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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他给予评论说：“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征不信。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115］孔子对于性与天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说“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孔子未尝不知性与天道，只是不说这几个字，所论皆有关于性与天道，或者说告知如何言性与天道及方法，对性与天道不发空论，而是把它建立在可以征信或实用的基础上，如言礼，言多学而识等。在章氏看来，儒家更注重经验层面的操作，而非抽象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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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涉及善恶，章学诚从自然人性角度主张性恶，说：“果形有一定之恶，则天下岂有无形之性！是性亦有恶矣。”［116］谈性离不开形，形有恶性也有恶。他肯定荀子的性恶说，认为：“荀子著《性恶》，以谓圣人为之化性而起伪。伪于六书，人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盖言天质不可恃，而学问必藉于人为，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谓诬圣为欺诳，是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117］荀子讲性恶显然从自然角度立论，“天质不可恃”，人作为有血有肉的形体生活在现实中，受物欲等习染出现恶是必然的，重要的是后来的“化性起伪”，人力改造的作用，“伪于六书”，通过读书，所谓知书达礼，弃恶从善。他维护荀子，对后儒诬蔑荀子性恶说给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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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讲致良知，章氏更看重“致”字，说：“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118］肯定王守仁的致良知接续孟子，以致来诠释良知，并以孟子所谓的扩充善端加以佐证，旨在说明主观后天的努力对于良知之善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非仅靠所谓先天的善端自然而然地后天萌发和光大。章学诚对性道的理解强调后天实践，他形象地比喻为：“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119］如同解开连环的钥匙是金椎一样，对性理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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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关系上，他提出天人相交互胜，说：“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于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后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120］天定胜人指人生活在既定的天地之中，不过是天地间的一隅，如中国既定的天地环境是人左右不了的，天定胜人说的是天的客观性。人定胜天指人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包括对天地的观察推测，为了认识而制定的法度等等，甚至有预知之意，人定胜天是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人主体性的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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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以史学通经学，尤其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在汉学中天之时并不占统治地位，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汉学转向史学的趋势。他对汉学家一些偏激做法的批评，以及主张汉宋兼采、考据与义理兼顾、对朱熹的认同等等，均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学术特色，可以说他也是二十世纪早期还经学于史学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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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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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晚年仰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主人，安徽桐城人。早年师从姚鼐习古文辞，泛滥百家，中年以后尊宋学，尤其是以朱熹为主，为学广博，史称“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朱子之言”［121］。方东树多次失意于科场之后，以教书著述为生，先后讲学于江宁、阜阳、六安、池阳、粤东、亳州、宿松、祁门等地书院。曾应阮元之邀参与纂修《广东通志》。主要著作有《仪卫轩诗文集》、《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书林扬觯》、《大意尊闻》、《待定录》、《未能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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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应阮元之邀修《广东通志》时，江藩《汉学师承记》刊行，阮元为江藩书作序加以表彰。方东树欲撰《汉学商兑》，曾致书阮元谈及作《汉学商兑》的缘起并希望得到支持，说：“国家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沈，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然窃以为，物太过则其失亦犹之不及焉。传曰：火中则寒暑退。今日之汉学亦稍过中矣，私心以为于今日之时，必一以非常之大儒以正其极，扶其倾，庶乎有以挽太过之运于未敝之先，使不致倾而过其极，俾来者有以考其功焉。以此求之当今之世，能正八柱而扫秕糠者，舍阁下其谁与归？”［122］之所以作《汉学商兑》是因为清代中期以来汉学中天，训诂考据名物之学大盛，儒学诸领域皆笼罩在考据学之下，惟汉是好，惟汉独尊已经制约着儒学的发展，方东树作《汉学商兑》旨在矫挽汉学诸流弊，由于阮元身为汉学重镇，又兼封疆大吏，希望利用其影响扭转当时学风。方东树曾请阮元为《汉学商兑》写序，阮元婉拒，方氏颇为不满。道光六年（1826）《汉学商兑》撰成，并于道光十一年刊行，全书共三卷，方东树仿照朱熹《杂学辨》体例，选择汉学家（包括阮元）主要学术主张，逐一驳斥，下面以此书为主，阐述一下他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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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汉学家方法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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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讲治学方法大都主张由训诂考据到义理，把训诂考据放在首位。方东树不赞同，他往往先引汉学家的观点，然后再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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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钱大昕之说：“研精汉儒传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123］引戴震之说：“后世儒者，废训诂而谈义理，则试诘以求义理于古经外乎？若犹在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出于小学文字者也。”［124］又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125］治学虽然兼顾训诂考据与义理，但以训诂考据为最重要，由训诂考据出发自然得出义理，这是汉学家的基本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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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驳戴震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窃谓古今相传，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亦孰不由训诂，而能通其义者？岂况说经不可废也，此不特张皇。若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126］承认义理存在于训诂之中，但训诂也有不真实正确之处，如果不经过义理审察，便以为是古今相传，这样会导致以讹传讹。另外，声音文字因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各异，其承传各有所本，训诂考据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或歧义，一概而论训诂考据明义理不符合实际，意思是说从歧异的训诂考据中得不出唯一的义理，只能给义理带来歧义，这样的义理很难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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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戴震：“论者又谓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训诂，一主义理。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于经乎？惟空任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而古今悬隔，遗文垂绝，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何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127］反对把训诂与义理对立起来，主张两者统一，两者在统一体的顺序中是，“训诂明则古经明”，这是对汉学家治学方法的标准阐释。似乎在说明只要训诂明确，义理自然而然地就会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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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反驳说：“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128］他也承认从理论上说本着训诂以治经则经明，经明则义理明。但实际当中训诂如果出现讹误，义理便不会明，反而出现错误。汉学诸家所关心的是由训诂引出义理，训诂在他们那里是给定的前提，似乎也是正确的。方东树则关注的是训诂本身的真伪问题，而且在训诂当中出现错误是习以为常的事，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建议应以义理为主，以义理指导训诂。他又说：“故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129］宋儒并没有割裂训诂与义理，有时不用训诂是因其不可信而影响求义理之真，“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130］。言外之义是说汉学家墨守训诂是得不出义理之真的。凡此皆强调义理不同于考据的特点，反对把训诂明义理明作片面化、僵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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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阮元言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亦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131］以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治经的门径。又引钱大昕言说：“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又“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也。”［132］强调不存离开训诂之外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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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反驳说：“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133］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之事，不过是通经的阶梯。古今学术歧异的根源在于文字训诂上的讹误，如杨墨、佛老皆如此。许慎、郑玄等汉儒在文字训诂上大体不误，但仅限于治经方法，而未能“升堂入室”即求得孔门儒学大道。他又说：“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汉学诸人，皆祖是说。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134］汉学诸家舍弃义理，以声音训诂为治经的根本，其结果必然是“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其实六经中一字往往有多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或话语中，其字的意义是不同的，没有统一或惟一的训诂标准。所谓“诗无达诂”，意为不存在通行不变的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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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指出墨守训诂考据的社会危害，说：“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135］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上，以义理为重，这是因为“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它们都是为明义理服务的。汉学诸家限于训诂考据，贬低义理，有害于人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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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以为义理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方东树也加以批驳，说：“至谓古圣贤义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则试诘以经典所载，曰钦、曰明、曰安、曰恭、曰让、曰慎、曰诚、曰忠、曰恕、曰仁、曰孝、曰义、曰信、曰慈、曰俭、曰惩忿窒欲、曰迁善改过、曰贱利重义、曰杀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骄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曰谗谄、曰贪鄙；凡诸义理，皆关修、齐、治、平之大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欤？”［136］儒家经典所载诸种哲理性的范畴，如上所举包括着丰富的义理内涵，微言大义，它们并不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典章制度是有形的，可以通过训诂考证获得，而这些带有思想性的范畴是不能以考典章制度的方法来认识，只能从思想史角度加以阐释，也就是说义理并不存在（至少不完全存在）于典章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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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夫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子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137］儒家的学问分大学和小学，训诂、名物、制度皆属小学之事，《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不讲这些，而从义理讲起。汉学家混同小学于大学，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为能事，斥责义理是舍本逐末，没有了解儒家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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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讲训诂明而义理明，其本意是不否定义理，而认为义理应从训诂、考据中引出，才不至于蹈空沦虚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把训诂当成手段，从训诂中引出义理。但其流弊发展为不谈义理，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从事考据，把训诂当成终极目的。宋学讲义理也讲训诂考据，只是他们认为从训诂考据不能自然而然地引出义理，其中间要有个思考的过程。但由于过分强调义理，给人以空疏之嫌。其实考据与义理本来就是相互统一的，两者之争不过是各有偏重而已，因此才有后来的汉宋兼采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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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学家争门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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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的另一个弊端是独尊汉儒，唯汉是好，反对宋学，攻击理学不遗余力，在方东树看来，这是狭隘的门户之争并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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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清儒的汉学门户是逐步形成的，如说：“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诐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以求圣人之意，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138］清代早期诸儒并不专主汉学，尚能汉宋持平。自惠栋起专门推崇汉学，但也未尝反对理学所言理字。从戴震开始谈理以理学之矛攻理学之盾，大张汉学门户，后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为清代汉学诸家树碑立传，阮元所编《清经解》只收汉学小学著述，汉学门户愈来愈深。治经应以明义理之真为先，由于汉学诸家的门户所限，大都不从客观实际，而是以主观先入之见评判宋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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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本包含着考证与义理两种治学趋向，汉学则仅以考证为学排斥其他，方东树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139］汉学诸家以考证为学，著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批评宋儒，攻击朱熹，对于理学所言的性理等一概不谈，经学发展走向片面极端。儒家治学在于通经致用，尤其要落在行动上，他又说：“夫汉学，既深忌痛疾义理之学堕禅，申严厉禁。以行事易之，是自为一大宗旨门户矣。而夷考其人，居身制行，类皆未见德言之相顾也。是其视讲经本与躬行判而为二，固不必与其言相应。原无意于求真得，是但务立说，与宋儒争胜耳。”［140］汉学家治学反对理学离开考证而谈义理，以为此义理已流于空疏，杂糅释老，有悖于儒家正统。但他们一味地穷经却忽视通经与致用的关系，也不检身言行不一，只与宋儒争胜，并不关心求真得，这都是门户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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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有重道一脉，汉儒并非没有这个传统，方东树说：“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141］汉学家弃道而不言，所推崇的是东汉古文经，西汉儒学并非如此，如董仲舒等今文家崇尚义理、大道，以下为韩愈、程朱之学所继承发明孔门儒学，这才是儒家的真学脉。汉学家批判宋易中的图书先天太极之学，方东树说：“若周、程、张、朱所述，非圣学而何？河洛、先天、太极诸图，即以为希夷所传，非圣学；而周、程、张、朱所发明六经大义，古圣微言，不止在此。其书著为功令，风历学官，用以取士，非私授阴行之比，何得一概诋之，而断其非圣学也。”［142］图书先天太极之学不是理学的全部，理学诸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重心所在是阐释儒家的义理之学、微言大义。他们不仅发明诸经微言大义，同时也注重学术传授，所编经注尤其是朱熹所注的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专用之书，比汉学私授的影响要大得多，岂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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