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75057
他论诚说：“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于夫子，而传之子思、孟子者，一诚而已。《大学》自均平、齐、治，本之诚意，犹《中庸》、《孟子》自治民获上顺亲信友，本之诚身也。诚，则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谓明善、格物，盖所以启思诚之端，而非思诚以外事也。诚身者，统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发，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实焉之谓也。诚意者，诚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于为善，然而存之不固，发之不果、不确，是无实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无实，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盖以意藏于内，其实不实，己所独知，非人之所及检，是以每陷于自欺之域而不顾。惟君子慎独以诚意，诚意以诚身，则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100］诚即是孔门一以贯之的真精神，也是修养工夫的要领，知此皆为知本。《大学》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本于诚意，《中庸》、《孟子》讲诚身。诚包括成己与成物，身属于外在，意属于内在，在诚身与诚意的关系中，诚意更为根本，因为一切皆由心之所存所发，善存于心，善也发于心，心存性善其所发必善，其中诚意起着重要的作用。诚意才诚身，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启沃。不仅如此，《大学》讲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三纲也离不开诚，是诚的作用，如他又说：“自明者，以诚明之也。新民者，以诚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诚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贯之者一诚而已。”［101］由此看来诚是诸修养工夫的核心。
1702075058
1702075059
李光地的心性论及其工夫论紧扣朱熹，结合四书展开，不愧为清初尊朱的大家。
1702075060
1702075061
三、行实事
1702075062
1702075063
李光地身为朝廷重臣，关心国计民生，结合儒家诸典籍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体现了他治学重实事、实际的特征。
1702075064
1702075065
他继承发扬了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告诫君主治理天下应以民为根本，其依据是：“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荣之，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仲之事仇，圣人以为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矣。”［102］民为天地所生，生养子民体现天的意志，之所以有管理者是帮助天为生养子民服务的，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统治者，一切都要从子民的利益出发，民为邦本。他又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并非要坐享富贵，而是要其抚养天下，如果自绝于天，那么人亦不戴之为君：“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久长，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103］民为天所生，君主之所以立是为民，君主只图富贵，不为民服务，是站在天的对立面，也不会为民所拥戴。对于汤武之所以革命，如同《周易·革》所说的“顺天应人”，夏桀商纣逆天行道，残害子民，背离天道人心，汤武起来革他们的命是符合天意民心的。
1702075066
1702075067
君主善于反思，他说：“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104］商汤王、周武王之所以是历史上的圣王，在于他们治国理民敢于承担责任，即便是别人有什么过错，也首先反省自己，从不强加于人，如此率先垂范，上行下效，天下大治。
1702075068
1702075069
他发挥王通关于周公的一段话说：“周公之风雨绸缪，似欲使子孙相继，天下永远属之我家，迹近于私。不知世无圣贤，既不可行尧舜之事，若子孙之世及者，又不为启沃辅翼，使称其位，则害及于人矣。故曰：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若是子孙不贤，不如速亡。故迁都之议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105］传贤还是传子是君主王位继承所面临的大问题。相传尧舜时期传贤，禹之后传子，所谓家天下。周公虽然不脱传子这一定制，但试图把传贤与传子统一起来。如果后世子孙不贤，而且所作所为害国害民，不如速速灭亡。对于周平王东迁延续周之国祚，不在地理而在德性，以为德安邦济民是首要的。
1702075070
1702075071
他又说：“安社稷臣，只知社稷为重；天民，却见得百姓要紧，要匹夫匹妇无不与披尧舜之泽，实实见到天之生斯民也。”“问：社稷臣功岂不及于百姓？曰：如霍子孟与民休息，天下富庶，岂不恩泽于民？只是起念为安社稷耳。即事君人者，岂无有益社稷之处，只起意为容悦耳。”［106］社稷象征着国家，大臣以国家为重，国家并非抽象而是由众民组成。天民意指民为天所生，是对民的一种崇高表示。君为天生民所立，理所应当为其服务，普施其泽。大臣也要关心百姓疾苦，以恩泽子民为己任。因此服务于社稷与天民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
1702075072
1702075073
又援引伊尹的话加以引伸说：“伊尹云：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其）功。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人说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只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此。他高明，直见得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本领。此却是圣贤穷理治事根本。王荆公只为少却这段意思，便万事瓦裂。”“做事与人商量有好处，推与众人，便是与人为善之意。”［107］这一段的精彩处是“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强调共同协商的必要性，反对一个人独裁专断。其根据是“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而非个人的，公共的必须由众议决断。另外，个人的能力等也是有限的，必有所偏，而合众人的力量集思广义，所做出的裁断必然会周全。这里透露出民主的讯息。
1702075074
1702075075
他把圣人看成是众人的缩影，说：“《中庸》说得浑厚，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然却有一层征诸庶民的道理。盖论到全体，必俟圣人始可不惑，若零零星星凑拢将来，则合众人之公，便是一圣人。”［108］从圣人角度立论，圣人之所以能知百世而不惑，是因为圣人善于吸取子民的经验，融会贯通，圣人集中反映了众民的智慧与知识。从百姓角度立论，综合百姓的智慧与力量，以成就天下之公正，所谓“合众人之公，便是一圣人”。一些学者把《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理解为有不相信民众之嫌，李光地怀疑这是断章取义，断言“《论语》多是记录文字，多剪头去尾”。“上面必有凡民都使之知的说话”［109］，在他看来，孔子是相信民众的。
1702075076
1702075077
又以朋友来说明君臣关系，如他说：“古者君臣为朋友，情意相洽，进言亦易，畏惮亦轻。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高祖初得天下，群臣故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110］“君臣、朋友皆尊贤也。君择臣，臣亦择君，朋友同德同术，劝善规过，都是尊贤。”［111］就政治制度而言，秦以前是分封制，诸侯国有相对的独立性，周天子的权力有限，整个中国类似现在的联邦。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制，实际上是君主专制。儒学由先秦时期的子学变为经学，并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原来的人伦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转变为政治上的纲常，尊卑贵贱等级出现。此种政治体制延续二千余年不变，而李光地却把君臣关系比做朋友关系，同心同德，而且还可以相互选择，不仅如此，他还以南宋时金人与宋人君臣关系截然不同之实例，证明正确处理好君臣关系事关国家兴衰。这是对传统纲常的挑战，在君主专制时期有这种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1702075078
1702075079
做实事，他说：“圣人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毫无所勉强。但至要做实事，便到底是他的老幼，不在一家住，这里便要安排。须是替他制田里，教树畜，有许多事。”［112］“及”字有推恩之义，推恩不是口头禅而要做实事，这里的实事主要指“制田里，教树畜”，发展农林养殖业，以农业为本。他也注意到商业的发展，说：“古者安于邦域，人鲜轻赍远游之事，故务谷米麻丝而民自足。今也仕宦商旅万里纷然，金币之重亦势也。居官者不能率之务本而遏其分，方且与之攘夺而崇其竞，是胥上下而市也。”“民无以耕，山泽关市之利与民共之可也。”［113］古代人们安土重迁，主要从事农业，大都自给自足，交换仅限于物与物之间，很少有货币交换流通。现在有所不同，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大，商品经济渐露萌芽，货币交换出现，人们开始重视货币，他似乎看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一种趋势，这种眼光在当时可以说是超前的。
1702075080
1702075081
四、倡导经学
1702075082
1702075083
李光地作为理学家推崇朱熹，重道问学，重博文，其道问学、博文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因此倡导经学是其应有之义。他对诸经及经学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清初朱子学重视经学的特点。
1702075084
1702075085
对诸经，他说：“人欲穷经，毕竟以经圣手者为妙。《易》、《书》、《诗》、《春秋》、《周礼》，随分精熟一部，受用不尽。《仪礼》虽亦圣作，但在仪节上讲，何尝不是道德性命所发见，毕竟略隔一层。《礼记》中圣人议论亦多，但大半出自汉人，不尽是圣人之笔。”“五经、六艺，今止四经、四艺而已。经止《易》、《诗》、《书》、《春秋》，礼即在六艺中；艺止礼、乐、书、数，射、御已不讲。《易》将《注疏》、《程传》、《朱义》看过，略通大义，一年可了。《诗》将《注疏》与《朱传》看，《书经》亦然。《春秋》三传《注疏》，每种一年，兼之礼、乐、书、数，不过十余年无不通矣。聪明人用十余年功亦不难，便是许多年代无此人，岂不可叹！”［114］要熟读经书，五经中的三礼指《周礼》、《仪礼》和《礼记》，他认为《周礼》最为重要，《仪礼》多讲仪节重在实践，《礼记》则大半杂糅汉人之说，这二经的地位比《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稍逊。礼更重实际，应归于六艺之中。《周礼》虽然多讲政治，但有王莽伪造之嫌，其地位不如四经。这四经，《周易》要读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包括王弼《注》）、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诗经》读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包括毛亨《传》、郑玄《笺》）、朱熹的《诗集传》，《尚书》读孔颖达《尚书正义》（包括孔安国《传》）、朱熹的《书集传》，《春秋》读《左传正义》、《公羊传注疏》、《穀梁传注疏》，又兼顾礼、乐、书、数这四艺，可谓完人。
1702075086
1702075087
李光地对经学的发展及经学史上的人物给予适当的评价。
1702075088
1702075089
作为清初朱子学的官方代表，李光地竭力推崇朱熹，他认为，孔子删《诗》、定《礼》、赞《易》、修《春秋》，事事不放过。后来，朱子遵循孔子家法，“生平事事不见他放过，即做古文，官爵、地名，必书见在；诗用故事，于古名号讲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几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书，皆赖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厌烦，都有区处，虽几句文稿，亦觉得理足”。［115］朱熹对孔子的关注不仅涉及行谊，而且对其著作的细微末节处也不放过。不仅孔子、孟子，包括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都是因为朱熹的推尊与揄扬，才有如此显赫的地位。
1702075090
1702075091
他说：“朱子正是孔子传派，其于经书躬行心得矣，而解说处，却字字依文顺义，不少走作，才无弊。”［116］朱熹遍注群经，所解应为儒学正统。他还以佛家三派比喻儒家也有三派之分，说“佛家有经师，有法师，有禅师。经师是深通佛经，与人讲解；法师是戒律精严，身体力行；禅师是不立文字，参悟正觉。儒门亦似有此三派。郑、贾诸公，经师也；东汉诸贤，壁立万仞，法师也；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无上正果。”［117］郑玄和贾逵、东汉诸贤、陆九渊和王守仁各有所偏，程朱之学则三者兼顾，既重经学又有微言大义、躬行践履，兼有佛家中经师、法师、禅师的特点，因此是“无上正果”，即得儒学真谛，为儒家正传。
1702075092
1702075093
他也肯定一些汉唐大儒的贡献，指出：“孔子之书，高深精妙，昭日月而沛江河。孟子既没，直到周、程出，而其说大明。其中遥遥不绝如线，幸赖董仲舒、郑康成、韩文公撑拄其间，为功甚大。而昌黎首建义旗，排斥二氏，其功尤巨。若无数子，则佛教西来，聪明之士从风而靡，有不为之夺统者哉？”［118］在儒家经学发展中，董仲舒、郑玄、韩愈三人功不可没，他们成为周敦颐、二程等沟通孔孟的桥梁。其中韩愈的贡献更大，这主要是指他对佛老方外的批判直接开启了后来的新儒学。他说：“唐以来，有议论不决者，当以董、韩为断。韩子不独学问文章好，其人亦不说欺人语，生平辟佛、老，只在日用伦常、礼乐文物上说。”［119］又说：“韩文公《原道》几句，开周、程、张、朱之端。周、程、张、朱如日中天，韩公则东有启明也。千秋万世，韩公之从祀，再推他不去。”［120］韩愈批判佛老，阐扬儒学义理，凡此对北宋以来的新儒学构建起了奠基的作用。
1702075094
1702075095
对汉唐诸儒偏于外王而不注重内圣之学，他也提出批评，说：“自孔、孟后，心学不讲，汉、唐儒者，虽读儒书，只以谶纬、文词为事，讲到经济、气节而止，将孔子合外内之道遗却一边，全不从天命之性、自己心上下工夫。”［121］儒学也讲心性、天命，这是尊德性、内圣工夫的源头，尊德性与道问学应是一致的，由内圣才能开出外王来。但对汉唐解经则给予肯定，他说：“解经在道理上明白融会，汉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汉去三代未远，秦所澌灭不尽，尚有当时见行的。即已不存者，犹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笔之，毕竟还有些事实。不似后来礼坏乐崩，全无形似，学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汉儒所以可贵。”［122］其原因是解经的道理即义理方面朱熹虽胜一筹，但解经所涉及的制度名物等方面则更看重的是事实，而且汉代距离诸经产生的时代不远，较孔子接近，因此他们所做的经注经解更接近经书的原貌，这也是后来乾嘉汉学推崇汉儒经学的重要原因。
1702075096
1702075097
另外，李光地对诸经皆有解说，所解经书兼顾训诂与义理。彭绍升说：“公平生释经之书甚具，其言曰：蔑训诂者无师，带章句者无得，故学莫先于能择矣。其于程、朱之说，时有同异。论《大学》宜还古本，而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易》兼综象数，《礼》兼采《大戴记》。论子云、仲淹书有格言，节取焉可也；康节、象山所造高明，慎师焉可也。知言者以为然。”［123］汉宋兼收，朱陆并蓄融为一炉，采众家之长以补自家之短，体现其为学兼收并蓄的态度。
1702075098
1702075099
作为理学名臣，李光地一生为学甚广，对经学、音韵学、理学尤其是朱子学都有贡献，正如陈寿祺说：“安溪李文贞公以名世之资，应运翊辅，广渊笃诚，好贤若渴。幼而敏异，博综群书，与顾亭林、梅定九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韵之学，洞性命天人之旨，陶冶百氏，刊悠千载。尝敕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音韵阐微》、《朱子全书》，以为非公莫能为。而《书》、《诗》、《春秋》传说、《律吕正义》，分简诸大臣编纂，皆命就公是正，次第进御，颁行学官。盖熙朝经术修明，自圣祖成之，自公发之。而后雍正、乾隆间，继述众经，圣教由是大显。”［124］尤其是倡导朱子学影响到清圣祖，对于清廷尊朱熹起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他对经学的关注，甚至影响到乾隆时期的汉学。李光地不仅为学广博，而且因其地位显赫而弟子也众多。彭绍升说：“公门下士杨名时、陈鹏年、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它如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名公称善育才者，必以公为首焉。”［125］作为康熙朝的主要理学家，李光地在学理上或许创新不多，但他对理学的推动，尤其是推尊朱熹，使其成为官方的思想并指导清初的政治，这对当时的社会稳定是十分有益的，其历史地位也不容低估。
1702075100
1702075101
［1］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九，《备忘录》一，第1073页。
1702075102
1702075103
［2］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答丁子式》，第98页。
1702075104
1702075105
［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一，《备忘录》三，第1143页。
1702075106
[
上一页 ]
[ :1.7020750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