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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进一步追论，人欲成仙有知还是无知？“谓其无知则不如死，则必曰谓其有知也。谓其有知，而饮食衣服已不知美恶，何况宫室苑囿乎？何况妻子仕宦一切所系恋者乎？又《释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长，复遭迁徙之苦，即入山不死，亦不过如《述异记》之张光始、《洞微志》之鸡窠老人，惛无所知，与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岂有生之乐乎？吾故曰：世本无仙，即有仙而不可为者，以此也。”［139］引《释名》从文字说明仙即迁，迁入山虽然不死，已无生命之义。又引《述异记》、《洞微志》皆为志怪小说，所记皆奇谈怪论，引此旨在说明成仙不可信。仙与鬼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是人盼望长生不死杜撰出来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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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仙的出现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怕死心态，为舒缓由此而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但他把死也看成是一种快乐，说：“生者以生为乐，安知死者不又以死为乐？然未届其时，不知也。生之时而言死，则若有重忧矣，则安知死之时而言生，不又若有重忧乎？生之时而贪生，知死之后当悔也；死之时而贪死，知生之后又当悔也。”［140］幻想如果死后有知，则可以通过死而见到逝去的亲戚、良友，还可以见到百年以内所未曾见到过的人，听到百年以内所未曾听说的事，死的快乐甚至大于生。人生时其形质有疾病欣戚，死后无形质，因此寒暑不能侵袭，也没有哀乐。实际上他是反对死而有知，并以形象比喻死而无知。自谓曾经饮酒过量而醉倒，醉时的快乐百倍于醒，因为此时无知。曾经疲惫之极而卧倒，卧倒的快乐百倍于起来，因为此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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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挥列子生死往返、相互倚伏的主张，说：“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即伏一死之机，虽自孩提焉，少壮焉，耄耋焉，皆与死之途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即伏一生之机，虽或暂焉，或久焉，或迟之又久焉，皆与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141］依此认为对于人生之始当凭吊，因为日复一日终将离死之时不远。对于人之死也应祝贺，因为或久或暂离生之日不远。这一主张似乎在混淆生死，其实不然，他是想通过生死倚伏使人们跳过生死绝对化的怪圈，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千世界生包含死的因子，死也包含生的因子，生死交替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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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精气论生死，说明生死与天地自然相比十分藐小。我偶然来到这个世界，是天地间多一个我，多一个我天地间的精气并没有减少，突然我死了是天地间少一个我，少一个我天地间的精气也不曾增加，“即积而为千我焉，积而为万我焉，其生与死之数，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减也”。如果“人虽亡而精气不亡，精气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则直与天地同弊耳”。［142］生死是大自然应有的现象，并不影响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人不死，不断的生育愈来愈多，自然资源进一步匮乏，只会增加天地自然的负担，因此他主张限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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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而言，一般都喜欢人的率真而厌恶人的虚伪，伪是不可为的。洪亮吉则从另一个视角看真伪，认为襁褓之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而不可说襁褓时没有真性。孩提之时知饮食而不知礼让，也不可说孩提时之没有真性。至有知识而后知晓家人有严君之义，其奉父有当重于母。那么孩提襁褓之时为真？还是有知识之时为真？他回答说：“必将曰孩提襁褓之时虽真，然苦其无知识矣。是则无知识之时真，有知识之时伪也。吾以为圣人设礼，虽不导人之伪，实亦禁人之率真。何则？上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可谓真矣。而圣人必制为尊卑上下，寝兴坐作，委曲烦重之礼以苦之，则是真亦不可行，必参之以伪而后可也。”［143］从真伪引出蒙昧与文明的关系，人类早期处于蒙昧之中，礼仪等出现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蒙昧时期的人虽然质朴率真，但无智慧，文明时期的人有知识，但少了些质朴率真，应该真伪兼顾，既质朴直率又有智慧，把文明与蒙昧时的质朴率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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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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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天人观的另一个亮点是提出独特的人口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口的增长与耕地增长不平衡，具体而言，人口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耕地增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限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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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分析，说：“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144］人口成倍的增长必然给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问题。以一家做计算：高曾祖时，有房屋十间田地一顷，只身一人，娶妻后不过二人，二人居十间房屋，食田一顷，十分宽裕。以一人生三子来计算，到了儿子这一代，父子四个人，加上各自娶媳妇则变成个八人，再加上佣人至少十个人。十人居十间房屋，食田一顷，居食仅仅满足而已。子又生孙孙又娶媳妇，其间虽有衰老代谢，然而人口已经不下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还住在原有的十间房屋，靠食田一顷过活，不过是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居住和饮食情况已很难再敷衍下去了。由此而至曾孙、玄孙，比高曾祖时人口多了五六十倍，高曾祖时不过一户，此时分十户不止。其间虽有户口消落之家，但与丁男繁衍之族不可相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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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高曾祖之时有许多荒地没有完全开辟，一些闲置的房宅地也并没有完全利用。即便开垦利用也不过增加耕地和居住面积一倍至多几倍而已，而户口则增加十倍、二十倍。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后，他得出以下结论：“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145］断定田屋与户口增长的比例不同，田屋的增长大大低于户口的增长，这种人口的相对过剩是造成贫穷的主要原因，他也注意到兼并的存在，如兼并之家一人占据百人的房屋，一户占据百户的良田，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日加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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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决因人口过度增加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呢？他提出以下两种方法。其一是“天地调剂之法”，指“水旱疫疾，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其二是“君相调剂之法”，指“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146］“天地调剂之法”是通自然灾害疾病减少人口的数量，这种方法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理论十分相似。洪氏承认这种方法对限制人口来说微乎其微。“君相调剂之法”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耕地面积，奖励耕作，包括垦荒、轻徭役、减赋税、抑制土地兼并、赈灾等诸多措施，试图以此缓解人口压力。他说：“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147］他也承认“君相调剂之法”的作用有限，人口增长是必然，况且中国幅员广大鞭长莫及，诸方法的实施肯定会遇到诸多困难，为此他十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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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出生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乾隆中后期，当时社会承平既久，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人口由此而剧增，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许多学者研究证明，乾隆晚期的衰落，人口增长过快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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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般来说一亩地以凶荒之年来计算，一年不过产粮一石。百姓以老弱来计算，不过一顿吃一升。一年一个人的口粮约四亩地，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现在的四十亩地与古代的百亩地相当。士农工商四民各有自己的生计来源，农工自食其力，商贾则各以其赢利来交换食品，士子靠佣书授徒交换食品自给。除农民本计不议之外，他为士工商这三民算了一个经济账，士工商这三者收入至少每天可余百钱，一年的收入应该不少于四十千。他把五十年前与当今的情况作对比，认为五十年以前祖父辈之时，米以升来计算，不过需要六七钱，布以丈来计算，不过需要三四十钱，一人之身可得布五丈为二百钱，是一人的能力可以养活十个人。即使不耕不织之家，有人营力于外，衣食也很宽裕。现在则有所不同，务农者比以前多十倍，田亩却不见增加，经商者比以前多十倍，货却不见增涨，士者比以前多十倍，佣书授徒的场所也不见扩大。况且以前以升来计算，钱已涨至三四十，以丈来计算，钱已涨到一二百，出现了所入愈来愈少，所出愈来愈多的情况。由此造成“士农工商若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然吾尚计其勤力有业者耳，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148］人口的增加不仅是农民日趋贫困，也使士工商入不敷出，农产品的匮乏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这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实际上出现了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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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生产资料的增长，主张通过战争、疾病等限制人口，与洪亮吉相似（洪不主张战争），洪氏提出人口思想与马氏相比略显粗糙，但比他要早，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产生影响。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荫麟撰文表彰，［149］后来才慢慢给予重视，并被喻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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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意识到嗜欲与形质、智巧与性情之间发展所产生的张力，甚至会导致的矛盾。他说：“今之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150］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他以古今做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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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欲益开”指：古代“膳用六牲，珍用八物”，已经算不错了。现在“则析燕之窠以为餐；刳鱼之翅以作食，蛑黄之酱，来自南中，熊白之羹，调于北地”，非六牲八物可比。古代“冬则饮汤，夏则饮水”也就满足了。现在“茶荈则新安、武林，高下百团，备凉燠之用；草则香山、浦城，闽粤二种，斗水火之奇”，非饮汤饮水可比。古代“中人之家，冬则羊裘，夏则麻葛”，知足了。现在“则吉贝之暖，十倍于麻也；纱縠之轻，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则异种百出，种文羊于田，搜海马于水”，为古人所未见未闻。“形质日脆”指：古代“有疾医所掌，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不过四时皆有疠疾罢了。现在“则小儿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即便是吴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拊不能知其症。［151］“智知巧益出”指：现在“天文地理之学以迄百工技艺之巧，皆远胜昔时。吴越之绫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钟表自鸣而不差累黍，手谈则枯棋三百，捷过于秋储；心计则白撰千万，算微于仅。运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迟之八投是也。”“性情益漓”指：古代“饮羊饰脯，以为伪矣”，现在“则粉石屑为咸，削木柿作米；鸭由絮假，调五味而出售；靴以纸充，杂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计所必不及者矣”。［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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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后他提出以下疑问：“然则其形质益脆者，非嗜欲益开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153］似乎把“形质益脆”、“性情益漓”的原因归咎于“嗜欲益开”、“知巧益出”，他看到了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物质财富不断增，随之而来的是人的欲望也在逐渐增大，以及由社会发展而带来诸多疾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识到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或消极成分，这是很富有远见，应该说是文明发展所应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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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洪亮吉《意言》所提出的物竞天择、反对命定论、立足于现实的人生观、控制人口等观点与学说，可谓标新立异，他的以天人观为本的义理学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生，比埋首于故纸堆里的一些汉学家高明得多，但在考据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并没有引起反响，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人加以表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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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汉宋》，《聚学轩丛书》第三集，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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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趋庭录》，《聚学轩丛书》第三集，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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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郢书燕说》，《聚学轩丛书》第三集，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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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述首》，《东吴三惠诗文集》，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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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三，《易微言下》“理”条，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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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惠栋：《周易述》卷二十，《说卦传》，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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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三，《易微言》“道”条，第458—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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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三，《易微言下》“理”条，第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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