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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时期的汉学人才济济，主要指惠栋的几位弟子、戴震、程瑶田、卢文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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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等传其学。江声（1721—1799），本字鲸涛，后改字叔坛，号艮庭，江苏元和人。他治经服膺汉学，长于旁征博引，曾拜惠栋为师，治《尚书》成《尚书集注音疏》。阎若璩、惠栋辨《尚书》旨在揭露晚出《古文尚书》伪作证据，而江声治《尚书》侧重在刊正经文，疏明古注。余萧客（1732—1778），字仲林，别字古农，江苏吴县人。他曾师从惠栋，著有《古经解钩沉》等。他治学精于辑佚，鉴于唐以前经籍注疏后世多有遗失，便从史传、类书中广泛搜集古经籍注疏，加以排比考辨，纂辑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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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一期汉学特色的是戴震之学的兴起，他进一步完善发展了由惠栋开始的汉学之风。王鸣盛曾问戴震本人，他与惠栋之学有什么不同，戴震答道：惠栋的学问在于求古，我的学问在于求是。戴震自认为求古与求是是他与惠栋为学的分野。两者学风不尽相同，治经的侧重点也有差别，惠栋及弟子们多治《周易》、《尚书》，戴震及弟子们多治三《礼》，尤精小学、天文、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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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早年师从著名经学家江永。戴震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戴震治经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把文字训诂当作治经的门径，所谓“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45］。治经重文字，因而从《尔雅》入手，不能主观臆断，应在文字学上下功夫。文字又与音韵相联，他也精通古音，确立了韵类正转旁转之例，从《广韵》入手创造了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和阴阳对转理论，与此同时把音韵文字所得运用于考据。《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前人未产生过疑问。他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指出“光”为错字，应作“横”。古代“横”与“桄”通，“桄”被误作“光”。断定《尧典》古本必有“横被四表”。这一结论后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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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之学并非以诸经训诂自限，他恪守“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46］，是要以训诂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是用文字训诂的方式阐发孟子学说，为批判理学的佳作。他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47］把理视为事物的条理，由此推导出“理在情中”、“理在欲中”的结论，有力地批判了理学。戴震在算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也颇有研究。《九章算术》为古代数学名著，已失传，他从《永乐大典》中将其零散错乱的文本整理成编，使这部数学名著重放光彩。他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诸种算经校正《五经算术》。所著《勾股割圆记》采用西方数学对勾、股、弦与圆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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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同门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后改易畴，一字伯易，号易伯，又号葺翁、让泉，晚以堂号让堂而被学界称为让堂老人，安徽歙县人。他治学以名物考证见长，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戴震既是汉学家又是思想家，考据义理并举，瑶田治学也受其影响。所著《通艺录》为其一生著述的汇集，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等，对经书中有关制度、舆地、名物列专题考辨，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征，常绘以图画，列以表格，便于理解寻找，取材丰富，考证精详，论说明晰。他在治考据的同时精研心性，反对宋儒把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并认为前者恶后者善的说法，强调：“夫人之生也，乌得有二性哉。”［48］至于性与情、才的关系，他说：“性发为情，情根于性”，因此“性善，情无不善也”，而“情为性之所发，才乃情之所施，才且无不善”。［49］主张性情才统一，皆善，回归孟子。对程朱理学虽然有修正，但不完全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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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震交往的卢文弨（1717—1795），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号弓父，因其堂号抱经，人称抱经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治学宗汉儒，尤擅长校书，为著名校勘学家。乾嘉时期，群儒辈出，校雠之风大盛，细辨至一字之微，阔极到古今内外典籍之浩翰，比勘文字异同而求其正，钩稽作述指要以见其凡。文弨生于康熙末年，长于雍正、乾隆时期，也受此风影响。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身伏案校雠，天黑出户散步于庭中，旋即又篝灯如故，直到夜半方歇息，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归田主讲各地书院，凡数十年，寒暑从未间断，可谓虽耄而不怠，终身不废。他的俸禄不治生产，全买书籍，“闻有旧本，必借抄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50］他在校勘上取得的成绩虽不逮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樾、孙治让等后辈，但实开清代校雠之风，功不可没。文弨的全部著述收入《抱经堂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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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总结与衰落期的汉学主要指戴震的弟子及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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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弟子最有代表性的是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曾师从戴震，以文字训诂学见长。著述有《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等。顾炎武把古韵分成十部，江永又分为十三部。段氏恪守“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51］，采用客观归纳法，把古韵分为六类十七部，比顾、江二家更为精密，他又治文字学，为《说文解字》作注，训释音义及引申假借义，考证其讹误甚为准确。戴震弟子及后学还有任大椿、洪榜、孔广森等，继戴震以后，其弟子嫡传主要师承戴氏音韵、文字、训诂等治经方法，但戴氏的义理之学后继乏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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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王念孙幼年受业于戴震，得声韵训诂之学，提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53］的主张，本此治《广雅》，改正原书错字580个，补漏字490个，剔除衍字39个，修正颠倒错乱123处，正文误入音内19处，音内字误，误入正文57处，使《广雅》一书有善本可读。所著《读书杂志》考订各种古书中文字讹误及音训句读，指出不懂文字假借、不通音韵、不辨各种书体差别，以及正文、注文混杂等，是致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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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著有《述学》、《尚书考异》、《大戴礼记正误》、《春秋述义》等。汪中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善于从训诂入手以求经义，对后儒一味用古而行事采取批判态度，认为这是不识“古之道不宜于今”。针对婚姻制度中歧视妇女的积弊，他提出“私奔不禁”、“女子许二嫁”等主张，倡言“婚姻之道，可以观政焉”，［54］表现出鲜明的反礼教精神。在乾嘉汉学中，汪中尤以治诸子学著称。他治《荀子》考订其绍发于孔子弟子子夏、仲弓，为学主礼兼采《周易》，对儒家经学有承上启下之功。他治《墨子》把兼爱看作是人人都应孝敬父母，还发挥墨学救世之意，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55］认为儒墨两家不存在正统与异端之分，不过为学不同罢了。在先秦，只有墨子能与儒家抗衡，其余诸子皆无法与墨子相比。汪中对墨学的表彰引来正统卫道士的反对，翁方纲斥责他为名教的罪人，声称要夺去其生员衣顶，但汪中仍率性而行。总之，他对诸子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清初复兴诸子学风气，开晚清诸子学大兴之先河，同时对经学的子学化及把经学儒转变为子学儒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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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1746—1809），原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人。其主要著述收入《洪亮吉集》中。他早年以诗古文辞为先达所称，后究心地理之学。对于儒家经学，他治《春秋》有《春秋左传诂》，主要不满意杜预之训诂，服膺汉儒贾逵、马融、郑玄之说。他的儒学思想尤其表现在关心人口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物质资料生产速度必然会带来社会动荡，除了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自然减少人口之外，他还提出以君相调剂之法来应对增加的人口，即“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56］尽管在那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的提出就已经超越时代。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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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著有《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他为学推尊江永、戴震，重考据，以治三礼而显名。其《礼经释例》以《仪礼》为蓝本，对古礼进行研究，经他爬梳，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共八例，每类下又各有细目，共二百四十六例，几乎涵盖《仪礼》所载仪节。李慈铭称其书“条综贯穿，已无遗谊”，“注疏以下诸说，反复推明，觉繁重之仪，实本简易，尤有益于来学。”［57］而《校礼堂文集》中《复礼》诸篇对礼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深层次的解读，反对理学家所言之理，以为礼是根本，并试图以礼代理，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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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之子。他幼受庭训，发展其父学说，以小学名家。所著《经义述闻》是依据其父王念孙《尔雅疏证》的成果，以及平日趋庭所闻而撰成的。此书是研究古书中音韵训诂、勘订讹误的名著。另外所著《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词之书。他引《经义述闻》中的训诂方法，遍搜《九经》、《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书中虚字一百六十个，考订其渊源流变，阐释其意义、用途，“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58］当时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汉学为难，然而对王氏之学十分钦佩，认为王氏《经义述闻》可令郑玄、朱熹俯首，汉唐以来诸儒无法与之相比。［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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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受业于余萧客、江声，为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所著影响最大者为《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此书把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不脱门户之见，但毕竟是为清代汉学诸家树碑立传之作，称其为总结汉学诸家研究成果之作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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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江都人。著有《孟子正义》、《易学三书》、《雕菰楼集》等。他治经不赞成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认为清代经学盛兴，前面有顾炎武、万斯大、胡渭、阎若璩，近来，在吴有惠栋之学，在徽有江永之学、戴震之学，精而又精。另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钱大昕叔侄，他们都是名家，对经学发展做出贡献。但他认为，缺乏独立思考是盲目尊信汉儒经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主张“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60］，学求其是、贵在汇通是焦循治经方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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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治《易》尤表现学求其是、贵在汇通的精神。他治《易》从研究程颐、朱熹易学出发，逐渐探求服虔、郑玄之《易》。自汉魏唐宋元明，乃至同时代惠栋、张惠言等诸家治《易》之书，他都细读，采其精华写成专书。尤其是运用数学方法解《易》，用数的比例来求易学比例，又把文字训诂学中的假借、转注诸方法引入易学，创立独特的易学体系。焦循不同意朱熹所谓《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说法，而把《易》看作是圣人教人改过的书。他认为《周易》卦爻的推移法有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核心是变通，“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61］在他看来，离开变通就无从谈《易》。他治《易》混淆经传之分，忽视《周易》经传的创作是一个过程，但治学主张汇通、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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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所著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阮元治经从考据训诂入手，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他以形象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理解圣人之道的门径：“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62］他虽然强调训诂考据的重要性，但不泥于考据训诂。在他看来，“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63］实际上是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统一。他也肯定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把实事求是的落脚点放在“实”上，认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他从训诂考据出发建立自己独特的仁学观，释仁旁征博引，把仁看作人，标志着人与人的相亲关系。从这一角度对《论语》中的仁字重新界定：“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64］他对性命的探讨也遵循了从考据引出义理的治经方法。另外，阮元利用自己的学术及政治地位，编纂《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刊刻《皇清经解》等，把清人解经著作收入其中，可谓集清代汉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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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发展到嘉庆时期已经达到顶点，嘉庆后期，汉学在学理上已很难有所突破，加上外在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内外交织，其衰落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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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汉学在演进过程中也出现别出，别出指的是一些儒家经史兼顾，以史治经，大有由经学返回史学的态势，主要代表是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章学诚、邵晋涵等，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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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著有《经史问答》、《鲒埼亭集》等，他治经主张“荟萃百家之言”，指出：“汉人所谓治一经，必合五经而训诂之者。”［65］治经也推崇经世，论学则注重人品，重视学者的“践履”，认为学者的“践履”总是与其人品相关，人品如何会影响学术。他治学主张经史合一，接受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也服膺黄宗羲所谓“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心于史”的观点，并继承这一治学途径，重视儒学史的研究，他潜心续修的《宋元学案》实质上表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他赞赏杨万里“以史事证经学”的主张，自己在这方面同样有所创见。他赞同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力存古儒笺”，不满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在他看来，编纂文献资料，“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66］，这表明他的经史研究必求材料丰富、翔实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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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惠栋、戴震都有学术交往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以史学见长，但也十分重视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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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号礼堂，一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西沚居士集》、《西庄始存稿》、《耕养斋诗文集》、《十七史考异》等。他曾与惠栋讲论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专宗郑玄、马融之说。在他看来，两汉经学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的情况，直到郑玄兼采众经才算改变。遗憾的是郑玄的《尚书》注早已亡佚，于是他博览群书搜罗郑注，不得已则采纳马融、王肃《左传》的传疏加以补充，如果马、王传疏与郑注不同，便“折中于郑氏”［67］，对郑玄之学非常推崇。王鸣盛又以治史见长，所作《十七史考异》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考证古代典章、制度、事迹之实，表现了经史相合的治学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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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居士，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作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等。他治经也从文字训诂开始，主张有文字以后才有训诂，有训诂以后才有义理，训诂是义理的根源，义理不存在于训诂之外。他治经虽然以汉学为宗，但反对把汉儒绝对化，主张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为学的目的在于“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68］。由此出发明确提出治学应实事求是。他治经也注意对经中义理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左传》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句，他评论说：“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69］传统观念认为夫死妇应守节不嫁，他则主张“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70］这是对传统婚姻观的挑战。与王鸣盛一样，钱大昕也治史，提出经史平等的思想，所著《廿二史考异》对《史记》至《元史》的历代正史进行校勘、考释，在历史文献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由经返史的运动。他治学不专治一经，也不专攻一艺，但无经不通，无艺不精，可谓当时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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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治经主张“六经皆史”［71］，学以经世。他从学术史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为后起之称。他反对性与天道的空谈，主张应立足于社会，面对现实，在治学中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认为这才是儒学的经世传统。章学诚关于六经即史、学以经世的思想对后起的今文经学及经世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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