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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李绂：《穆堂初稿》卷二十八，《高安县学吴君墓表》，《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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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李绂：《来复堂集序》，《穆堂初稿》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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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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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李绂：《穆堂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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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李绂：《穆堂初稿》卷十八，《发明本心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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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李绂：《穆堂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21册，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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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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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朱子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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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清初儒学以理学为主，理学则有一个由王返朱的过程，朱子学领袖坛坫，成为理学中的主流，同时也有一个由民间向官方转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朱子学，即明遗朱子学与儒臣朱子学。就学理而言他们虽然都奉朱子为圭臬，都尚躬行、务实，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其用心也有所不同。明遗朱子学反思明亡教训，儒臣朱子学则使其变成官方之学而不遗余力，朱子学成了为新朝服务的意识形态。这里主要探讨论一下张履祥与陆世仪的明遗朱子学，以及李光地的儒臣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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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张履祥的平民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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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尊为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崇祯时他曾参加乡试，均已落第告终，后拜晚明大儒刘宗周为师，明亡，缟素不食，绝意仕进，退居杨园，以著述授徒为业。著有《言行见闻录》、《愿学记》、《近古录》、《经正录》、《备忘录》等，后收入《杨园先生全集》。他在论及为学次第时说：“予年二十三四以后，释氏之书已绝不入目。盖笃信先儒之言故也。然于阳明、龙溪之书，则深信而服膺之，以为圣贤地位，盖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后读《近思录》以及程、朱诸书，渐觉二王之言，矜骄无实而舍之。”［1］他早年泛滥诸家，后信奉王学，接着由刘宗周的“慎独”、“诚意”转向朱熹的“格物穷理”，最后以朱子学为指归，是清初朱子学的开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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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王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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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的理学以批陆王、尊程朱为特色，他对陆九渊、王守仁的批评主要从学理和政治两个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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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层面看，张履祥比较程朱、陆王之学，说：“象山之所得力，若充四端、辨义利、先立其大之旨，朱子少时皆所致力。朱子日新厥德，涵养深粹，以至于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之地，则有非象山所能及者。惟陆氏傲然自多，不复虚心求益，故安于径直，见为支离，遂与朱子终若淄、渑之不可复合也。薛、胡之于程、朱，不啻如七十子服孔子。而陈、王则天资高敏，初以文学起家，简易直捷之途已有所得，于程、朱文理密察之学，竟若傲然不以屑意。但恐隐微自揣，实亦不能宁心精虑，以求所为动而中礼者，故覆从而病之。特于濂溪、明道，间有服膺，则以其言包涵宏阔，高朗要约，易以附托之故。然其所言之当于理者，固皆周、程之本有，其为周、程所无者，则皆出入释、老，杂以私智，使先代遗经驱率由己。若裁以伊川、紫阳之绳墨，偏私破裂，不难立见。至王则尤甚矣。世人所以群尚争趋，要匪有他，朱子之学精详，陆氏之学简率；薛、胡之律己谨严，陈、王之为教放旷。人情乐放旷而畏谨严，便简率而苦精详，固易向陆避朱，右陈、王而诎胡、薛。又百余年来，承姚江横流之后，程、朱之书鲜行于世，陈、王则家诵其言。世人挟册，即已胶锢其耳目，师友论说，益复沦浃其心志，遂以先入之言为主，不肯舍一己之私，进求维新之益。”［2］陆九渊之学在于先立其大，重在先发明本心，朱熹之学则偏重于格物穷理，陆子讥讽朱子支离，两人学风有所差异。经门人后学演义，遂成水火之势。有明以来，薛瑄、胡居仁继承朱子学，陈献章、王守仁则服膺陆子学。但总体上说，陆子学经陈献章、王守仁的努力占居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消沉下去。张履祥认为朱熹讲格物穷理，也讲本心，不过是通过格物等获得，可以说把工夫与本体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庸》所谓的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之旨。因此朱熹比陆九渊更加符合儒家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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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尊陆王之学，废朱子学，他报怨道：“今人多好象山，不乐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陈、王而诎薛、胡。固因人情便简率而苦精详，乐放旷而畏谨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士人挟册，便已沦浃其耳目，师友之论，复锢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使闲读程、朱，亦只本王、陆之意指摘其长短而已。谁复能虚心笃志，求所谓穷理以致其知，践履以敏其行者？此种习尚不能丕变，窃忧生心害事之祸，未有艾也。”［3］承认当时人多喜陆象山而不喜朱子这一事实。对于有明以来的理学诸家，推尊陈献章和王守仁，贬低薛瑄和胡居仁，其原因是在于人之常情，即“便简率而苦精详，乐放旷而畏谨严”，陆王之学具有尚简率、乐放旷之嫌，因此得到学者们的推崇。时人不仅不读程朱之书，即使是读了也以陆王之意来读，这如何能体悟程朱之学的大义，对此他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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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匡救王学末流的儒家，他则给予充分肯定，称：“幸有祸乱之中，良心天启，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向往正学者。正宜洗心涤虑，体究濂、洛、关、闽之遗书，以求得乎孔、孟之正传，见诸躬行而无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无忌、似是而非之积习。”［4］主张读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之书，把握其精髓，荡涤污秽，一扫学术积弊，如此才能恢复孔子儒学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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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政治高度批评陆王，张履祥说：“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弊至于荡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5］中国古代儒学指导政治，儒学的好坏关系到世道人心，“今日之祸”指清代明而引起的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把明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这是大部分明遗所持的立场，也是他们对明亡经验教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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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学术坏而心术因之，心术坏而世道因之，古今不易之理也。”［6］学术坏，人心坏，最终殃及家国，他说：“国变卒作，天地崩坠，中兴事业，佐理无闻。将来之乱，恐未有已。”［7］他曾与友人聊天时发出以下感叹：“伤悼百有余岁，学术不明，邪说肆出。虽有勤学好古之士，一经渐濡，终其身而不能自出，自误误人，酿成生心害政之祸，以至于兽食人、人相食，而未知有已也。”［8］这里所说的“邪说”即指心学末流，明代中叶以来，心学泛化，杂以佛老，造成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以至于在明末天崩地解之时无所事事，导致国破家亡。他又说：“近世学者，祖尚其（陆九渊——引者）说，以为捷径，稍及极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直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凌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9］明代心学末流片面发展陆九渊之学，一味空谈心性，礼教受到凌夷，最终酿成天下大祸。张履祥认为不转变这种风气，不仅儒学的发展会受到伤害，而且还会殃及国家，给社会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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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东林之学服膺程朱，对王学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也议论朝政，往往切中时弊，张履祥也颇有微词，兹举几条以见其大概：东林诸公，“表彰程朱之学，然与程朱毕竟不同。盖其入门便从静悟二字用功，与圣门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后之意，往往不合”［10］。东林诸公，“未尝得行其志。窃疑虽使得以有为，天下国家必将受其害。以其学术不纯，取人甚杂，不能行所无事，势必小人旅进，肆行无忌，其君子一死以自全。苍生不蒙其泽，宗社不奠其安者也”［11］。东林诸君子，“有意救阳明之敝，其矜尚名节是已。然其流至于争党，则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气一边，而于暗然为己之功不无少疏。至于释氏之书，则又未尝屏绝。以云救时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经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时以是”［12］。概括几条意思如下：东林之学虽然推崇程朱批评王学，但其学不纯，指掺杂心学，乃至于佛家的成分，同时也不脱党派门户之争。但毕竟与王学不同，他把王学与东林之学作比较，称王学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两国，它们不断地蚕食周朝，损害周天子的地位，而东林之学则如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功罪不可相掩。这是借评论东林阐释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对清廷入主中原合法性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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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陆王之学是因为他们杂糅佛老，张履祥对儒学与佛老的关系有以下看法，说：“儒者不为儒者之学，反去旁求二氏之说，搀入正道。二氏亦不专守二氏之说，辄欲袭取儒先之言，牵合彼教。此百余年以来，积重之习。想此风自宋明渐有，而决裂大闲，则始于三教一门，遂令滥觞，不可界限。学术之祸中于世运，夷夏之闲亦至尽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未知何时而已也。”［13］与严夷夏之防一样，也要明儒学与佛老之辨，不赞同儒学与佛老相互吸取，反对儒释道三家合流，这是基于维护儒学纯洁性考虑所做出的，担心儒学杂于佛道，流于方外，与世无补。但从儒学发展史看，儒学吸取佛道的积极成果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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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上批评陆王体现了张履祥推尊朱熹之意，政治上批判王学，认为明亡源于此，反映了明遗的一般意见。至于明亡是否由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所致，问题要比所论复杂得多，要充分地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才能对这问题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回答。张履祥的解释是建立在明遗价值观及程朱立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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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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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学家，张履祥为学主义理，反对把学问诸门类相互割裂开来，他说：“为学只一件事，非有歧也。今人不知，为应举者则曰科举之学，为治道者则曰经济之学，为道德者则曰道学，为百家言者则曰古学，穷经者则曰经学，治史者则曰史学。噫！学若是歧乎！夫学一而已矣，理义之谓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吾唯从事于我心之所同然。修之于身则为道德，见之于行则为事业，发之于言则为文章，事亲、从兄，此理也，此义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理也，此义也；为法天下，可传后世，此理也，此义也。”［14］学只有一个学，那就是义理之学，其原因是天下人之心皆相同，不过圣人首先意识到而创造出来。天心之所同然的内容即是“修之于身则为道德，见之于行则为事业，发之于言则为文章”，把儒学理解为从自我修身开始达于事业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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