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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唐甄：《潜书》下篇上，《六善》，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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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唐甄：《潜书》下篇上，《任相》，第12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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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唐甄：《潜书》下篇上，《善任》，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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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唐甄：《潜书》下篇上，《省官》，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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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唐甄：《潜书》上篇下，《抑尊》，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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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唐甄：《潜书》下篇上，《柅政》，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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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唐甄：《潜书》下篇上，《柅政》，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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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唐甄：《潜书》下篇上，《达政》，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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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唐甄：《潜书》下篇上，《富民》，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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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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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唐甄：《潜书》下篇上，《更币》，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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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潘耒：《潜书》卷首，《序》，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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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汉学的复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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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汉学大盛，之所以称之为汉学，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儒学各领域大都笼罩在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之下，在中国儒学史上形成了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因它产生于乾隆并延伸到嘉庆时期，可称其为乾嘉汉学（简称汉学），又因其学以朴实考经证史为特征也称考据学或朴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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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学的成因与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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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清代汉学的成因应既考虑社会的外在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到学术的内在理路。正是社会的客观条件成熟与学术上的需要共同促使汉学的产生并发扬光大，演成儒学重要的学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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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条件而言，汉学是康乾时代的产物。［2］康熙中期以后，清王朝国力渐趋强盛。至乾隆时期，鼎盛之势达到高峰。在政治上，清朝政权巩固，国家统一，民族矛盾得到缓解，社会安定。在经济上，清廷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举措，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国库日益充足。政治的巩固、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汉学的形成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汉学的形成与清高宗的重视和提倡也有关系。高宗进一步发展了由清圣祖开启的重视儒家典籍之风，汉学地位逐渐提升。高宗为倡导经学，不仅下诏推举经术之士，且诏刊十三经注疏于太学。先后钦定《三礼义疏》，御纂《周易述义》，钦定《诗义折中》、《春秋直解》，组织编纂《四库全书》，并以经部列十类之首，突出儒家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高宗的大力提倡、积极扶植，对汉学的产生不无影响。也应看到，康熙后期开始推行的“禁教”闭关锁国政策，经雍正到乾隆时期愈演愈烈。对外实行封锁，禁止中西之间的交流，这便阻碍了知识界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束缚了知识分子眼界。加之政治上的专制高压，使学术界不去过问社会问题，一头扎进纯学术领域，究心于考据、训诂，由此带来的是儒学向着单一、精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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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方面看，汉学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传统学术以儒学为主干儒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形态。如儒学在先秦表现为诸子学，只是诸子之一，在汉代表现为经学，在宋明时期又表现为理学。清初，具有哲理化色彩的理学已经大体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使命，社会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逻辑要求创立新的学术形态以取代理学。随着理学的衰微，儒学领域开始酝酿起与传统理学不同的新思潮。这一思潮肇始于明末以来的实学之风，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希望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这种思潮是理学没落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反思批判理学特征，成为汉学产生的根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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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反思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客观上成为汉学的先导，这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有关。其一，对理学的批判表现为强烈的经世色彩。这是决定批判理学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方面，它使批判理学思潮既不同于先前的宋明理学，也有别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据所在。其二，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在没有建立新的儒学形态代替理学之前，只有以原有的理论形态为批判的武器，而汉代经学中朴实考证经史方法正是反对理学空虚之风的最好武器，于是学者们选择汉代经学，开始向儒家经典回归。这种回归经典的法古倾向使清初儒学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朝着朴实考经证史的道路走去。开始，反思批判理学的这两个方面，以经世致用为主，至于朴实考证经史不过是为学的方法。但是，随着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使得批判理学这两方面发生地位转换。经世致用逐渐消沉，而朴实考证经史的方法成为主导。由此看出，清初诸儒对理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汉学与宋学的框架而进一步发展，只是通过一次“研究法的运动”［4］，转向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最终形成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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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着重探讨一下汉学形成的源流。乾嘉汉学就学术实质而言就是经学，以汉人注经为圭臬。清初经学虽然不像汉学家那样过分地崇尚汉人经学，但在推崇经学方面与汉学家却是一致的，因此汉学家大都把自己的学术源流上溯至清初。以清代为限，［5］清初经学则是乾嘉汉学形成的渊源，正是清初经学家的多种努力，为后来的汉学产生提供了学术思想上的准备，因此称他们为汉学的先驱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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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虽以理学为盛，但其末流弊端已显见，补偏救弊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拾起古老的经学，作为扭转学风的手段，因此经学之风已渐然兴起。这一时期的经学主要包括经学之风的倡导、群经辨伪、对经籍编纂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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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倡导经学。针对宋明理学末流背离经学的现实，诸儒倡导应以经为本位，绾理学于经学之中。钱谦益主张：“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6］发挥归有光道在经中的观点，主张应以汉儒为宗主去研究经学，“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但也强调：“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7］广采汉以下，乃至当时人的著述，其议论持平。继钱谦益之后，方以智、顾炎武、朱之瑜、黄宗羲、吕留良、李颙、陈确、费密等学者遥相呼应，唱为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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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对执“糟粕六经”的观点给予驳斥，以为“闻道者自立门庭，糟粕文字，不复及此，其能曼词者，又以其一得管见，洸洋自恣，逃之空虚。”［8］不满意离开经书而空谈儒学的性理，自然要进一步注意经典。他晚年在青原山持论更加明确：“夫子之教，始于《诗》、《书》，终于《礼》、《乐》”，治经“太枯不能，太滥不切。使人虚标高玄，岂若大泯于薪火。故曰：藏理学于经学”。［9］提出“藏理学于经学”的命题，试图把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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