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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承认汉学在诸领域中所做的贡献，说：“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143］但宋儒也未尝不重视这些，如他说：“窃以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然宋儒实未尝废之。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若为宋学者，不读汉、魏诸儒传注，则无以考其得失，即无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说或易其说之是。而汉学诸人，又全护汉儒之失，以为皆得，则亦用罔而悍然不顾而已。”［144］训诂、名物、制度等为治经学不可或缺，这是事实，宋儒也未尝废弃，但考据与义理必须兼顾。宋儒也读汉魏经传注疏，否则便不能对其得失有所裁定有所判断。相反，汉学诸儒对宋儒经注不屑一顾，仅以汉儒为矩矱，可见其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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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宋儒经注以汉儒经注为主，也是汉学家争门户的重要手段，如江藩作《汉学师承记》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所开列的经书皆以汉儒或本朝汉学诸家为主。以《易》为例，江藩多列本朝汉学家易著，［145］旨在强调汉易的正统地位，方东树说：“如惠氏、江氏之言，则门户习气之私太甚。姑勿与深论是非之精微，只尽祛魏晋以来儒说，而独宗汉易，此非天下之至蔽者，断不若是之诐。学《易》而专主张游魂、飞伏、爻辰、交互、升降、消息、纳甲等说，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断不若是之离。谓汉人所说，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人之本义，此非天下之至愚者，断不若是之诬。夫以京、孟之邪说，驾之商衢，因复驾之孔子，诞诬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语及于纳甲、飞伏、爻辰等说哉？汉儒之《易》，谓兼存一说，则可；谓三圣之本义在此，则不可。”［146］江藩为惠栋再传弟子，他仅以汉易为宗，对魏晋以来尤其是宋易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是斩断道脉，可见其门户极深。汉学家所宗主的汉易，如游魂、飞伏、爻辰、交互、升降、消息、纳甲等说到是《周易》本身无有，是自己的发明，以此强加于诸圣之《易》，显然是对圣人们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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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在对江氏书逐项批驳后指出：“其实诸家所著，每经不下数十种，有刊行而不为江氏所采者，有刊行而江氏未见者，有刊行在江氏著录之后者，有仅传其目而竟未成书者。新名林立，卷帙盈千，充牣艺林。要其中实有超绝冠代，江河万古，自不可废。究之主张宗旨既偏，则邪说谬言，实亦不少。苟或择之不精，则疑误来学，眼目匪细，固不敢轻以相假，而弗慎取而明辨之也。”［147］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在方氏看来，江氏所收之书不周全，或者说有片面性，究其根源皆在于其门户之见，站在汉学家的立场看问题，这样便不能做出客观持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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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列数了汉学的六大弊端：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148］汉学攻理学言理字并严禁穷理，这对儒学最有害；说程朱空谈义理使后学流于空疏，这不符合实际；忌妒理学，连带反《道学传》；这三条从学理上指出汉学家批理学的不合法，不符合实际。至于后三条，汉学诸家“得以宽便其私”，烦琐迂阔，贪名等，则从实践上指出汉学家批理学是为自己争夺名利、心术不正、放荡形骸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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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方东树“以上略举诸说，以见汉学家宗旨议论，千端万变，务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统而已”［149］。一言以蔽之，汉学家批评宋儒旨在争门户，争儒家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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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宋学都把自己当成是儒家正统，而视对方为非正统或异端。应该说两者既有合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偏颇。汉学讲究务实求真，关心日用伦常等形而下方面，宋学具有思辨性、哲理性，尤其建构道德形而上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功不可没。但汉学不懂得宋明儒学当时所遇到佛老的挑战，吸取佛老，并与之相抗衡，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宋明儒所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儒家经典中也有其内在的依据，只不过把它们加以深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宋学重视性与天道，流于空疏，忽视对日用伦常的关注，也为汉学所不喜。由于汉学宋学为褊狭的心态所束缚，不可能把古代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到思想发展过程在其不同时期的时代特色，以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从而衍生出的不同学说或形态，因此形成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这种门户之见也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研究汉学或宋学，由先入为主而逐渐变成爱屋及乌，进而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门户之见愈来愈深，导致清代儒学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分裂。有些学者治清代只谈学术而不谈思想，或者相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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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汉学家背离儒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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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批评汉学诸家还在于他们治学背离了儒家的真精神，儒学的真谛。他认为，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150］。儒家本来经道合一，汉学家穷经不言道也不及用，钻进故纸堆里一味地训诂考证，与古人争胜，对于身边及社会发生的事一概不关心，背离了儒家治经在明道，经世致用的宗旨，这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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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真精神、真谛就是大道，他进一步论道：“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傎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151］汉学家只究心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儒家圣贤“躬行求仁，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而不顾，名义上是治经卫道，实际上是乱经叛道。他肯定宋儒对于儒家是有功的，孔子死后一千余年受佛老二氏的影响，儒学几乎发展为歧途，宋儒兴起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儒家的历史地位，被视为“晚周以来一大治”。汉学家以汉儒异说为本，扰乱儒家经典，对世道人心的危害超过禅宗和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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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骛名干泽，若飘风之还而不傥；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仇乎程朱。今时之敝，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叛道，过于杨墨佛老。”［152］汉学治经的特色是以训诂为主，好博通考辨，喜争门户等等，就是不重视明理，不谈大道，“以文害辞，以辞害意”，正指出汉学痛处，他们把精力全放在琐碎的训诂考证之中，不关心世俗，其离经叛道比杨墨佛老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儒家的损害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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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讲实事求是，方东树也加批驳说：“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153］汉学家重训诂考据所追求的是实事求是之学，理学诸家探索义理并推及用也是实事求是之学，汉学家钻研文献，在训诂考据上与古人争高低，即使是实事求是，与事无补，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反身修己也不理民安邦。理学家重视道德操守及经世致用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说明讲实事求是之学重在实用，而不在于书本上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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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等大都推崇礼贬斥理，主张以礼代理。方东树讨论理与礼的关系，对他们给予批驳，说：“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见乎？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154］程朱理学以意见出于公则为天理，汉学家则攻击天理为杀人，他们主张理只能带来意见，应以情欲替代理。在方氏看来，情欲岂不是意见？以这种意见代替理必然引起争议，甚至放纵，导致离经叛道，世风日下与提倡情欲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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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自古在昔，固未有谓当废理，而专于礼者也。且子夏曰礼后，则是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今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又所以称礼者，惟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益失其本矣。使自古圣贤之言，经典之教，尽失其实，而顿易其局，岂非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乎！夫谓理附于礼而行，是也；谓仁当读礼，不当穷理，非也。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155］汉学家标出礼，以为儒家言礼不言理，因为言礼较务实，涉及名物制度等可以通过训诂考证求得，言理只能带来是非，言礼则有礼让节文。在方氏看来，其实不然，礼离不开理，因为“理是礼之所以然”，是礼的内在根据，礼为迹即属于外在的礼仪等形式。理虽然附着于礼而行，但礼之所以行在于其理，对礼的认识要知其所以然即要穷理。另外，理的内涵比礼要丰富得多，有事必有理，礼外必有众理。他对凌廷堪、焦循等人所谓儒家言礼不言理之说给予批评，方氏强调言理反映他对儒家义理、大道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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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对汉学家误读儒家经典也给予了批评。汪中以为《大学》为孔门弟子后学所为，旨在否定《大学》在儒家中的地位，方东树说：“以此辟《大学》，是拔本塞源，直倾巢穴之师也。较诸儒之争古本，补传者，更为猛矣。然亦祖述杨简、毛奇龄、张文檒、戴震等之邪说，而益加谬妄耳。”［156］前人对《大学》的怀疑仅限于朱熹的“格物补传”，而汪中则全面否定《大学》与孔门的关系，方氏以为这是受了杨简、毛奇龄、张文檒、戴震等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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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以为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贯字应训为行、事，并非宋儒讲的贯通（此易流于禅），方东树批驳道：“此讥一贯似禅学顿宗，一旦豁然大悟，似也。不知此一旦之前，有多少功夫，非容易一蹴可几。故曰：真积力久也！若不用功，固断无有此一旦。若果用功，真积力久，有此一旦之悟，虽禅亦不易几矣。”［157］理学喜谈“吾道一以贯之”，一旦豁然大悟，据方氏的理解，这里在一旦之前已经下了诸多的功夫，也就是说贯通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与禅宗讲的顿悟不可同日而语，阮元反对理学对一贯的解释，而以行、事加以说明，这是误读孔子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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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以为“克己”的“己”字是自己的己，并非宋儒所解的私欲。方东树说：“若此处己字，不指私欲，则下文四目，何为皆举非礼言之？己不是私，不应从己下添之私字，则己亦不是欲。《虞书》曷为从己下添之欲字？不知己虽对人为文，而古人言舍己、虚己。苟非指己私意见言之，而将谓能舍、能虚其形骸乎？”［158］《论语·颜渊》有“克己复礼为仁”一句，方氏赞同朱熹的解释，把“己”理解为“私欲”，由此才有下文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目。又引《虞书》己字之下一添欲字证明。己是相对别人而言的，有私之意。阮元把己理解为自己的己，不符合孔子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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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一书出版后得到陆继辂、沈钦韩、姚莹、朱雅、李兆洛、毛岳生、陶云汀等人的推重，他们纷纷为本书献辞，给予充分的肯定。［159］当然这里不免有夸大之词，但客观地说，方东树能在汉学中天之际，全面系统地批评汉学，指出其种种流弊，对于扭转学风有积极意义。但也不能不承认他作为清代中叶的理学家，其尊宋学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对汉学家的指责也不脱门户之嫌，批评汉学诸家也存在着不实之处。汉宋之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孰是孰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立场等不同，很难一时厘清，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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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应注意到汉学中人也感到自身内部的诸多流弊并起而力图矫挽，这里仅以从事考据并做出突出贡献的段玉裁为例略加以说明。如他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160］他在与王念孙等人的信中反思自身学派的错误及危机，肯定宋明理学的贡献。当时儒学发展的客观逻辑从偏向于训诂考据转向训诂与义理兼顾，嘉道之际的社会危机，更加促使儒学关注于现实，以复兴古学为志向的汉学渐渐淡出儒学发展的主流，关心社会现实的今文经学作为儒学的一种新学术形态开始兴起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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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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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传》，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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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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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陈鸿森《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卷上，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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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二》，陈鸿森《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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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籑诂序》，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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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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