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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受业于余萧客、江声，为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著影响最大者为《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此书把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不脱门户之见，但毕竟是为清代汉学诸家树碑立传之作，称其为总结汉学诸家研究成果之作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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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江都人。著有《孟子正义》、《易学三书》、《雕菰楼集》等。他治经不赞成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认为清代经学盛兴，前面有顾炎武、万斯大、胡渭、阎若璩，近来，在吴有惠栋之学，在徽有江永之学、戴震之学，精而又精。另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钱大昕叔侄，他们都是名家，对经学发展做出贡献。但他认为，缺乏独立思考是盲目尊信汉儒经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主张“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60］，学求其是、贵在汇通是焦循治经方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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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治《易》尤表现学求其是、贵在汇通的精神。他治《易》从研究程颐、朱熹易学出发，逐渐探求服虔、郑玄之《易》。自汉魏唐宋元明，乃至同时代惠栋、张惠言等诸家治《易》之书，他都细读，采其精华写成专书。尤其是运用数学方法解《易》，用数的比例来求易学比例，又把文字训诂学中的假借、转注诸方法引入易学，创立独特的易学体系。焦循不同意朱熹所谓《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说法，而把《易》看作是圣人教人改过的书。他认为《周易》卦爻的推移法有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核心是变通，“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61］在他看来，离开变通就无从谈《易》。他治《易》混淆经传之分，忽视《周易》经传的创作是一个过程，但治学主张汇通、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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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所著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阮元治经从考据训诂入手，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他以形象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理解圣人之道的门径：“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62］他虽然强调训诂考据的重要性，但不泥于考据训诂。在他看来，“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63］实际上是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他也肯定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把实事求是的落脚点放在“实”上，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他从训诂考据出发建立自己独特的仁学观，释仁旁征博引，把仁看作人，标志着人与人的相亲关系。从这一角度对《论语》中的仁字重新界定：“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64］他对性命的探讨也遵循了从考据引出义理的治经方法。另外，阮元利用自己的学术及政治地位，编纂《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刊刻《皇清经解》等，把清人解经著作收入其中，可谓集清代汉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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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发展到嘉庆时期已经达到顶点，嘉庆后期，汉学在学理上已很难有所突破，加上外在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内外交织，其衰落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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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汉学在演进过程中也出现别出，别出指的是一些儒家经史兼顾，以史治经，大有由经学返回史学的态势，主要代表是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章学诚、邵晋涵等，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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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著有《经史问答》、《鲒埼亭集》等，他治经主张“荟萃百家之言”，指出：“汉人所谓治一经，必合五经而训诂之者。”［65］治经也推崇经世，论学则注重人品，重视学者的“践履”，认为学者的“践履”总是与其人品相关，人品如何会影响学术。他治学主张经史合一，接受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也服膺黄宗羲所谓“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心于史”的观点，并继承这一治学途径，重视儒学史的研究，他潜心续修的《宋元学案》实质上表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他赞赏杨万里“以史事证经学”的主张，自己在这方面同样有所创见。他赞同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力存古儒笺”，不满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在他看来，编纂文献资料，“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66］，这表明他的经史研究必求材料丰富、翔实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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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栋、戴震都有学术交往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以史学见长，但也十分重视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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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号礼堂，一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西沚居士集》、《西庄始存稿》、《耕养斋诗文集》、《十七史考异》等。他曾与惠栋讲论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专宗郑玄、马融之说。在他看来，两汉经学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的情况，直到郑玄兼采众经才算改变。遗憾的是郑玄的《尚书》注早已亡佚，于是他博览群书搜罗郑注，不得已则采纳马融、王肃《左传》的传疏加以补充，如果马、王传疏与郑注不同，便“折中于郑氏”［67］，对郑玄之学非常推崇。王鸣盛又以治史见长，所作《十七史考异》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考证古代典章、制度、事迹之实，表现了经史相合的治学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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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居士，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等。他治经也从文字训诂开始，主张有文字以后才有训诂，有训诂以后才有义理，训诂是义理的根源，义理不存在于训诂之外。他治经虽然以汉学为宗，但反对把汉儒绝对化，主张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为学的目的在于“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68］。由此出发明确提出治学应实事求是。他治经也注意对经中义理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左传》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句，他评论说：“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69］传统观念认为夫死妇应守节不嫁，他则主张“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70］这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挑战。与王鸣盛一样，钱大昕也治史，提出经史平等的思想，所著《廿二史考异》对《史记》至《元史》的历代正史进行校勘、考释，在历史文献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由经返史的运动。他治学不专治一经，也不专攻一艺，但无经不通，无艺不精，可谓当时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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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治经主张“六经皆史”［71］，学以经世。他从学术史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为后起之称。他反对性与天道的空谈，主张应立足于社会，面对现实，在治学中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认为这才是儒学的经世传统。章学诚关于六经即史、学以经世的思想对后起的今文经学及经世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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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浙江余姚人。著有《尔雅正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等，其为学继承乡贤黄宗羲之学，又参与族祖邵廷采之说，既重史学又重经学，打通经史，与章学诚唱为同调之鸣。邵氏研究经学通文字训诂，所作《尔雅正义》参以《周易》、《尚书》、《周官》、《仪礼》、《春秋》、《礼记》与先秦诸子等书，纠正邢昺《尔雅疏》的疏漏，与同时代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互补，有功于《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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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乾嘉时期的汉学大都以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儒学，主张实事求是，反对空疏的学风，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儒学特色。归纳起来，汉学治学有以下特点：第一，有一种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这样便避免大而化之的泛泛议论。第二，务实求真，不发空论，重视实证，用证据说话。第三，不依傍权威，不迷信陈说，反对抱残守缺，敢于怀疑。第四，博约结合，虽能博通，但更重专家，学有所长，深化论题。第五，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学术独立，以及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第六，相互间以学术砥砺互动并形成一个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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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学的成就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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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经书的注疏与整理上，依阮元所编的《清经解》、王先谦所编的《清经解续编》所列，主要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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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焦循的《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周易补疏》，张惠言的《周易荀氏九家义》、《周易虞氏消息》、《周易郑氏义》、《易图条辨》、《虞氏易候》、《虞氏易事》、《虞氏易礼》、《易义别录》，宋翔凤的《周易考异》，孙星衍的《周易集解》，江藩的《周易述补》，李松林的《周易述补》，李富孙的《易经异文释》，阮元的《周易校勘记》，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李锐的《周易虞氏略例》，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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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有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沈彤的《尚书小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焦循的《尚书补疏》，阮元的《尚书校勘记》，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刘逢禄的《尚书今古文集解》，宋翔凤的《尚书略说》，丁晏的《尚书余论》，齐召南的《尚书注疏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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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戴震的《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毛诗故训传》，李富孙的《诗经异文释》，丁晏的《诗谱考正》，孔广森的《诗声分例》、《诗声颂》，阮元的《诗书古训》、《毛诗校勘记》，焦循的《毛诗补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毛诗传疏》、《毛诗传义类》、《毛诗说》，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庄述祖的《毛诗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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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有沈彤的《周官禄田考》，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庄存与的《周官记》、《周官说》、《周官说补》，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阮元的《周礼校勘记》、《仪礼校勘记》、《礼记校勘记》，王聘珍的《周礼学》、《仪礼学》，金榜的《礼笺》、《仪礼释例》，郑珍的《仪礼私笺》，张惠言的《仪礼图》，庄述祖的《周颂口义》，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褚寅亮的《仪礼管见》，焦循的《礼记补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凌曙的《礼说》，孔广森的《礼学卮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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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沈彤的《春秋左传小疏》，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包慎言的《春秋公羊传历谱》，阮元的《春秋公羊传校勘记》、《春秋穀梁传校勘记》、《春秋左传校勘记》，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沈钦韩的《左传补注》、《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穀梁废疾申何》，凌曙的《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公羊礼说》，李富孙的《左传异文释》，钟文烝的《穀梁补注》，柳兴恩的《穀梁大义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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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有阮元的《孝经校勘记》、丁晏的《考经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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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宋翔凤的《论语说义》、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焦循的《论语补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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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义》、阮元的《孟子校勘记》、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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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方面的经学著作等，这里就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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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与其所采取的方法不无关系，下面对汉学家治经方法做一归纳：［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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