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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父母篇第一》，《洪亮吉集》，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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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真伪篇第十九》，《洪亮吉集》，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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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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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治平篇第六》，《洪亮吉集》，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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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治平篇第六》，《洪亮吉集》，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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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治平篇第六》，《洪亮吉集》，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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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生计篇第七》，《洪亮吉集》，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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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张荫麟称“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复略相当”。《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杂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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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形质篇第二十》，《洪亮吉集》，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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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形质篇第二十》，《洪亮吉集》，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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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53］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形质篇第二十》，《洪亮吉集》，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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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汉学家的义理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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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接续上章，进一步探讨汉学家的义理学，主要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主。凌廷堪以礼学为见长，焦循则以《周易》、《孟子》阐述自己的义理学，阮元对仁及性命等范畴的解释体现其为学务实的态度，他们可以说是汉学家阐释义理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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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凌廷堪的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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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七岁就塾，十岁因家贫弃学从商，此后十年间辗转于工贾佣书之间，直至二十六岁时因受知于著名学者翁方纲，才得以入四库馆任校书之职，由此开始学习举子业。三十岁中进士，三十七岁殿试入三甲，依例至少可以谋得一个知县，但却自己请求为教谕。他任安徽宁国府教授长达十三年，其后又主讲敬亭、紫阳等书院，迄于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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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的主要著作有《礼经释例》、《校礼堂文集》等，他为学推尊江永、戴震，重考据，一生精力倾注在研究礼经之中。他不仅究心于考据训诂，更重要的是发挥了礼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礼学体系，同时也把礼学运用实践，希望以此整饬社会风气。他是汉学家中礼学研究的佼佼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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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学即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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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对当时的汉学与宋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举世皆称清初顾炎武、毛奇龄博览群书，然而他们也有所弊。如顾炎武批评王守仁不过是食罗钦顺的剩言，毛奇龄批评朱熹也不过是承贺凌台的绪论，他们皆入主出奴，并没有洞见学术的隐微。至于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专门驳斥程朱之学，开卷首先辩驳理字，又借体用二字论小学则是若明若暗，陷于阱擭而不能出。其余学人只是囿于汉学宋学之分，以为“名物则汉学胜，理义则宋学胜”，这显然是不知宋明理学的本质，依凌氏所见，“宋学之理义乃禅学乎？”［2］对清儒辨汉宋，或者说以汉学为标准单纯的批评宋学表示不满，以为这种批评并没有揭示出宋学的本质，而他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宋学的佛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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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对宋明理学佛教本质的揭露主要集中表现在心性、理事、体用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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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性，他说：“后儒熟闻夫释氏之言心言性极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圣人之道以为弗如，于是窃取其理事之说而小变之，以凿圣人之遗言。曰吾圣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复从而辟之，曰：彼以心为性，不如我以理为性也。呜呼！以是为尊圣人之道而不知适所以小圣人也。以是为异端而不知阴入于异端也，诚如是也。”［3］后儒主要指理学，理学以为佛教谈心性深奥，儒学很难相敌，便以为儒学本身也有此意，以此谈心性，援儒入佛或援佛入儒，儒释互释，这实际上是矮化了儒学。其实理学诸家并不知道儒学与佛学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言心性角度不同，不如说儒学不言心性而言人伦日用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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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儒学也不谈理事与体用，如说：“理事体用阑入圣言，俱洛闽所倡，岂亦金谿、阳明为之邪？不塞其源，徒遏其流，是亦后学者之过也。开门揖盗，反藉揖者而驱除之，深可慨也夫。”［4］以理事、体用为圣人之言的始作俑者是程朱理学，陆九渊和王守仁步其后尘，应追本溯源，加以杜绝。他考察《论语》及《大学》以为，“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5］《论语》是圣人的遗书，“说圣人之遗书，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礼，而事事附会于其未言之理，是果圣人之意邪？后儒之学本出释氏，故谓其言之弥近理而大乱真。不知圣学礼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乱真之有哉！”［6］儒家经典本来不谈理而重事，理学诸家则理与事并称显然渊源于佛家。与理相比，儒家更重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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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理学解《大学》、《中庸》诸范畴给予全面的批判，如于《大学》“说明德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说至善曰事理当然之极，说格物曰：穷至事物之理”。于《中庸》“说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掩”。又于《论语》：“说知者曰达于事理，说仁者曰安于义理，说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说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说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于无违下文明有三礼字，亦云谓不背于理。无端于经文所未有者，尽援释氏以立帜。其他如性即理也，天即理也，尤指不胜屈。故鄙儒遂误以理学为圣学矣。”［7］理学家释《大学》“明德”、“至善”、“格物”，释《中庸》“道也者”，释《论语》“智者”、“仁者”、“吾斯之未能信”、“不知而作”、“智及之”等皆以理，或者说以理诠释儒家经典的范畴有悖于经文，至于“性即理”、“天即理”更是强加于儒家经典，在他看来，理学以理来解释儒学违背了儒学的真谛，是所谓的“援释氏以立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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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反对理学争门户，说：“鄙儒执洛闽以与金溪争，或与阳明争，各立门户，交诟不已，其于圣学何啻风马牛乎？明以来，讲学之途径虽多，总之不出新安、姚江二派，盖圣学为禅学所乱将千年矣。”［8］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之间的论争对于儒学无补，而且所争的一些问题也非儒学，元明两代先后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与阳阴学都受到禅学的影响，逐渐失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他对汉学也有微词，说：“世之学者徒惜夫宋学行而两汉之绪遂微，不知郑学行而六艺之途始隘也。”［9］以为郑玄之学也有局限性，进而也反对汉宋门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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