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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69 唐甄注意到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以治乱交替的方式进行,他说:“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下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其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164]天地自然的事物成毁相资,转换更迭,这是必然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内部阴阳两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不如此,如说:“阴阳者,治乱之道也。阴阳之复,其时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165]随着世运的变化,统治天下的帝王也在不断更迭,政治上的治乱相反相成。他还以秦朝为界,把古代的政治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秦以前天下大治,秦以后天下大乱,其间虽然不乏治世,但总体上说是治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发展观明显地带有循环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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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71 二、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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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73 君主专制必然出现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情况,针对此,唐甄提出“平则万物各得其所”的命题,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他讲“平”的基本含义不是等同,不是否定事物间的差异,而是强调万物各得其所,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荍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166]自然界的“平”即指万物并行而不相互悖害,如《周易》所说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各自保持自己固有的特性,彼此相互尊重,人世间也应如此。至于人间出现的诸种“不平”则是人违背天地自然法则的结果,是人类的主观所为。他说:“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恶之,故不平也。君子于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恶,所以平之也。”[167]天生万物总是有差异的,但人为的对待这种差异,并因其美恶而加以厚薄,就会出现人心“不平”。正确的观点是:人不应以主观好恶来褒贬,而应客观的对待,尤其是对待人切不可存有偏见,做到这一点就是“平”。“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是由于“不平”所造成的,古代圣王如尧舜禹等治国尤其尊重个性的差异,杜绝“不平”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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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75 他强调“恕”这一儒学的基本范畴深化了对“平”的认识,认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168]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彼此尊重,不强加于人。恕从夫妻家庭关系开始,说明包括男女在内的所有个人必须相互尊重,彼此间承认对方的存在及个性。认识到个性的差异,彼此相互尊重,主张“平”就必须反对“势尊自蔽”,也就是要抑尊。他认为,天子是人而非神,民众也是人,既然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尊重,因此“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君王放下自己的尊严,与民众同甘共苦,一定会得到民众的拥戴。相反,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官,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君主高高在上,傲视群臣,君臣关系则日益生疏,君主智力也日益蔽塞,“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所有这一切皆由“势尊自蔽”所造成,因此必须扭转“势尊自蔽”。抑尊就必须与群臣、百姓打成一片,所谓“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能在人格上与百姓平等,“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169]君主放下自己的架子,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如此才能受到民众的爱戴,为众望所归。这里讲的尊指的是德行而非指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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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77 君主要抑尊不能仅停留在口头说教上,而同时要践履,亲身体察百姓民众的生活。他引先儒的话发挥道“语道莫若浅,语治莫若近”,这个“近”就是指:古代贤君“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170]真正感受到百姓的疾苦,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以实际行动,切身感受或体验来实现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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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79 古代社会的稳定是靠礼来维持的,礼的特色是定等级,别亲疏,而他对礼的解释是,“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171]认为这才是“礼之实”,显然打破了礼的传统等级观念,这是以人格平等的观念来改造礼,使礼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尊重、服务于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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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81 唐甄倡导统治者要尊重一般老百姓,与其重视民本是一致的,因此他论述自己的民本思想,说:“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茅舍无恙,然后宝位可居;蓑笠无失,然后衰冕可服;豆藿无缺,然后天禄可享。”[172]不主观盲目为政,而是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执政这是知政,“四政”,即政“在兵”、“在食”、“在度”、“在赏罚”,知此并实践,则边疆巩固,府库充足,朝廷受到尊重,官职得以理顺。这“四政”皆离不开民,需要民众共同的参与来完成,民众参与成为统治知政的重要内容。他还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心与身的关系,心固然重要,但离不开身,身有疾病,心如何能安,身无疾病,心自然会安康,民众与君是身心相联,同呼吸共命运,体现对民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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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83 三、百官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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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85 唐甄认为君主不可能单独治理天下,必须得任用官吏帮助治理,即所谓的百官辅政。个人的智慧与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他主张要集思广益,说:“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173]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广其视听,让群臣各自发表自己的建议,综合大家的力量去就成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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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87 他对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吏的建设与任用都有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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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89 对于中央,他认为君主治理天下离不开朝廷的宰相六卿的帮助,说:“古之为国者,得一贤相,必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盖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也。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田赋不患不治。”[174]他提出执政的四条原则:一是专,六卿各专其职,守官既专,“其虑益熟,其学益精,其事易成”。二是虚,“毋作聪明以自用,毋作好恶以遵法,毋拒忠言以闻过”。三曰亲,与大臣亲近,随时与他们相见,沟通心志。四是尊敬六卿,“待以师宾之礼,不敢烦责”。[175]在中央,宰相应有相当的权力,任用贤相直接辅助君主处理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而六部诸卿的职务也很重要,他们各司其职,也就是说专管一摊,天子切勿事事专断,应多听取他们意见,同时也要善待他们,在礼节上给予充分的尊重。有了诸臣的通力合作,君主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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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91 古代的政治制度设有谏官的传统,他则给予发扬,认为设谏官纳谏十分必要:“六卿六贰进讲陈戒,师箴,蒙诵,百工谏,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皆谏官也。天子特不纳谏尔,苟能纳谏,何患直言之不闻?”[176]要敢于纳谏,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相反的意见,对于执政者是十分必要的。纳谏是指君主而言,直言则是指臣子,他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亡。所贵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过。其次,攻宫闱之过。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是疡医也;君何赖乎有此直臣,臣何贵乎有此直名!是故国有直臣,百官有司莫得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177]直言是良药,直臣为良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直臣直言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切中要害,有利于政治上的除旧布新。直臣直言分三层次,一是直言君之过,二是直言后宫之过,三是直言皇族宠臣之过。大臣敢于直言劝谏,矛头所指皇权、皇亲国戚,通过言论使权贵们知惧,这样可以消除政治上的症结,如此才不枉为人臣。唐甄自己就是一个直言的臣子,敢说敢为,石破天惊,因此为官并不顺利,他只当过地方官而没有做过大臣,潦到颠沛,终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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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93 对于地方,唐甄自幼随父宦游各地,后来自己也当过地方官,深知地方官的重要性,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不赞同天下难治是因为民众的说法,认为难治者非民而是官,“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于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其何所籍以达于天下乎”。[178]君主治理天下离不开官吏,官吏吃奉禄是为君主治理子民的,他们是沟通上下的重要环节。地方官吏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君主政令,甚至敷衍了事,致使政令不畅通,百姓子民无从知晓,朝廷的政令再好也无济于事,如何谈得上治。因此,治理国家惟在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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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95 他认为当官应上对得起君主的信任,下对得起子民的期待,说:“辗转思之,不释于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补;不能普利,且图少济。设为说之之言曰:君之贵,非君赐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壶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子孙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者也。”[179]地方官食国家的奉禄,为地方百姓所供养,就应该知恩图报,当好父母官,兢兢业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地方安定了,国家天下才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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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97 四、财者,国之宝、民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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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199 唐甄强调为政应以民为本,他还具体提出了诸项富民措施,如:“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家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苧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陵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180]这十八条富民措施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上善政,包括以农为本,注重农时,因地制宜,兼顾多种副业,注重家庭伦理的建设。第二层为中善政,包括扶弱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囤积居奇,慎用或轻用刑罚,防微杜渐。第三层为下善政,包括重视学校祭祀场所以及城隍、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赋税合理,习武练兵,防范外敌入侵,赈济灾民,预防疾病,勤俭节约等。这三个层次囊括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唐甄对民情民生了解之细,由此可见一斑,不愧是做过地方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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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01 唐甄讲的养民,其最终目的在于富民,他关心民众的疾苦,提出富民的思想。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181]治乱的区别在于穷富,贫富不均,藏富于朝廷、官吏,社会必然出现动乱。相反,藏富于民,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稳定,社会自然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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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03 与富民相关,唐甄十分重视货币的改革,他认为,生养之道,三年应该有所成就,五年可以充足,十年则可以富裕,这是治国的常理。而“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困穷如此,虽然偶遇丰收之年,也无生存之乐。“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182]明确指出有清五十年以来国家仍处于贫困之中,表现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这“四空”。究其原因,在于缺少钱币,所以无法进行必要的流通,导致货物不能发挥其用。他在当时就意识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货币少制约了互通有无,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因此必须改革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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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05 他认为自明代以来“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囊之,瘗之,为物甚约;一库之藏,以钱则百库,虽尽四海而不见溢也。”“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为命乎!圣人复起,必有变道矣。”“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183]白银的减少造成百姓穷困。白银减少是不流通所致,不流通的一个原因是银本身所具有的容易收藏等特点,使得持有者不愿意进行流通,实现不了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换,因此造成货物无法流通,百姓由此贫困。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钱币取代白银,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易于制造也易于流通,有利于市场交换。这种货币主张既务实又切近实际,也有可操作性,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他并不是朝廷重臣,其改革货币的主张能够起多大作用,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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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07 唐甄的经世思想以政治为特色,他大胆直言,议论政事,无所顾忌,在清初诸儒中可谓独一无二。潘耒读《潜书》叹道:“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184]对其政治主张给予正面的肯定。但也应看到,唐甄的政治思想过于激进,因而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共鸣,而清朝的政治走向似乎也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康熙朝始兴的文字狱,雍正朝所建立的军机处都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为唐甄所批判的君主专制政体还要再存活二百多年,直到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才最终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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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09 [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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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11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内典》,第1045—1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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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13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48—1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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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15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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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6217 [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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