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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臣子,他把理学运用执政实际,以求标范。如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其切要之目为视、听、言、动这四者,前三者为耳、目、口之官,后者动则概括意与身。他告诫皇上:“盖体仁足以长人,而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惟口出好兴戎,德惟一,动罔不吉,皆古帝王传心之要旨也。视则兼乎色与玩好矣,听则兼乎声音与出纳五言矣,言则兼乎俞咈涣号矣,动则兼乎兴作与临莅矣。而尤在于一心枢机宥密之间,慎之又慎,敬之又敬,克之于几,复之于独省,以一心与天相应,与臣民相见,则非礼者,无由伺吾之间而入之。”[149]以心为核心,把持好视、听、言、动诸感觉,敬慎克己,然后所视、所听、所言、所动无不中正清明而合乎礼,皇上如此,天下人无不仰慕如日月,这便仁。这是以理学来规范当权者,希望以理学为人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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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桐城派的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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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桐城派不仅以古文而称著于世,同时也以推崇程朱理学而名扬坛坫。乾隆、嘉庆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大櫆、姚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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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累官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中书、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一生著述丰厚,后人辑为《方望溪先生全集》。作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推尊理学,说:“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150]穷理之学北宋以后才发达,只是因为有了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这五子,他们的贡献是接绪穷理之学而发扬光大,任何背离都不过是学术的蛀虫。对于理学,他尤其称许程朱,对明以来王守仁反对朱子学甚为不满,并以断绝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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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桐城派,方苞率先以理学运用于文学,首创义法,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1]所为“义法”即言之有物,有次第,文以载道,文章在于说理,否则更是空文,这是对韩愈的发展,为其后学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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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工于文辞,师承于方苞,姚鼐为其弟子,介于方苞与姚鼐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的著作辑为《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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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把理学运用于文艺理论,提出论文主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主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传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152]。在神与气的关系上,神更为根本,即“为气之主”,可谓是文章的灵魂。他还强调文章要实,不穷理读书,文辞空疏无物,不经济不适于用,则属于连篇累牍,义理、书卷、经济这三者乃行文之实。譬如大匠操斤与土木材料的关系,文人是大匠,义理、书卷、经济则是匠人之材料,两者缺一不可,这开了其后姚鼐等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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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学者以书斋名惜抱轩而称其为惜抱轩先生。乾隆十年(1750)中举,二十八年(1763)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充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四十二年(1777)辞官归里,以著述授徒为业,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门下弟子众多。主要著述有《惜抱轩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等,选编《古文辞类纂》。他上承方苞、刘大櫆,下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人,可谓桐城派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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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于理学尤尊程朱,认为生于程朱之后的儒者,正是因为有了程朱才得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153]。他对程朱推崇之至,视为父、师,而对反对程朱之人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则大加鞭挞,应绝断其学脉。在他看来,推崇程朱是因其承袭孔孟学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154]。对于程朱学说,后世儒者只要笃信、遵行、恪守就可以了,这可以说以程朱是非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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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把理学运用于文学,主张文章本于天地自然,天地之道不过是阴阳刚柔而已。如果获得阴阳刚柔的精华,则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不容偏废,“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55]。文章本于天地,即文章虽然是主观所为,但应符合客观规律,直抒胸襟,而且也要找到阴阳刚柔的平衡点,所谓不偏激,雄健婉约相结合才是佳作。这是以阴阳刚柔来品评文章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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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学大盛并有走向偏激的态势,姚鼐竭力矫挽,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156]当时的汉学家惟以推阐汉儒之学为己任,鄙视宋学,也是儒学一偏。他指出了汉儒之学的不足,以为他们“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57]自陷于门户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儒学发展有害无利。对宋儒他大加称誉,“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君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158]。正是由于理学,有明一代政治虽然腐败,但士大夫仍能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其得以延续,这与清初儒学大都把明亡归为理学,至少是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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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汉学与宋学关于考据与义理关系的纷争,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不可偏废的主张,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岐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159]强调义理、考据、文章统一,与同时期的翁方纲、许宗彦等人唱为同调之鸣。这一主张不仅对调和汉宋、扭转学风有益,而且对全面完整地把握儒学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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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王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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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中,自从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以后,陆王心学的空间愈来愈小,进一步衰落。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彭绍升,以及与他相关的汪缙、罗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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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法名际清,法号知归子,江苏长洲人。为清初理学家彭定求曾孙,自幼受庭训,后授教于著名经学家卢文弨,但仍推尊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他又与罗有高、汪缙相交,三人皆学佛,彼此影响,儒佛相杂互释,这在乾隆时期是颇具特色的。彭绍升的主要著作《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观河集》、《测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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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主心,以为《大学》乃“古圣人传心之学也。传心之学,‘明明德’一言尽之矣。亲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体,亲之云者,还吾一体而已矣。故下文不曰亲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荡然无际,民视民听即吾视听,民忧民乐即吾忧乐。”[160]强调心的作用,即“明明德”是以心,德发自内心,其心本明,推及于天下苍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传心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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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陆后学有关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二十四岁时开始有志于学,以为学在于求诸自我,对于朱、陆两家之书,只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观而默识体会,至于他们彼此异同的原因未暇顾及。后来反复研读《中庸》,“乃益信陆子之学,其为圣人之学无疑也”。因此不同意那种以为陆九渊遗弃问学、专重德性是其流弊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未知圣人之学唯在复性,复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无所为问学也。外德性而为问学,谓之玩物丧志”。因此,“知圣人之学,则知陆子之学矣”。[161]把复性当成圣学的要领,为学应围绕着德性进行,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他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不知德性,何以问学?不知问学,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无外,则曰广大;明其无内,则曰精微;明其无上,则曰高明。明其无所倚曰中,明其无所作曰庸。致之、尽之、极之、道之,皆问学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162]依《中庸》次第,尊德性然后才是道问学,致广大然后才尽精微,极高明然后才道中庸。先尊德性是立志,道问学之所学不过是尊德性之学,属伦理道德之学,所学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因此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更重视前者,其学术显然偏向于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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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绍升相交甚密的有汪缙和罗有高。汪缙(1725—1792),字大绅,号爱庐,吴县人,贡生。有《汪子全集文录》等流传于世。他先读北宋五子书,后又读佛典,尝谓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纷纭莫衷一是,应统其同异,通其隔阂,仿明赵大洲《二通》之作,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济民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法;著《读易老私记》,以贯穿天人之际。曾主建阳书院,昌明正学。归里后,闭户习静,不复应制举,作《无名先生传》云:“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不庄;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狷不狂;先生处世,不圆不方。”[163]不落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儒佛之间的门户,对他们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又作《撞庵先生记》,自称学无墙壁,行无辙迹,其孤往如此。晚年致书彭绍升,论孤往之趣,有“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阔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来矣”[164]一段,可见其独立孤傲如此,汪氏为学终归于佛学,但不反对儒学,可谓儒道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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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号吉云山人,瑞金人。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有《台山文集》、《台山诗集》、《尊闻居士集》等存世。归里入凤凰山讲学。尤喜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之书,旁推典证,颇多心得。曾师从雷鋐,后又师从彭芝庭,与其子彭绍升相交,过从甚密,共学佛学。曾言东西二圣人权实互用,门庭迥别。与戴震相交于京师,论训诂考据学。他曾与友人论学,说:“为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又“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几死道路,危哉!且屡上公车,求一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炽,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跌坐其上!”[165]道原即宋道原,戴太史即戴震,说明罗氏之学兼而有之,至于学佛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死问题。对读书人竞奔士途,求取功名的行径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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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又论《春秋》大义,说:“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约之以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物同归而无歧者也。”[166]说明他也关心实事,注重通经致用,并非纯粹陷于性理。他对南宋诸大儒在国事愈来愈危难之际,柄持尧舜、孔孟之道,给予充分的肯定,称此符合《春秋》大义。南宋朱陆二人在北方异族屡犯边境之下,力陈诚正义利之辨,与孟子在战国扰攘之时述唐、虞、三代之道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皆有功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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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对彭绍升的心学有如下描述,称:“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167]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汪缙和罗有高。彭绍升、汪缙、罗有高都把程朱与陆王、儒学与释家打并归一,调和在心学上,这在乾隆汉学中天之际,可谓独树一帜,不过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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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学理上缺乏创新,渐渐地失去往日的活力,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范畴面前,至多做一些修补。但理学也有一些时代赋予的特色:以尊重程朱为己任,与官方之学相互应和,陆王之学进一步消沉,几成绝迹。务实,注重把学理运用于实践,期以说明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理学诸家的经世带有为清廷服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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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包括理学(狭义)、心学,狭义理学仅指程朱理学。本书讲理学主要指广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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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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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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