主要传播地是华北、东北地区。一是云南学派，代表人物有马德新、马联元。此二人时代较晚，在清代中晚期至清末。兼有陕西、山东二派之特点。【161】经堂教育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学派，为汉文著译伊斯兰教著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大批职业宗教人才。对中国文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堂教育的先驱都受过良好的儒家基础教育，精通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他们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解释、教义的阐发，糅进了儒家言语和思想。这为此后以儒家思想融合会通伊斯兰教开辟了新的方向，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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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05 明代中期以后，儒家的民间讲学活动十分活跃，书院、讲堂林立，佛教道教热衷于刊印善书、宝卷，民间通俗讲经十分流行。而西方传教士们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著作当时也已经出现。耶稣会士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即刊行于万历年间。而明代儒学不重传统经注，以比较顺畅、通俗的语言解释儒家思想，表达研究者个人心得这种形式，占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这些都刺激了伊斯兰教学者，唤起他们用汉文著述、宣传伊斯兰教的愿望，摆脱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局面，让教外人更多地了解伊斯兰教，消除误解和歧视，更好地融入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汉文著译在中国伊斯兰史上意义巨大，是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国学术，摆脱对阿拉伯语言文化的依赖，独立地进行学术创造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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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07 第一个系统地用汉文撰著阐发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人是王岱舆（约1592—1658）【162】。王岱舆，回族，晚年自号“真回老人”，他写的二部重要著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与逝世后弟子编定的问答录《希真正答》皆署真回老人。其先天方人，精于天文历算，随天方人入贡至中国，任职钦天监。明太祖时赐居南京，后世为南京人。王岱舆自幼熟读伊斯兰教经籍，长成后又读了大量儒道释之书，博学多识，在江南穆斯林中极受推崇。晚年居住在北京赋闲，与弟子谈经论道以终。与稍后刘智、马注、道咸时期的马德新为回族著名四大宗教著作家。王岱舆开创了用汉文著译伊斯兰著作的新局面，并批驳那种认为汉语是“哈他”（意为“差错”）文字因而不能注释、翻译伊斯兰经旨的理论。【163】此举意义重大，论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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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10 中国儒学史 唯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典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则圣道藉以阐明，正教赖以表著，有裨于吾教不浅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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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2412 对王岱舆用汉文撰述伊斯兰教理，给予高度评价。王岱舆的著作涉及真主的性质，对真主的体认方式，及伊斯兰教的修行诸问题，内容甚为宏大。而这几个方面都有儒学思想参与、融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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