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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臣子，他把理学运用执政实际，以求标范。如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其切要之目为视、听、言、动这四者，前三者为耳、目、口之官，后者动则概括意与身。他告诫皇上：“盖体仁足以长人，而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惟口出好兴戎，德惟一，动罔不吉，皆古帝王传心之要旨也。视则兼乎色与玩好矣，听则兼乎声音与出纳五言矣，言则兼乎俞咈涣号矣，动则兼乎兴作与临莅矣。而尤在于一心枢机宥密之间，慎之又慎，敬之又敬，克之于几，复之于独省，以一心与天相应，与臣民相见，则非礼者，无由伺吾之间而入之。”［149］以心为核心，把持好视、听、言、动诸感觉，敬慎克己，然后所视、所听、所言、所动无不中正清明而合乎礼，皇上如此，天下人无不仰慕如日月，这便仁。这是以理学来规范当权者，希望以理学为人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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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桐城派的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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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桐城派不仅以古文而称著于世，同时也以推崇程朱理学而名扬坛坫。乾隆、嘉庆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大櫆、姚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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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累官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中书、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一生著述丰厚，后人辑为《方望溪先生全集》。作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推尊理学，说：“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150］穷理之学北宋以后才发达，只是因为有了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这五子，他们的贡献是接绪穷理之学而发扬光大，任何背离都不过是学术的蛀虫。对于理学，他尤其称许程朱，对明以来王守仁反对朱子学甚为不满，并以断绝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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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桐城派，方苞率先以理学运用于文学，首创义法，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1］所为“义法”即言之有物，有次第，文以载道，文章在于说理，否则更是空文，这是对韩愈的发展，为其后学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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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工于文辞，师承于方苞，姚鼐为其弟子，介于方苞与姚鼐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的著作辑为《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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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把理学运用于文艺理论，提出论文主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主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传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152］。在神与气的关系上，神更为根本，即“为气之主”，可谓是文章的灵魂。他还强调文章要实，不穷理读书，文辞空疏无物，不经济不适于用，则属于连篇累牍，义理、书卷、经济这三者乃行文之实。譬如大匠操斤与土木材料的关系，文人是大匠，义理、书卷、经济则是匠人之材料，两者缺一不可，这开了其后姚鼐等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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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学者以书斋名惜抱轩而称其为惜抱轩先生。乾隆十年（1750）中举，二十八年（1763）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充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四十二年（1777）辞官归里，以著述授徒为业，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门下弟子众多。主要著述有《惜抱轩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等，选编《古文辞类纂》。他上承方苞、刘大櫆，下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人，可谓桐城派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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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于理学尤尊程朱，认为生于程朱之后的儒者，正是因为有了程朱才得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153］。他对程朱推崇之至，视为父、师，而对反对程朱之人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则大加鞭挞，应绝断其学脉。在他看来，推崇程朱是因其承袭孔孟学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154］。对于程朱学说，后世儒者只要笃信、遵行、恪守就可以了，这可以说以程朱是非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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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把理学运用于文学，主张文章本于天地自然，天地之道不过是阴阳刚柔而已。如果获得阴阳刚柔的精华，则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不容偏废，“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55］。文章本于天地，即文章虽然是主观所为，但应符合客观规律，直抒胸襟，而且也要找到阴阳刚柔的平衡点，所谓不偏激，雄健婉约相结合才是佳作。这是以阴阳刚柔来品评文章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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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学大盛并有走向偏激的态势，姚鼐竭力矫挽，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156］当时的汉学家惟以推阐汉儒之学为己任，鄙视宋学，也是儒学一偏。他指出了汉儒之学的不足，以为他们“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57］自陷于门户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儒学发展有害无利。对宋儒他大加称誉，“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君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158］。正是由于理学，有明一代政治虽然腐败，但士大夫仍能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其得以延续，这与清初儒学大都把明亡归为理学，至少是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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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汉学与宋学关于考据与义理关系的纷争，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不可偏废的主张，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岐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159］强调义理、考据、文章统一，与同时期的翁方纲、许宗彦等人唱为同调之鸣。这一主张不仅对调和汉宋、扭转学风有益，而且对全面完整地把握儒学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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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王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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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中，自从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以后，陆王心学的空间愈来愈小，进一步衰落。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彭绍升，以及与他相关的汪缙、罗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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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法名际清，法号知归子，江苏长洲人。为清初理学家彭定求曾孙，自幼受庭训，后授教于著名经学家卢文弨，但仍推尊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他又与罗有高、汪缙相交，三人皆学佛，彼此影响，儒佛相杂互释，这在乾隆时期是颇具特色的。彭绍升的主要著作《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观河集》、《测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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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主心，以为《大学》乃“古圣人传心之学也。传心之学，‘明明德’一言尽之矣。亲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体，亲之云者，还吾一体而已矣。故下文不曰亲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荡然无际，民视民听即吾视听，民忧民乐即吾忧乐。”［160］强调心的作用，即“明明德”是以心，德发自内心，其心本明，推及于天下苍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传心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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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陆后学有关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二十四岁时开始有志于学，以为学在于求诸自我，对于朱、陆两家之书，只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观而默识体会，至于他们彼此异同的原因未暇顾及。后来反复研读《中庸》，“乃益信陆子之学，其为圣人之学无疑也”。因此不同意那种以为陆九渊遗弃问学、专重德性是其流弊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未知圣人之学唯在复性，复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无所为问学也。外德性而为问学，谓之玩物丧志”。因此，“知圣人之学，则知陆子之学矣”。［161］把复性当成圣学的要领，为学应围绕着德性进行，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他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不知德性，何以问学？不知问学，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无外，则曰广大；明其无内，则曰精微；明其无上，则曰高明。明其无所倚曰中，明其无所作曰庸。致之、尽之、极之、道之，皆问学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162］依《中庸》次第，尊德性然后才是道问学，致广大然后才尽精微，极高明然后才道中庸。先尊德性是立志，道问学之所学不过是尊德性之学，属伦理道德之学，所学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因此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更重视前者，其学术显然偏向于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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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绍升相交甚密的有汪缙和罗有高。汪缙（1725—1792），字大绅，号爱庐，吴县人，贡生。有《汪子全集文录》等流传于世。他先读北宋五子书，后又读佛典，尝谓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纷纭莫衷一是，应统其同异，通其隔阂，仿明赵大洲《二通》之作，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济民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法；著《读易老私记》，以贯穿天人之际。曾主建阳书院，昌明正学。归里后，闭户习静，不复应制举，作《无名先生传》云：“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不庄；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狷不狂；先生处世，不圆不方。”［163］不落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儒佛之间的门户，对他们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又作《撞庵先生记》，自称学无墙壁，行无辙迹，其孤往如此。晚年致书彭绍升，论孤往之趣，有“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阔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来矣”［164］一段，可见其独立孤傲如此，汪氏为学终归于佛学，但不反对儒学，可谓儒道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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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号吉云山人，瑞金人。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有《台山文集》、《台山诗集》、《尊闻居士集》等存世。归里入凤凰山讲学。尤喜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之书，旁推典证，颇多心得。曾师从雷鋐，后又师从彭芝庭，与其子彭绍升相交，过从甚密，共学佛学。曾言东西二圣人权实互用，门庭迥别。与戴震相交于京师，论训诂考据学。他曾与友人论学，说：“为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又“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几死道路，危哉！且屡上公车，求一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炽，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跌坐其上！”［165］道原即宋道原，戴太史即戴震，说明罗氏之学兼而有之，至于学佛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死问题。对读书人竞奔士途，求取功名的行径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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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又论《春秋》大义，说：“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约之以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物同归而无歧者也。”［166］说明他也关心实事，注重通经致用，并非纯粹陷于性理。他对南宋诸大儒在国事愈来愈危难之际，柄持尧舜、孔孟之道，给予充分的肯定，称此符合《春秋》大义。南宋朱陆二人在北方异族屡犯边境之下，力陈诚正义利之辨，与孟子在战国扰攘之时述唐、虞、三代之道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皆有功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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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对彭绍升的心学有如下描述，称：“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167］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汪缙和罗有高。彭绍升、汪缙、罗有高都把程朱与陆王、儒学与释家打并归一，调和在心学上，这在乾隆汉学中天之际，可谓独树一帜，不过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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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学理上缺乏创新，渐渐地失去往日的活力，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范畴面前，至多做一些修补。但理学也有一些时代赋予的特色：以尊重程朱为己任，与官方之学相互应和，陆王之学进一步消沉，几成绝迹。务实，注重把学理运用于实践，期以说明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理学诸家的经世带有为清廷服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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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包括理学（狭义）、心学，狭义理学仅指程朱理学。本书讲理学主要指广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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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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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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