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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受业于余萧客、江声,为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著影响最大者为《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此书把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不脱门户之见,但毕竟是为清代汉学诸家树碑立传之作,称其为总结汉学诸家研究成果之作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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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江都人。著有《孟子正义》、《易学三书》、《雕菰楼集》等。他治经不赞成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认为清代经学盛兴,前面有顾炎武、万斯大、胡渭、阎若璩,近来,在吴有惠栋之学,在徽有江永之学、戴震之学,精而又精。另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钱大昕叔侄,他们都是名家,对经学发展做出贡献。但他认为,缺乏独立思考是盲目尊信汉儒经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主张“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60],学求其是、贵在汇通是焦循治经方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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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治《易》尤表现学求其是、贵在汇通的精神。他治《易》从研究程颐、朱熹易学出发,逐渐探求服虔、郑玄之《易》。自汉魏唐宋元明,乃至同时代惠栋、张惠言等诸家治《易》之书,他都细读,采其精华写成专书。尤其是运用数学方法解《易》,用数的比例来求易学比例,又把文字训诂学中的假借、转注诸方法引入易学,创立独特的易学体系。焦循不同意朱熹所谓《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说法,而把《易》看作是圣人教人改过的书。他认为《周易》卦爻的推移法有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核心是变通,“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61]在他看来,离开变通就无从谈《易》。他治《易》混淆经传之分,忽视《周易》经传的创作是一个过程,但治学主张汇通、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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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所著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阮元治经从考据训诂入手,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他以形象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理解圣人之道的门径:“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62]他虽然强调训诂考据的重要性,但不泥于考据训诂。在他看来,“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63]实际上是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他也肯定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把实事求是的落脚点放在“实”上,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他从训诂考据出发建立自己独特的仁学观,释仁旁征博引,把仁看作人,标志着人与人的相亲关系。从这一角度对《论语》中的仁字重新界定:“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64]他对性命的探讨也遵循了从考据引出义理的治经方法。另外,阮元利用自己的学术及政治地位,编纂《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刊刻《皇清经解》等,把清人解经著作收入其中,可谓集清代汉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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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发展到嘉庆时期已经达到顶点,嘉庆后期,汉学在学理上已很难有所突破,加上外在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内外交织,其衰落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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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汉学在演进过程中也出现别出,别出指的是一些儒家经史兼顾,以史治经,大有由经学返回史学的态势,主要代表是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章学诚、邵晋涵等,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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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著有《经史问答》、《鲒埼亭集》等,他治经主张“荟萃百家之言”,指出:“汉人所谓治一经,必合五经而训诂之者。”[65]治经也推崇经世,论学则注重人品,重视学者的“践履”,认为学者的“践履”总是与其人品相关,人品如何会影响学术。他治学主张经史合一,接受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也服膺黄宗羲所谓“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心于史”的观点,并继承这一治学途径,重视儒学史的研究,他潜心续修的《宋元学案》实质上表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他赞赏杨万里“以史事证经学”的主张,自己在这方面同样有所创见。他赞同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力存古儒笺”,不满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在他看来,编纂文献资料,“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66],这表明他的经史研究必求材料丰富、翔实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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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栋、戴震都有学术交往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以史学见长,但也十分重视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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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号礼堂,一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西沚居士集》、《西庄始存稿》、《耕养斋诗文集》、《十七史考异》等。他曾与惠栋讲论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专宗郑玄、马融之说。在他看来,两汉经学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的情况,直到郑玄兼采众经才算改变。遗憾的是郑玄的《尚书》注早已亡佚,于是他博览群书搜罗郑注,不得已则采纳马融、王肃《左传》的传疏加以补充,如果马、王传疏与郑注不同,便“折中于郑氏”[67],对郑玄之学非常推崇。王鸣盛又以治史见长,所作《十七史考异》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考证古代典章、制度、事迹之实,表现了经史相合的治学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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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居士,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等。他治经也从文字训诂开始,主张有文字以后才有训诂,有训诂以后才有义理,训诂是义理的根源,义理不存在于训诂之外。他治经虽然以汉学为宗,但反对把汉儒绝对化,主张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为学的目的在于“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68]。由此出发明确提出治学应实事求是。他治经也注意对经中义理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左传》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句,他评论说:“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69]传统观念认为夫死妇应守节不嫁,他则主张“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70]这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挑战。与王鸣盛一样,钱大昕也治史,提出经史平等的思想,所著《廿二史考异》对《史记》至《元史》的历代正史进行校勘、考释,在历史文献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由经返史的运动。他治学不专治一经,也不专攻一艺,但无经不通,无艺不精,可谓当时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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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治经主张“六经皆史”[71],学以经世。他从学术史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为后起之称。他反对性与天道的空谈,主张应立足于社会,面对现实,在治学中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认为这才是儒学的经世传统。章学诚关于六经即史、学以经世的思想对后起的今文经学及经世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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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浙江余姚人。著有《尔雅正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等,其为学继承乡贤黄宗羲之学,又参与族祖邵廷采之说,既重史学又重经学,打通经史,与章学诚唱为同调之鸣。邵氏研究经学通文字训诂,所作《尔雅正义》参以《周易》、《尚书》、《周官》、《仪礼》、《春秋》、《礼记》与先秦诸子等书,纠正邢昺《尔雅疏》的疏漏,与同时代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互补,有功于《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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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乾嘉时期的汉学大都以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儒学,主张实事求是,反对空疏的学风,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儒学特色。归纳起来,汉学治学有以下特点:第一,有一种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这样便避免大而化之的泛泛议论。第二,务实求真,不发空论,重视实证,用证据说话。第三,不依傍权威,不迷信陈说,反对抱残守缺,敢于怀疑。第四,博约结合,虽能博通,但更重专家,学有所长,深化论题。第五,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学术独立,以及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第六,相互间以学术砥砺互动并形成一个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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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学的成就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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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经书的注疏与整理上,依阮元所编的《清经解》、王先谦所编的《清经解续编》所列,主要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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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焦循的《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周易补疏》,张惠言的《周易荀氏九家义》、《周易虞氏消息》、《周易郑氏义》、《易图条辨》、《虞氏易候》、《虞氏易事》、《虞氏易礼》、《易义别录》,宋翔凤的《周易考异》,孙星衍的《周易集解》,江藩的《周易述补》,李松林的《周易述补》,李富孙的《易经异文释》,阮元的《周易校勘记》,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李锐的《周易虞氏略例》,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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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有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沈彤的《尚书小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焦循的《尚书补疏》,阮元的《尚书校勘记》,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刘逢禄的《尚书今古文集解》,宋翔凤的《尚书略说》,丁晏的《尚书余论》,齐召南的《尚书注疏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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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戴震的《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毛诗故训传》,李富孙的《诗经异文释》,丁晏的《诗谱考正》,孔广森的《诗声分例》、《诗声颂》,阮元的《诗书古训》、《毛诗校勘记》,焦循的《毛诗补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毛诗传疏》、《毛诗传义类》、《毛诗说》,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庄述祖的《毛诗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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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有沈彤的《周官禄田考》,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庄存与的《周官记》、《周官说》、《周官说补》,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阮元的《周礼校勘记》、《仪礼校勘记》、《礼记校勘记》,王聘珍的《周礼学》、《仪礼学》,金榜的《礼笺》、《仪礼释例》,郑珍的《仪礼私笺》,张惠言的《仪礼图》,庄述祖的《周颂口义》,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褚寅亮的《仪礼管见》,焦循的《礼记补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凌曙的《礼说》,孔广森的《礼学卮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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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沈彤的《春秋左传小疏》,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包慎言的《春秋公羊传历谱》,阮元的《春秋公羊传校勘记》、《春秋穀梁传校勘记》、《春秋左传校勘记》,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沈钦韩的《左传补注》、《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穀梁废疾申何》,凌曙的《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公羊礼说》,李富孙的《左传异文释》,钟文烝的《穀梁补注》,柳兴恩的《穀梁大义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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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有阮元的《孝经校勘记》、丁晏的《考经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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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宋翔凤的《论语说义》、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焦循的《论语补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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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义》、阮元的《孟子校勘记》、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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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方面的经学著作等,这里就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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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与其所采取的方法不无关系,下面对汉学家治经方法做一归纳:[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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