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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理论角度说明改嫁的合理性,如写道:“然则圣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联之,以情易亲。”“夫妇之义,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妇。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32]夫死妻可去,其根据是父子兄弟是亲骨肉,有血缘关系,夫妇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夫妇是因婚姻而结成的,否则只是男人和女人,形同路人。另外,夫妇之间也应相互平等,他对于妇在夫家地位深表同情。妇在婆家受尽公婆姑叔等欺压,也受到夫及妾的压迫,致死者不在少数,如果夫死妇再嫁则谓失节,这一些都是由于拘束于古礼所致。他主张妻可去可再嫁,这是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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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礼有“七出”之说,他对此有以下评论:“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鸡之晨日炽。夫之制于妇者,隐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绝嗣。而有司之断斯狱者,犹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妇道者,虽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节者,虽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喻先王制之意也。”[33]“七出”即古代社会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七出之法不行后,母鸡报晓喻指女性掌权,夫也倍受痛苦,甚至破家绝嗣,如果使其勉强相合对夫妻双方都有伤害。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从一而终不仅对妇而且对夫也是不公平的,妇道失和对夫妇双方都是痛苦的。因此在夫妻关系破裂的情况之下应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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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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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不仅淹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且也通晓佛老,其子称他“于四部书无不浏览,性强记。经史半能背诵,与人言某书某卷,俱了如指掌。及检查,十无爽一者。旁及卜筮禄命之术,亦能研究入微。惟不喜二氏学,不持斋,不诵经谶”。[34]他虽然懂得佛老之学,但不喜欢佛老,不做任何佛道活动,批佛老是因为“二氏之教,其宗旨与吾儒异”。[35]他说:“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36]桑门即沙门,指佛家,尤其是中国人所创的禅宗“不立文字”,钱氏以此比喻为脱离训诂之外的义理,这种义理类似于佛教禅宗的心灵体悟,已经不是儒家。他反对奉佛为天人师及护法的主张,以为其荒诞无稽:“释氏奉佛为天人师,而诸天乃在护法之列,其言诞而难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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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认为世界众生莫不辗转生死于六道之中,如车轮旋转一样,只有成佛之人始能免受轮回之苦。他反对轮回指出:“释氏后入中国,乃谬悠其词,以为形有去来,神无生灭,不受吾法,即堕轮回之苦。”“夫生死者,人之常,犹草木之春荣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为花,未闻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存在?”[38]佛教鼓吹人的形体毁灭,其精神不灭,而且还有轮回。其实不然,生死是人之常情,属于自然过程。人的形神是统一的,不可能身亡神存,在形神关系上坚持王充、范缜的神灭论。对于鬼,他认为:“夫鬼之为言归也,骨肉归复于土,如人之归室。”[39]以归解释鬼,人死归于土,并没有超自然的鬼,轮回也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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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之说违背人伦,他写道:“夫天地之生人与生物同,而人独灵于万物者,以其有人伦也。五伦以孝为先,人无愚不肖,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以其身为父母之身也,故终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轮回之说,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无可穷,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后,又有来生之身,又有后乎来生之身,亦推之至于无可穷,亦即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于是乎视父母如路人,不以为恩而转以为累。必出家学佛,而后可免于轮回之苦,此其惑人,计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习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从之,千有余年而不悟,可不为哀乎!”[40]人与万物有相同的一面,即皆为天地所生,但也有不同,那就是人有人伦道德使其超拔于万物之上,人类诸德又以孝为先,孝指孝顺父母,自己的身体源于父母。轮回说则大谈有今生、前生、再前生等之身,一个我有多条身,以此类推有多个父母,而且对其孝敬的程度也在递减,为了避免轮回中减损孝敬最后出家学佛,违背了正常的人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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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现实中,因此他倡导现实的人生,说:“人生天地间,只有见在之身,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身存则道存,身没则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后生,于吾何与,安有轮回之患哉!本无轮回而辄自恐怖,是为妄想。以轮回恐怖人,是为妄言。蔑伦之人,天所不祐,忘亲而求免堕落,乃真堕落也,虽日谈心性奚益!”[41]重视今生今世,修身存道,佛教讲的所谓前生后生与人现实今生无关,轮回之说是自陷于恐惧之中,实为主观妄想。灭裂人伦道德之人天不会保佑,如此谈心论性无益,这是对佛教脱离社会现实追求虚幻人生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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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段,他认为这说的是“祸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祸及其身,甚则及其子孙。感应之理,昭然可信也”。而现在却说:“前生作恶,今生受苦,是张甲之恶,移祸于李乙之家,颠至孰甚焉!此非导人为善,乃劝人为恶耳。”[42]他相信《周易·坤卦·文言传》所说的积善积不善所产生相应后果之说,以为这是感应之理,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或者说是儒家的果报之说。但反对把所谓的前生与今生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感应之理,不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讲,根本就不存在着前生与今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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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考察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演变的过程,指出:“后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中国人无习之者。晋南渡后,释氏始盛。宋文、梁武之世,缁流有蒙宠幸者,然沈约、姚思廉之史不为此辈立传。至《晋书·艺术传》乃有佛图澄、僧涉、鸠摩罗什、昙霍四人,皆在僭伪之朝,与晋无涉,而采其诞妄之迹阑入正史,唐初史臣可谓无识之甚矣。”[43]佛教在汉明帝时虽然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直到晋南北朝以后才渐渐地传播开来,此时正值五胡乱华,非汉族一统,官方正史辟传,始有关于佛的记载。言外之意是说佛教并同乱世传衍发展,社会稳定、天下太平之际是不会产生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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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挥宋儒黄榦、明儒冯琦的观点,说:“近世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呼,侧僻固陋,自以为悟。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于吾道之外,别有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歧。又其后则取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后则尊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44]儒家本来重视经文诵读,因为道在经中,重视道德修身诸工夫。后世儒家由于受禅宗影响,不读书穷理甚至不立文字,也不通过工夫修身养性,而妄想通过体悟直指所谓的道德本体。他断言佛教在西晋以后开始侵袭儒家,南宋以后,理学进一步分化,心学大盛,杂糅佛教,不仅阳儒阴释,甚至直接倡言佛教,道术分裂愈演愈烈,这是佛教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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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谈性与天道受佛教影响,儒家经典也谈天道,但所言天道皆从吉凶祸福角度立论,钱大昕举经书加以证明:“《易》天道亏盈而益谦;《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灶焉知天道;《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福善祸淫;《史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皆此道也。郑康成注《论语》云:天道七政,变通之占,与《易》、《春秋》义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谓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则,性与天道,又何别焉?一说性与天道,犹言性与天合也,《后汉书·冯异传》: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唐书》孙伏伽、长孙无忌传俱有性与天道之语)此亦汉儒相承之说,而何平叔俱不取。”[45]经书言天道并非如后来理学所讲的形而上或称之为本体的东西,而天地自然变化的样式,或者说某种必然性,也没有与心性联系起来,以及所谓的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说原始儒家更重视天人相分,它们各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把天人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性与天道并提,属于汉以来后儒家所为,但没有像理学那样认为二者相互贯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举以上诸经史传实例证明这一点,即使是谈性与天道也没有得到所有汉儒的认同。理学诸家谈性与天道合一的理论根据(妄指经书)显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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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经史之学得到当时众多儒家的好评,试举几例:戴震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46]戴震虽然以第一人自许,但对钱大昕给予充分的肯定。凌廷堪说:“学术自亭林、潜邱以来,士渐以通经复古为事,著书传业者不下十余家。求其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一人而已。”[47]阮元的评价最全面,他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作序时写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盖有九难。先生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师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难能一也。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难能二也。先生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此人所难能三也。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先生诗古文词,及其早岁,久已主盟坛坫,冠冕馆阁,此人所难能九也。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48]以上从九个方面指明钱大昕博通,列出其做人以及为学诸方面的贡献,寻此可知钱大昕为一代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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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一生主讲多所书院,交往甚广,弟子众多,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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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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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自幼喜史部之学,“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49]。早年师从朱筠,多次应试,不售,“自以迂疏,不敢入仕”[50]。作幕朱筠等士宦之家时,与戴震、钱大昕、邵晋涵、洪亮吉等交往,其中与邵晋涵过甚,而与戴震论学多有不合。章氏为学先主以文辞,后擅长文史,以史学名家,晚年以著述为主。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所著收入《章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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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儒学特色是打通经史,注重治学方法论的探讨,展开学术批评,尤其是提出六经皆史、由经返史、经世致用等主张,在这一点上比钱大昕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其治学别出的特点。他的儒学思想善于从史学角度立论,尤其在历史观领域颇有建树,他的历史编纂学和方志学的研究也为后人所称道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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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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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代中期其他儒家相比,章学诚更重视治学方法,在所著篇章中不乏卓见,对反思与改变当时的学风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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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以记诵开始,他论记诵说:“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51]学问始于记诵,记诵是治学的前提条件,如同人们外出必须依赖于舟车一样,记诵对为学不可或缺,古代教育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诵读也即记诵,他引孔子及弟子的对诂讨论诵读与学的关系,说:“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52]诵读是学问的基础,但学问不仅限于诵读,言外之意是说博学的来源也包括实践,如果仅仅以诵读为学,那只不过是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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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离不开功力,他讨论两者关系,说:“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乃学问也。”“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中有自得之实,则从入之途,或疏或密,皆可入门。圣门如颜、曾、赐、商,未能一辙。而今之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掇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53]功力指为学的诸工夫或所使用的方法,学问则应由诸种工夫或方法入手,然后知晓“其所以然”即认识原因、微言大义,由此而上知古人之用心,下启后学之津梁。在这里,功力属于手段,而学问才是目的。一些汉学家治学只重功力,不把功力当成手段或工具,而往往把功力当成目的,混淆功力与学问之间的差别。章学诚对此种学风深表不满并给予批评,试图矫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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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讨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指出名物度数十分重要,如说:“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阮氏《车考》,足下以谓仅究一车之用,是又不然。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54]考据作为专门之学对于做学问来说至关重要,不能忽视。与考据相关的名物度数也是通经的重要手段,离开名物度数,义理则会流于空疏,如此治经则是武断、鲁莽。他以道器范畴说明训诂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宋儒“以谓是(训诂名物)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55]。训诂名物是器,义理是道,宋儒反对拘泥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溺于器而不知道。舍器而言道即离开训诂名物言义理只能是空谈,与孔子教人博学于文之义相佐,专于训诂名物则是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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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有据无形再论实物和义理的关系,说:“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音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56]人都有感觉器官,感觉皆相似,心之所同然者称之为理义或义理。但义理因为与是非之心有关,所以容易引起争论,不如从有据的对象即有形之事物及其现象出发,靠证据说话。义理是无形的,属于人们观念的东西,有据之学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的,因此治学必须两者兼顾,“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也即由考据引出义理此乃为学的正道。他谈及文辞与理说:“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间,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57]语言在于明理,但离不开文辞,文辞是明理的手段,脱离明理文辞只是虚文辞,无实际意义。同样理也不离文辞,因为文章载理,文辞不完备理也不会昭明,文辞与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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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考据、文辞、义理三者并重,那么论学主张博通,于此他写道:“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58]承认治学有多种角度,如有尚考证的,有尚词章的,有尚义理的,但不能彼此相互轻视甚至贬低,导致学术间的门户之争,而应把考证、词章、义理三者统一起来,强调要做通人,通人能兼顾三者,他自己为学践履以上所言。他论通古今之变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59]通人必须通古今之变,做到这一点要懂得为学的详略异同轻重谨忽,既不墨守也不拘泥,也就是说要创发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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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学诚看来,论学的归宿是明道,考据、词辞、义理三者统一皆以追求道为目的。戴震曾把训诂、音韵、天象、地理比做抬轿者,把明道比喻为乘轿的大人,有把训诂明义理明绝对化之嫌,训诂似乎成了唯一认知义理的出路。章学诚借此论道:“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于世无真知己者,固不免于己甚耳,尚未害于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60]训诂名物等只是为学一端,其文辞同样可以求义理,它们都是为闻道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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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分别从理事与道、学与道、文史与道角度探讨考据、辞章、义理与明道的关系,突显明道作为治学的最高目的。论理事与道的关系说:“《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61]文章在于述事明理,理事的关系是“述事而理以昭”,“言理而事以范”,述事理得以昭明,言理事得以规范,理事互动,文章就符合于道。论学与道的关系说:“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娴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62]名物、度数、文辞、义理各有特点,但不可偏废,作为治学的方法,它们都是探索大道的手段,学以求道为目的,道是为学的宗旨。论道与文史的关系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63]文史不能离开道,道存在于文史之中,但文史不等于道,道要高于文史,因此自谦说“余仅能议文史”而“非知道”。作《文史通义》皆在推原道术,以通晓大道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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