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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世儒之患，超于学而不思”，“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64］指出儒家所患在于学而不思，如博学的人长于考据，才华横溢的人重于文辞，负有思想的人易于悬虚，考据、文辞、义理各有所偏，这三者应结合起来，运用思维善于思考，以求道为指归。当时主张考据、文辞、义理统一的不乏其人，如戴震、翁方纲、姚鼐等，但他们都没有论及道在这三者中的地位，章学诚标出道，以识道为治学归宿，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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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汉学家尊汉、以汉儒是非为是非不同，章学诚论学倡导求其是，他说：“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有时而异于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能。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65］为学不在标新立异而在于求其是，这里所讲的是不是个别人的是，而是天下的公是，也就是说天下人一般的是非标准，为了求是也可能相异于多数人，但也是值得的。他讲的是类似于真，可以引申为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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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学者治学要有识，说：“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66］这里的识指见识，学问文章等属于知，偏于知识的积累，识与思相联，通过思考、研究，体语达于道就是识，有了识则可持世。他继承发扬传统治学方法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67］史识和史意不完全属于知识，需要研究者的智慧、运思等来完成，所作《文史通义》体现了史识、史学、史法、史意诸方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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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学宋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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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汉学中天，宋学式微，汉学家们以批判宋学为己任，其矛盾所向直指朱熹，也涉及朱陆异同问题。他作为史家对此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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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意识到宋儒的缺陷，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68］宋学功在讲求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其不足在于后起的理学在学问文章和经济事功之外独标道学，以道名学脱离经世致用，流于空谈性与天道的虚学。他又说：“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69］宋学短处在于忽视经济事功而流于空谈，基于宋学的这一弊端，乾嘉时期的儒家则不讲宋学而趋于考证一途，章氏对此不满，他在批评宋学的同时也批评当时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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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世朱陆之间的门户之争，他表示反对，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70］学术之间存在着异同是正常的，这正体现《周易》所讲的殊途同归，对学术的发展有益。朱陆异同也如此，而朱陆的弟子及后学相互攻击，指责对方学术的片面性，演成门户之争，甚至贯穿于理学发展的始终，这对儒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他又说：“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71］朱陆后学陷于门户之争是囿于纯学术圈子而不能自拔，儒学本包含史学，史学更重要的是经世，如《春秋》主张经世，关心人事，应跳出学术圈子放眼社会现实，争取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就不会有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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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朱熹与陆九渊学术之间做选择，他更赞同朱熹，认为今人反对朱子，并不了解朱子之学，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其后学“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而当时汉学诸家“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所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72］乾嘉汉学诸家推尊顾炎武、阎若璩等实证之风，不知此务实学风绍发于朱熹，也就是说从学理而言，汉学诸家之学实际上源于朱熹却又反对朱熹，在章氏看来，汉学家的做法真可谓数典忘祖，饮水不思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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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术是章学诚考察的重点，曾辟专篇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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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东学术的渊源流变，他写道：“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引者）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黎洲黄氏，出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73］浙东学派虽然源自朱熹，但更多的是推尊陆九渊，尤其是袁燮、袁肃、袁甫受陆学的影响。明代王守仁发展陆九渊之学，与朱熹相矛盾，晚明刘宗周发明王守仁，与朱熹不合，但并不反对朱子而是调和朱陆。入清以后，黄宗羲上承刘宗周，下开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之学，演至于全祖望等，虽然尊陆九渊、王守仁，但不悖朱子。只有毛奇龄攻击朱熹不遗余力，显然有些过分。在这里，他尤其是强调黄宗羲的历史地位：“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74］对于汉学家仅推尊顾炎武为清代儒学开山之祖提出疑义，以为与顾炎武同时的黄宗羲上宗王守仁、刘宗周，下开万氏兄弟，同样是清代儒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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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浙东学术的如下特色：第一，学术有宗旨，但不可争门户：“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75］与浙西之学宗朱熹，尚博雅有所不同，浙东学术的宗旨是尊陆王，尚专门之学。他又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76］如以上所说浙东学术源流不同，授受也不一，但不争门户的这一特点为章学诚所喜，因此极为推崇。在他看来，争门户属于陋儒，真正的儒家是不争门户的，但又是有宗旨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反映儒学流派的多样性，这里强调了儒学的兼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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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性命必究心于史学：“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77］讲经学、谈心性、尊德性是必要的，但必须与史学、人事、道问学联系起来。与顾炎武所谓的经学即理学、绾理学于经学之中最大的不同，浙东学术是把经学与史学打并归一，谈性命之学必须究心于史学，以史学贯通理学尤其是心学这正是黄宗羲所竭力主张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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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戴震儒学是章学诚学术批评的另一个重点，其原因是戴震在当时儒林影响巨大，且与他曾有过交往，但论学往往不合，他通过评论戴震反映其对汉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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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戴震的错误在于“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直为忘本耳。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返约，即是朱子之教。”［78］以考证等方法校正宋儒治经史出现的讹误无可厚非，但一概抹杀宋儒尤其是朱熹的贡献是错误的，朱熹所倡导的通经服古、由博返约等主张，对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诸儒产生影响，他们都接绪朱熹而来，甚至比汉代经师对他们的影响还要大。其实戴震之学也从以上诸公转来，但却痛斥朱学，可谓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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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承认戴震的学问深见于古人大体，不愧为一代巨儒，但心术未醇，尤其是批评朱熹对当今学术不利，因此作《朱陆篇》力图加以矫正，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79］在考据训诂上朱熹虽然有不及戴震之处，但戴震训诂考订等博雅之学实从朱熹道问学中转来，既然如此还反朱熹，在章氏看来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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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一些学者如朱筠、钱大昕推重戴震为一时巨擘，章学诚也有看法，认为他们“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80］。这些人对戴震的思想并不重视，如《原善》等，“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81］相反，章学诚对戴震的思想则给予正面肯定，说：“戴氏笔之与书，惟辟宋儒践履之言谬尔，其他说理之文，则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何可诬也。”［82］反对戴震批宋儒，对其义理则给予肯定，认为具有创新意义，这是章学诚不同于汉学诸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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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反宋学是因为其无异于释老，章学诚认为，“当问其果类圣人君子否耳。”“必斤斤而摘其如何近释，如何以老，不知释老亦人，其间亦有不能与圣人尽异者。宋儒于同志中所见有歧，辄以释老相为诋毁，此正宋之病。”［83］释老方外也有与儒家相近之处，言外之意不能一概而论，宋儒的病处在于看见与自己相佐之见便以释老视之，予以诋毁，也就是说不论是非，只争门户，把内部不同意见视为异端，并冠以释老之名加以批判。这里不仅在批戴震，与此同时也指出宋儒的症结。引而申之，乾嘉的汉学家犯了跟宋学同样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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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说经不完全宗主郑玄之说，但在《与任幼植书》中又主张不应轻意背离郑玄，章学诚表示赞成，并进一步认为，“大约学者于古，未能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84］学古需要一个过程，在学成之前必须先墨守师说，以其为参照，学成后再会通群经及诸说，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前人的不足，然后才能超越并体悟古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郑玄之学，学习它是为了超过它。这实质上也是在批评汉学，汉学家以汉儒为宗旨，拘泥于汉儒经注，不把它当成通经的手段而当成目的，惟汉是好，不论是非，因此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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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经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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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以史通经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六经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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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5］又说：“嗟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86］明代王守仁、郝敬等主张以史学打通经学，清初黄宗羲提出以史学通心学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章学诚进一步发展完善这一主张。六经皆史也是经史平等的一种表述，这一点与钱大昕反对荣经陋史的主张大体相当。六经皆史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春秋》亦经亦史。把六经定位为先王的政典，先王所遗留下来的典籍当然也是史。相对于经来说，史更加具体。他又以理事、道器比喻经与史的关系。正如理不离事、道不离器一样，经不离史，经即史。史学的特点是经世，如他所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关于六经，“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87］对后人讲的六经尤其推尊《春秋》，因为《春秋》本身就是史，非空论性与天道而以人事为主，离开人事而谈所谓的整辑排比只不过是史纂，参互搜讨也不过是史考，皆非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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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的称谓及地位，他自有一套说法，认为古代六经并不称为经，传是相对经而得名，不称经也就无所谓传，“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88］。古代讲的经就是三代的典章法度，以政教行事为主，经与传的称谓是后来的产物。他似乎把六艺与六经分开，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儒者“僭经以拟六艺”皆不赞同，斥责为非愚既妄，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89］古代的典籍称经并不是尊称，而是标明其经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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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与六艺的关系，他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发表议论，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90］断定六艺非孔子所作，孔子自己讲“述而不作”已经说明这一点。另外，后来被称为六经的典籍是周朝留下的官书，那时只有官方有著书的权利，所著称为官书，私家没有著书的权利，后来“官事失守”，学术私授散布民间，才有私自著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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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经书还采取了一种广义的理解，认为战国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91］。古代称经相当广泛，称经是对古代圣人著述的一种尊重，不局限于后世所称的儒家六经，儒家所讲的六经显然是汉代尊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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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诸子书也分经传，指出：“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92］诸子书也有经传，如撰辑《管子》的人分别经言，墨子也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不过是“因时立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更不像后世儒家对经如此推崇。后来的儒家著书立说对其经书如此尊重，如同后来不是君主不得自称为朕一样，属于一种自我标榜。这里显然有淡化儒家经典之意，这不仅是对汉学尊经说的批评，同时也是对经典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还原于历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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