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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向子期(秀)以儒道为一。”(谢灵运《辨宗论》),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说:“陈寿《魏志》无王弼传,仅于《钟会传》尾附叙数语,实太简陋。然其称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孔老并列,未言偏重,……盖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系儒学之蜕变。”汤著《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中说:“郭序曰,《庄子》之书‘明内圣外王之道’。向、郭之所以尊孔抑庄者,盖由此也。”其时有王(弼)韩(康伯)《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向秀《周易注》、郭象《论语体略》《论语隐》、皇侃《论语义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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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的发展》,见《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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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参见:汤用彤《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96—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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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智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切诸法,皆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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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契嵩本《坛经·无相颂》:“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宋宗杲大慧禅师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学不至,不是学;学至而不用,不是学;学不能化物不是学。学到彻头处,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国安邦之术无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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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无门和尚《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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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朱子语类》卷一中,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生有此理。”“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有一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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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陆九渊集》中《与曾宅之》写到:“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二。”王阳明《传习录上》中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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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杜亚泉《接续主义》中说:“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用其接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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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参见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收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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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57、58、63页,第四卷,第105、11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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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可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新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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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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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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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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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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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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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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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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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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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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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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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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