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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浙江余姚人。著有《尔雅正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等，其为学继承乡贤黄宗羲之学，又参与族祖邵廷采之说，既重史学又重经学，打通经史，与章学诚唱为同调之鸣。邵氏研究经学通文字训诂，所作《尔雅正义》参以《周易》、《尚书》、《周官》、《仪礼》、《春秋》、《礼记》与先秦诸子等书，纠正邢昺《尔雅疏》的疏漏，与同时代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互补，有功于《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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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乾嘉时期的汉学大都以务实的态度去对待儒学，主张实事求是，反对空疏的学风，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儒学特色。归纳起来，汉学治学有以下特点：第一，有一种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这样便避免大而化之的泛泛议论。第二，务实求真，不发空论，重视实证，用证据说话。第三，不依傍权威，不迷信陈说，反对抱残守缺，敢于怀疑。第四，博约结合，虽能博通，但更重专家，学有所长，深化论题。第五，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学术独立，以及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第六，相互间以学术砥砺互动并形成一个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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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学的成就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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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经书的注疏与整理上，依阮元所编的《清经解》、王先谦所编的《清经解续编》所列，主要成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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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焦循的《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周易补疏》，张惠言的《周易荀氏九家义》、《周易虞氏消息》、《周易郑氏义》、《易图条辨》、《虞氏易候》、《虞氏易事》、《虞氏易礼》、《易义别录》，宋翔凤的《周易考异》，孙星衍的《周易集解》，江藩的《周易述补》，李松林的《周易述补》，李富孙的《易经异文释》，阮元的《周易校勘记》，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李锐的《周易虞氏略例》，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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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有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沈彤的《尚书小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焦循的《尚书补疏》，阮元的《尚书校勘记》，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刘逢禄的《尚书今古文集解》，宋翔凤的《尚书略说》，丁晏的《尚书余论》，齐召南的《尚书注疏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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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戴震的《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段玉裁的《诗经小学》、《毛诗故训传》，李富孙的《诗经异文释》，丁晏的《诗谱考正》，孔广森的《诗声分例》、《诗声颂》，阮元的《诗书古训》、《毛诗校勘记》，焦循的《毛诗补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毛诗传疏》、《毛诗传义类》、《毛诗说》，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庄述祖的《毛诗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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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有沈彤的《周官禄田考》，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庄存与的《周官记》、《周官说》、《周官说补》，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王鸣盛的《周礼军赋说》，阮元的《周礼校勘记》、《仪礼校勘记》、《礼记校勘记》，王聘珍的《周礼学》、《仪礼学》，金榜的《礼笺》、《仪礼释例》，郑珍的《仪礼私笺》，张惠言的《仪礼图》，庄述祖的《周颂口义》，程瑶田的《仪礼丧服足征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义》，褚寅亮的《仪礼管见》，焦循的《礼记补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凌曙的《礼说》，孔广森的《礼学卮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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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沈彤的《春秋左传小疏》，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包慎言的《春秋公羊传历谱》，阮元的《春秋公羊传校勘记》、《春秋穀梁传校勘记》、《春秋左传校勘记》，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沈钦韩的《左传补注》、《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的《左传旧疏考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穀梁废疾申何》，凌曙的《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公羊礼说》，李富孙的《左传异文释》，钟文烝的《穀梁补注》，柳兴恩的《穀梁大义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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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有阮元的《孝经校勘记》、丁晏的《考经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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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宋翔凤的《论语说义》、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焦循的《论语补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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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焦循的《孟子正义》、阮元的《孟子校勘记》、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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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方面的经学著作等，这里就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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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成就与其所采取的方法不无关系，下面对汉学家治经方法做一归纳：［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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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小学研究方法。小学本为经学附庸，汉学家则使其蔚然大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惠栋治经必“识字审音，乃知其义”［73］，戴震断言“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74］，钱大昕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义不正，非诂训则经之义不明。”［75］王鸣盛明确认为：“没有小学自然就没有经学。”凡此看出小学在治经中的作用，小学是治经的基础，也是治经的必由之路。小学方法主要包括审音和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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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韵，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在宋人郑庠以六部分类的基础上，析古韵为十部。江永继起著《古韵标准》则作十三部。段玉裁虽然为戴震弟子，但于古韵离析有青出于蓝之势，所著《六书音韵表》分作十七部。戴震受其启发，援段说入《声类表》，增为十八部。戴学嫡传王念孙、引之父子著《经义述闻》、《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愈加细密析作二十一部。同时人江有诰不谋而合，所著《诗经韵读》、《群经韵读》、《先秦韵读》，亦析古韵为二十一部。由此愈阐愈密的古韵离析，宋人叶韵说不攻自破，读先秦古籍始不致因训诂不明而生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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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面，戴震的《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开其先，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继其后，遂演成一股考文证字之流，文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尤其是对文言虚词的探讨更具特色，将虚词的若干特殊用法条分缕析，梳理得井然有序，于后世读古文者有涣然冰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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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泛采用古书通例归纳法。钱大昕说：“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76］凌廷堪说：“《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77］江藩强调古书通例方法的重要性，说：“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文体。”“注家亦有例”，“至于诸子各史，皆有大例。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78］运用古书通例归纳法治经取得诸多成就，如戴震对《水经注》通例的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的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的归纳，顾广圻对《释名》、《易林》等书通例的归纳，洪亮吉校《石经》二十四法的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通例的归纳，江藩对古书通例集大成式的归纳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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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汉学家治经重视实事求是，凡立一说必重实证，无征不信。钱大昕治经拾遗规过就是客观地看待历史，即实事求是。所谓“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79］洪亮吉称邵晋涵治学“推求本原，实事求是”。［80］阮元治学也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81］证据包括书证和实证。书证尤表现为以经解经，以经证经。戴震自谓“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82］钱大昕称“《论语》之文与《礼经》相表里，以经证经，可以知辞达之义矣”。［83］孙星衍称古人解经有三例：一是守师说，二是以经解经，三是以字解经。实证指亲身实践，所得出的结果与文献参证。汉学家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等人熟知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称与习性，于“草木虫鱼，多出亲验”，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把“花草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居，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态状。”［84］这种方法属于实事判断，对于辨明真假是非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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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些方法使汉学走向衰落，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汉学家在治学上把经学方法片面化，以治经的方法代替整个经学的研究，或者说把小学等同于经学。他们尊汉只是尊经，而尊经也只是考据训诂一途，轻视义理，至于儒家的经世致用学风很少谈及。平心而论，古代经学主要在求政治上的应用。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君权上，而别有一套符合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理论，这套理论都是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的。政治措施不倚重于当朝的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私人意见，必须根据从古经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作决夺。乾嘉汉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自称汉学，其实无论从学术精神，还是从学术风格上看，都与汉代经学有所不同。正如钱穆指出：“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绩，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之整理工夫。”［85］徐复观也说：“先秦两汉，断乎没有无思想的经学家，无思想的经学家，乃出现于清乾嘉时代。”［86］这话虽然有些过头，但大体反映汉学的特点，他们大都只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贡献，由于没有或缺乏思想，所带来的学术上的繁荣与精深是畸形的。就是说，汉学家中多经师而少思想家，多校史者而少史学家，多校注而少著作，多训诂而少思想，是缺乏历史意识之学。只有这样评估汉学，才能正确理解嘉道之际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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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注意，简单一概而论地说汉学没有义理、思想也不正确，一些汉学家所讲的义理是建立在训诂考据基础之上的，他们与宋明理学的分歧，与其说在于是否讲义理、思想。不如说是如何谈义理、思想，宋明理学谈义理、思想偏重于形而上，而汉学家谈义理、思想注重训诂考据，侧重在形而下。以下几章有关汉学部分着重分析一些汉学家的义理学，揭示出其思想特色，至于训诂考据不过是他们谈义理、思想的方法。当然不否认有些汉学家只趋于训诂考据一途而不谈义理，把治经的方法当成目的，这并不是儒学的真谛，揭示汉学家讲儒学的真谛必须注意到他们的义理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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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局限性就是门户之争。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分离，扬汉抑宋。与竭力表彰汉代学术相反，他对魏晋以下学术的大加贬斥，说：“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88］这主要是指魏晋以下玄学、佛学大兴，儒学失去汉代经学的面貌。尤其是宋学兴起后，儒释道的合一言天道性命，更使经术沉沦。在他看来，即使是宋儒讲的性理也是以汉代注疏为前提的，宋儒反汉儒是同室操戈。江氏此书一出即在当时引起一定的反响，龚自珍曾就“汉学”一语致书商榷，指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89］在历陈十条质疑后，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反对汉宋的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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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书出后，姚鼐的高足方东树撰《汉学商兑》针锋相对，汉宋学术之争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他针对汉学中人标榜“实事求是”之学进行驳斥，称其实际上却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里，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90］他认为，汉学以六经为宗，以训诂为方法，既不重道也不重理，全凭感性经验，抛弃理论思维，才是离经叛道，并具体指出汉学六蔽：一是“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二是“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三是“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四是“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五是“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六是“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91］在他看来，汉学家反对理学的目的是“得以宽便其私”，“其新慧小辨”，“贪于名”，就是说汉学不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心术不正”，对“道”与教都是有害的。在回顾汉学发展时，他把矛头尤其指向戴震，认为顾炎武、黄宗羲虽然首倡经学，但未标出汉学。惠栋标出汉学，但对理学体系的立脚点“理”并未禁止。戴震则全面系统地批判理学家所讲的“理”，代之以自己所理解的“理”，使理学的立论基础发生动摇，学风发生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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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历史眼光看，不过是儒家经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都有片面性，没有跳出本学派的门户之见。就传统经学而言，考据与义理应是统一的，二者对治经来说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考据是治经的工具或手段，义理则是治经的目的。只重考据而不重视义理，就不能领悟经中所蕴涵的道理，相反，一味追求义理而忽视考据，也会流于空谈。此时汉宋之争尽管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但一些学者议论能跳出汉宋之争的窠臼，力主汉宋持平，考据和义理兼顾，是有远见的。另外，汉宋之争也使汉学走向衰微，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学术界愈来愈关注社会问题，以经世为特色的今文经学和晚清理学开始复兴，揭开了清代儒学发展的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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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汉学家的“以礼代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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