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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数不同。阎若璩引《汉书》，如《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西汉的情况。接着又引《后汉书》，如《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此处《古文尚书》一卷虽然不言篇数，然而马融《书序》则说逸十六篇，这是《古文尚书》篇数见于东汉的情况。《汉书》中的《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中的《杜林传》及马融《书序》皆云《古文尚书》原为十六篇，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其篇数与汉时不符，梅氏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无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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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篇名也不同。阎氏认为，杜林所依据的孔壁《古文尚书》正是马融、郑玄所传者，根据郑玄的说法，比《今文尚书》多出的篇名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共十六篇，其中《九共》为九篇，因此也称二十四篇，而晚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中无《汩作》、《九共》、《典宝》等篇，篇名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由此断定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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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内容上也不同。阎氏认为，郑玄注《书序》，于今安国所见存的，如《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亡。于今安国《传》所绝无的，如《汩作》、《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仅如此，又于安国《传》分出的《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郑玄注《书序》，如《仲虺之诰》等篇，不是注曰亡就是注曰逸，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篇名虽然与郑玄时篇名相同，但内容并非是孔壁《古文尚书》原文。由此而知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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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史记》所引《尚书》多真古文说：“今且有显然出太史公手标举书目，其辞至二十八字，为安国书所未载。”如《河渠书》首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踏毳，山行即桥。”其中的“禹抑鸿水”，与《孟子》相合。“十三年”与今文作“十有三载乃同”相合，“过家不入门”，与《孟子》及《今文》“启呱呱而泣予弗子”相合。“其事事有根据，非苟作如此。魏晋间人，竟以世所童而习之之书，书且开卷便见，忘其采用，岂非天夺之鉴，褫其魄，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100］《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所引《夏书》二十八字，与《孟子》相合，实为真《古文尚书》之文，而伪作《古文尚书》未及详引。这是从《史记》引用《尚书》佚文来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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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中《泰誓》三篇，东汉马融怀疑其伪，说：“《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稽其事颇涉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举《春秋》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独夫受。”《礼记》《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汉代流行的《泰誓》（即马融所说的今文《泰誓》），为河内女子所献，实为伪书，与先秦流传的古文《泰誓》不同。所以马融举《春秋》、《国语》、《孟子》、孙卿、《礼记》所引古文《泰誓》之言，皆不在汉代的今文《泰誓》中。而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三篇却将马融所举古文《泰誓》文句全部收入其中。又如《墨子·尚同》篇有引古文《泰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加以解释：“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得《泰誓》之义。墨子生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那时《诗》、《书》完好，未遭秦火，其书必真无疑。由于马融未引到，晚出《古文尚书》也遗缺这几句话，这是伪造《古文尚书》的一大破绽。［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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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作《三统历》末引《毕命》、《丰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这十六字，《今文》、《古文》皆无，阎若璩深表怀疑，因不知刘歆从何处得之而载于此。然后想起《书大传》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孔安国所得壁中书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传者乎？”刘歆距孔安国的时代并不远，流传一定真实，而所载康王年月日又关系到历法，因此不忍删去。而晚出《古文尚书》以“王命作策丰刑”与己不合，故删去，这如同作《伊训》时删去“诞资有牧方明”，作《武成》删去“粤若来二月以下之辞”一样，可谓捉襟见肘。［102］这是割裂原文屈从己意，由此也可看出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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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中《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阎氏以为出自《荀子》和《论语》。《荀子·解蔽篇》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惟精惟一”句是将《荀子·解蔽篇》中的“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隐括而成，“允执厥中”则出自《论语·尧曰》“允执其中”，最后并成十六字为所谓的“虞廷”心传。如何知晓不是《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呢？他认为凡是《荀子》引《尚书》处，如“无有作好”四句，“维齐非齐”一句等，都冠以“书曰”，又如引《尚书》“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独夫纣”等，皆冠以篇名。而《道经》并非《尚书》，《大禹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自《荀子》所引《道经》之文，由此可见《大禹谟》必是伪篇。［103］这是从抄袭古书字句上判定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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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出《古文尚书》袭用古书文意。据周礼，古代官爵封地，公为五百里，依爵位递降，男为百里，似乎与《孟子》所说不符。而只记载冢宰以下六卿职掌，而不上及太师、太傅、公孤等官，也不符合晚出《尚书·周官》。不合于《孟子》诚属可疑，不合于《尚书·周官》不足以质疑。因为晚出《尚书·周官》出自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表云：“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其有人然后充之。”晚出《周官》的中段文意源于此。《礼记·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曰：“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以上《礼记·明堂位》和《文王世子》文意约入《周官》篇的首一段和中段。可见晚出《古文尚书》的文意是参考古书文意写成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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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事实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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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事实方面的考辨包括从礼制、官制、历法、地理等考证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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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的变化为人君所恐惧修省。然而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尤其是建巳之月。自冬至一阳生，到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因此先王十分忧虑。以为日食禳救之礼，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此礼在夏时为四月（建巳之月），在周时则为六月，虽然四月、六月区别，但皆称为正月。这里的正月指正阳之月，而不是春王正月之月。《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礼也。”平子不知却说：“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太史言此礼在周之六月，接着引《夏书》以证夏礼，也就是在周之六月朔。而晚出《古文尚书》中的《胤征》篇却说：“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乃季秋月朔”为九月，如何有“瞽奏鼓”等礼，误解礼制，且不明历法。［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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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认为，一代有一代的官制，各有不同。如西汉有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此三公与周代的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本不相同。晚出《古文尚书·周官》的作者，不知西汉时的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妄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说“兹惟三公，燮理阴阳，失之远矣。”［106］他又认为，一代有一代官，官名及职能不同，如唐虞之时，四岳为官名，百揆非官名，百揆指其官以揆度百事为职任，如后来文契作司徒，司徒是官名，敷五教则是其职任。皋作士，士是官名，明五刑是其职任，百揆典三礼，如敷五教之类，不是官名而是职任。晚出《古文尚书·周官》说：“内有百揆四岳”，把百揆与四岳官名并称，显然把官名与其职任混为一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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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作《三统历》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康戌，武王燎于周庙。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此文见于《汉书·律历志下》。晚出《古文尚书·武成》则是“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费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康戌，柴望，大告武成。”阎氏认为，以上二段文字不同，事迹有异。刘歆所引事迹，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惟四月既旁生霸，是十七日乙巳。越七天是二十二日庚辰，武王燎于周庙。次日，二十三日辛亥，武王祀于天位。越五日，是二十七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晚出《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阎氏以为无所本。“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与刘歆所引相异，而刘歆所引的记日法与《今文尚书》相同，如《召诰》“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便是戊申，《顾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便是癸酉。两篇讲越三日、七日，都从本日算起，中间分别相隔一日、五日。晚出《武成》不从本日算起，丁未越三日是庚戌，中间相隔两日，与《今文》算法不同。［108］这是从晚出《古文尚书》记日与古例不合来证明其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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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牧誓》说“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之地，并非二地。因此誓师之辞说“于商郊”，不必再说牧野。《诗经·大雅》说“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指是就是商郊，不必再说“商郊”二字。而晚出《古文尚书·武成》不知此义。叙武王时说：“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这似乎在说武王于癸亥，只在商郊屯兵，次日甲子昧爽，才开始在牧野誓师，然后与商军作战。商郊与牧野本为一地，这里却一分为二，显然伪造此书者不谙地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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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章等方面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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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的文章和史例不合，阎若璩服膺朱熹有古史例不书时之说，并举《今文尚书》诸篇证明，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虽然书三月、五月，但都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也不继以时。又引唐孔颖达的说法认为《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是因缺乏史料。与此不同，《尚书》只记言语，不讲时。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上》开卷大书“惟十有三年春”，显然不符合古史例，可知其为伪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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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以为古书引古人成语，往往从该成语的末字加以申释，如《左传》宣十二年君子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皆属此类。不仅《左氏》，《中庸》也如此。如引“《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也属此类。《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的“德乃降”并非《夏书》中的话，应和下句“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相连。伪作《大禹谟》者竟将“德乃降”误以为是《夏书》的句子。如果一定要以“德乃降”为《尚书》之语，那么以上“毛犹有伦”，也应见于《诗·烝民》，而此篇并未有“毛犹有伦”一句。也就是说“德乃降”为庄公解释《尚书》之语，晚出《古文尚书的》作者一时不察，将其窜入《大禹谟》中，这是举《左传》、《中庸》为例，从文章不合古人撰书义例，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之伪。［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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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认为，汉初为经作传注，其传注之文与经文分开单独成篇，如《春秋》三传之文，不与经相连。《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别行。到了马融作《周礼注》，为了省去经传分离而带来的阅读不便，开始采取经注合一的体例，在马融以前，不曾有经注合一的体例。晚出《古文尚书》安国《传》则经传合一，显然不符合古人传注体例，因为孔安国是武帝时人，那时不应有经传合一，必是后人伪作。［112］这是从不合古人传注体例角度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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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文章方面的考辨还包括：从文章的难易辨《古文尚书》。根据文章的发展规律，文章应以越接近古代越难，愈晚近者愈易。晚出《古文尚书》凡与伏生所传相同篇目（即《今文》）皆难晓，而安国所献诸篇（所谓《古文》）皆易晓。且同为命、诰之体，何以今文难晓，古文易晓。［113］从文章好作排偶辨。先秦文章不讲究排偶，如对仗也是流水对。《大禹谟》、《毕命》皆有意为对偶，非先秦文体。从文理乖舛辨，如“《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但味‘汤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对成汤，自不得斥其号。于是伪作者，辄变其辞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闪缩处乎！”［114］是论证《仲虺之诰》把“汤一征自葛始”改为“初征自葛始”，文理不通。从文字应用考辨。阎氏据《尔雅》“郁陶，繇，喜也”，郭璞《注》、邢昺《疏》解释皆同。晚出《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有“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一句，把“郁陶”二字窜入文中，“郁陶”二字，实作“忧郁”解，可见其误用字义。［115］从句读讹误辨。《论语·为政》引《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当时句读如此。晚出《古文尚书·君陈》讹误为“惟孝友于兄弟”，后朱熹将《论语》此句改为“《书》曰：孝乎！惟孝支于兄弟”。承袭伪作而不自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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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阎若璩同时辨晚出《尚书》之伪的有黄宗羲，阎氏以师礼待黄氏。阎氏书成，寄黄氏请作序，他说：“曾寄与黄太冲读一过，叹曰：原来当两汉时，安国之《尚书》虽不立学官，未尝不私自流通。永嘉之乱而亡，梅赜上伪《书》，冒以安国之名，则是梅赜始伪，顾后人并以疑汉之安国，其可乎？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117］引黄宗羲说以申己意，加强和扩大自己的考辨说服力。黄宗羲在序中赞阎“取材富，折衷当”。并谓“如此方可谓之穷经”。尤于其论“人心、道心”十六字，谓“得吾心”，并指出十六字“为理学之蠹”。［118］黄氏疑孔氏古文为伪书，已见陈祖范《经咫》。阎氏奉顾炎武为前辈，顾氏没有辨伪孔专著，但也对二十五篇提出疑义，为后来辨伪者如惠栋和崔述所引证。姚际恒《九经通论》中有《古文尚书通论》不乏精义，阎氏见后称其“多超人意见”，并亲自缮写，吸收在己书中。钱煌《壁书辨疑》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朱彝尊说：“山阳阎百诗，钱塘姚善夫，桐城钱晓城三家，皆攻《古文尚书》者。”［119］可知阎若璩、姚际恒、钱煌为清初考辨《古文尚书》三大名家。还有朱彝尊、冯景与阎氏相互交流。阎氏书中常见引用“冯山公云”之文，朱彝尊撰《尚书古文辨》，专辨伪古文，阎氏书中也加引用。不过朱氏认为古文之伪，不必废其书。由此可见，阎若璩考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非孤军奋战，而是当时学风所致，只不过他善于吸取别人成果，推一步加以完善，因此在这方面超迈众人，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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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颜李学派的习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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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1704），初因其父养于朱氏，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号思古人。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颜元为学早年受孙奇逢的影响，后来受刁包的影响，一度出入于程朱、陆王之间。他57岁那年南游中州，目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120］的现状，开始批判朱学。晚年，应聘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厘定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规模甚宏。旋因水害，辞归故里。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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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元的经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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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为清初颜李学派创始人，他不仅倡导重习行、尚事功的实学，而且也提出一套经世的思想。他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121］以生产建设富天下，以军事建设强天下，以道德礼仪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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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世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他把“义”和“利”看成是统一的，鲜明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义利观，说：“利者，义之和也”，“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利有合乎义，有不合乎义，故“义中之利，君子所贵”。［122］主张要取合义之利，反对纯粹排斥功利的论点。他又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钓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123］这是说种地哪有不想收获的？打鱼哪有不愿得鱼的？恭敬哪有希望受侮辱的？宽大哪有不计较得到民心的？正谊的目的是为了谋利，明道的目的是为了计功，若不谋利不计功，便堕入释老的空无，是不切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颜元并非一般地反对“正谊”、“明道”，他首先提倡孔子主张的先付出劳动、先尽心竭力为君主做事，然后收获果实，享受君主俸禄的一种“先义后利”的原则。反对急功近利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指出这将导致拔苗助长、欲速不达的结果。他更反对空谈正谊明道的“全不谋利计功”，指出这将堕入释老虚空、迂腐之论的窠臼，从而纠正了以往的重义轻利、重利轻义等片面主张，特别是揭露了反功利学说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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