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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经籍编纂。顺治康熙两朝编纂儒家经典主要有：《易》有《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书》有《日讲书经解义》、《书经传说汇纂》，《诗》有《诗经传说汇纂》，《春秋》有《春秋传说汇纂》，《礼》有《日讲礼记解义》，《孝经》有《孝经衍义》，四书有《日讲四书解义》，以及《御纂朱子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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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经典的编纂值得一提的还有朱彝尊的《经义考》和《通志堂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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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编纂《经义考》的目的，其一，“学有统而道有归，然守一家之说，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众说毕陈，纷纶之极，而至一者始见。”［35］其二，“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36］，尤以“宋元诸儒经解，今无人表章，当日就湮没。”［37］遂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朱西亭《授经图》《经序录》、孙退谷《五经翼》，并以各书之说增补之。《经义考》收集先秦至清初经学书目，共八千四百多种，著者四千三百多家，凡三百卷。按《易》、《书》、《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等顺序编排。各经下所列书目先按时代先后排列。每一书著录作者、书名、卷数、存佚，再辑录该书的序跋和相关评论，间附朱氏按语。四库馆臣对此书评道：“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38］可说是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的总汇，其间所录虽不免有讹误和缺漏，然仍是研究经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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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通志堂经解》旨在保存宋元经学文献。纳兰性德向座师徐乾学提出刊刻宋元经解的必要时说：“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要其归趋，无非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斯固后学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薄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39］徐氏赞同纳兰的想法，将自己所收的宋元经说，加上其他藏书家所藏，共一百四十种刊刻付梓。《通志堂经解》可以说是宋元人经解总汇，其贡献是保存了宋元时代的经说。李兆洛认为，纳兰性德之刻《通志堂经解》，所以辅微抉衰，引掖来学甚厚。《通志堂经解》所收各书前的序，对于宋元经学来说也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乾隆以后汉学大盛，宋学受到攻击，其经说也多束之高阁，多亏有《通志堂经解》使宋元人经说不至于湮灭。另外，由于《通志堂经解》保存了相当多的孤本文献，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也多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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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清初诸儒倡导经学对扭转学风、趋于通经学古起了推动作用；对群经的考伪，预示着回归经典运动的到来，而诸经书的编纂则促进了相关的考据、辨伪、辑佚、校勘等学问的发展。凡此皆开后来汉学复兴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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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学的发展与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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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之所以成为乾嘉时期的儒学主流，在于它具有大体相同的学风，基本都恪守“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0］的治经原则，以训诂明义理明为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汉学也非铁板一块，在共同的前提下，不同学者治经的宗旨、方法不尽相同，侧重点有所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学术界以地域划分汉学，有吴派、皖派、扬州派和浙东学派之说，［41］应该说这种划分大体反映当时儒学发展特色，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许多学者不好以某一地域所局限，也即根据地域很难把每个学者归为某派某学，简单的对号入座未免有削足适履之感。其实汉学在清代的发展有个历史过程，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过程，那么所采用的方法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对它的分期，通过分期可以揭示其奠基、发展及衰落的演进过程。汉学也称乾嘉汉学，不仅包括乾隆时期，也延至嘉庆时期。就其学理而言，可以把汉学分为三个时期，即乾隆早期为汉学奠基期，中后期为发展期，嘉庆则为总结与衰落期，下面简单讨论一下汉学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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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奠基时期的汉学以惠栋、江永、沈彤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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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主要著述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等。惠栋治学有其家学渊源，以汉学为宗，以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治经“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42］他治经以古为是，因此强调述而不作。在他看来，治经应学孔子阐述圣贤的见解，不要掺进己说，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反映、保存先圣的旨意。他治经重视音韵训诂，从考古文字入手。长期以来，人们治经不重视对经的古音古训研究，使得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章制度不清楚，不辨经书真伪，造成随意释经、改经，出现讹误。惠栋等乾嘉学者都主张从音韵训诂入手解经，使以音韵、训诂为特征的小学逐渐脱离经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惠栋治经也有不足，他精于《易》，治《易》以虞翻世传的《孟氏易》为主，又参以古文家荀爽、郑玄所传的《费氏易》，对汉易不加辨别，也不分今古，全盘继承，相互抵触。后人评他治经“虽勒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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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人。江永著作有《礼经纲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等。他治学“长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深于《礼》”［44］，所著《礼经纲目》，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博考群经，洞悉条理，以补朱熹不足。他论声韵分平上去三声为十三部，入声八部，纠正顾炎武之疏。他的弟子有金榜、程瑶田、戴震等。金榜专治三《礼》，以郑玄为宗。程瑶田长于旁搜曲证，综核名实，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戴震为学兼综考据与义理，对后世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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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与惠栋交往过甚的沈彤（1688—1752），字冠云，又字果堂，江苏吴江人，著述集为《果堂全集》。他于群经多有撰述，尤精于治《礼》。所著《周官禄田考》详究周制，对周朝的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考核甚细，辨欧阳修《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其说精密淹通。所著《仪礼小疏》宗郑玄、贾公彦礼说，兼采元人敖继公注，订正旧注讹误，与惠栋泥古学风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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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时期的汉学人才济济，主要指惠栋的几位弟子、戴震、程瑶田、卢文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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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等传其学。江声（1721—1799），本字鲸涛，后改字叔坛，号艮庭，江苏元和人。他治经服膺汉学，长于旁征博引，曾拜惠栋为师，治《尚书》成《尚书集注音疏》。阎若璩、惠栋辨《尚书》旨在揭露晚出《古文尚书》伪作证据，而江声治《尚书》侧重在刊正经文，疏明古注。余萧客（1732—1778），字仲林，别字古农，江苏吴县人。他曾师从惠栋，著有《古经解钩沉》等。他治学精于辑佚，鉴于唐以前经籍注疏后世多有遗失，便从史传、类书中广泛搜集古经籍注疏，加以排比考辨，纂辑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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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一期汉学特色的是戴震之学的兴起，他进一步完善发展了由惠栋开始的汉学之风。王鸣盛曾问戴震本人，他与惠栋之学有什么不同，戴震答道：惠栋的学问在于求古，我的学问在于求是。戴震自认为求古与求是是他与惠栋为学的分野。两者学风不尽相同，治经的侧重点也有差别，惠栋及弟子们多治《周易》、《尚书》，戴震及弟子们多治三《礼》，尤精小学、天文、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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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早年师从著名经学家江永。戴震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戴震治经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把文字训诂当作治经的门径，所谓“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45］。治经重文字，因而从《尔雅》入手，不能主观臆断，应在文字学上下功夫。文字又与音韵相联，他也精通古音，确立了韵类正转旁转之例，从《广韵》入手创造了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和阴阳对转理论，与此同时把音韵文字所得运用于考据。《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前人未产生过疑问。他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指出“光”为错字，应作“横”。古代“横”与“桄”通，“桄”被误作“光”。断定《尧典》古本必有“横被四表”。这一结论后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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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之学并非以诸经训诂自限，他恪守“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46］，是要以训诂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是用文字训诂的方式阐发孟子学说，为批判理学的佳作。他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47］把理视为事物的条理，由此推导出“理在情中”、“理在欲中”的结论，有力地批判了理学。戴震在算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也颇有研究。《九章算术》为古代数学名著，已失传，他从《永乐大典》中将其零散错乱的文本整理成编，使这部数学名著重放光彩。他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诸种算经校正《五经算术》。所著《勾股割圆记》采用西方数学对勾、股、弦与圆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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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同门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后改易畴，一字伯易，号易伯，又号葺翁、让泉，晚以堂号让堂而被学界称为让堂老人，安徽歙县人。他治学以名物考证见长，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戴震既是汉学家又是思想家，考据义理并举，瑶田治学也受其影响。所著《通艺录》为其一生著述的汇集，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等，对经书中有关制度、舆地、名物列专题考辨，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征，常绘以图画，列以表格，便于理解寻找，取材丰富，考证精详，论说明晰。他在治考据的同时精研心性，反对宋儒把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并认为前者恶后者善的说法，强调：“夫人之生也，乌得有二性哉。”［48］至于性与情、才的关系，他说：“性发为情，情根于性”，因此“性善，情无不善也”，而“情为性之所发，才乃情之所施，才且无不善”。［49］主张性情才统一，皆善，回归孟子。对程朱理学虽然有修正，但不完全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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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震交往的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号弓父，因其堂号抱经，人称抱经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治学宗汉儒，尤擅长校书，为著名校勘学家。乾嘉时期，群儒辈出，校雠之风大盛，细辨至一字之微，阔极到古今内外典籍之浩翰，比勘文字异同而求其正，钩稽作述指要以见其凡。文弨生于康熙末年，长于雍正、乾隆时期，也受此风影响。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身伏案校雠，天黑出户散步于庭中，旋即又篝灯如故，直到夜半方歇息，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归田主讲各地书院，凡数十年，寒暑从未间断，可谓虽耄而不怠，终身不废。他的俸禄不治生产，全买书籍，“闻有旧本，必借抄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50］他在校勘上取得的成绩虽不逮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樾、孙治让等后辈，但实开清代校雠之风，功不可没。文弨的全部著述收入《抱经堂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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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总结与衰落期的汉学主要指戴震的弟子及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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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弟子最有代表性的是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曾师从戴震，以文字训诂学见长。著述有《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等。顾炎武把古韵分成十部，江永又分为十三部。段氏恪守“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51］，采用客观归纳法，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比顾、江二家更为精密，他又治文字学，为《说文解字》作注，训释音义及引申假借义，考证其讹误甚为准确。戴震弟子及后学还有任大椿、洪榜、孔广森等，继戴震以后，其弟子嫡传主要师承戴氏音韵、文字、训诂等治经方法，但戴氏的义理之学后继乏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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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王念孙幼年受业于戴震，得声韵训诂之学，提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53］的主张，本此治《广雅》，改正原书错字580个，补漏字490个，剔除衍字39个，修正颠倒错乱123处，正文误入音内19处，音内字误，误入正文57处，使《广雅》一书有善本可读。所著《读书杂志》考订各种古书中文字讹误及音训句读，指出不懂文字假借、不通音韵、不辨各种书体差别，以及正文、注文混杂等，是致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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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著有《述学》、《尚书考异》、《大戴礼记正误》、《春秋述义》等。汪中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善于从训诂入手以求经义，对后儒一味用古而行事采取批判态度，认为这是不识“古之道不宜于今”。针对婚姻制度中歧视妇女的积弊，他提出“私奔不禁”、“女子许二嫁”等主张，倡言“婚姻之道，可以观政焉”，［54］表现出鲜明的反礼教精神。在乾嘉汉学中，汪中尤以治诸子学著称。他治《荀子》考订其绍发于孔子弟子子夏、仲弓，为学主礼兼采《周易》，对儒家经学有承上启下之功。他治《墨子》把兼爱看作是人人都应孝敬父母，还发挥墨学救世之意，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55］认为儒墨两家不存在正统与异端之分，不过为学不同罢了。在先秦，只有墨子能与儒家抗衡，其余诸子皆无法与墨子相比。汪中对墨学的表彰引来正统卫道士的反对，翁方纲斥责他为名教的罪人，声称要夺去其生员衣顶，但汪中仍率性而行。总之，他对诸子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清初复兴诸子学风气，开晚清诸子学大兴之先河，同时对经学的子学化及把经学儒转变为子学儒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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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1746—1809），原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人。其主要著述收入《洪亮吉集》中。他早年以诗古文辞为先达所称，后究心地理之学。对于儒家经学，他治《春秋》有《春秋左传诂》，主要不满意杜预之训诂，服膺汉儒贾逵、马融、郑玄之说。他的儒学思想尤其表现在关心人口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物质资料生产速度必然会带来社会动荡，除了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自然减少人口之外，他还提出以君相调剂之法来应对增加的人口，即“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56］尽管在那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的提出就已经超越时代。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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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著有《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他为学推尊江永、戴震，重考据，以治三礼而显名。其《礼经释例》以《仪礼》为蓝本，对古礼进行研究，经他爬梳，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共八例，每类下又各有细目，共二百四十六例，几乎涵盖《仪礼》所载仪节。李慈铭称其书“条综贯穿，已无遗谊”，“注疏以下诸说，反复推明，觉繁重之仪，实本简易，尤有益于来学。”［57］而《校礼堂文集》中《复礼》诸篇对礼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深层次的解读，反对理学家所言之理，以为礼是根本，并试图以礼代理，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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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之子。他幼受庭训，发展其父学说，以小学名家。所著《经义述闻》是依据其父王念孙《尔雅疏证》的成果，以及平日趋庭所闻而撰成的。此书是研究古书中音韵训诂、勘订讹误的名著。另外所著《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词之书。他引《经义述闻》中的训诂方法，遍搜《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书中虚字一百六十个，考订其渊源流变，阐释其意义、用途，“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58］当时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汉学为难，然而对王氏之学十分钦佩，认为王氏《经义述闻》可令郑玄、朱熹俯首，汉唐以来诸儒无法与之相比。［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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