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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驳戴震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窃谓古今相传，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亦孰不由训诂，而能通其义者？岂况说经不可废也，此不特张皇。若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126］承认义理存在于训诂之中，但训诂也有不真实正确之处，如果不经过义理审察，便以为是古今相传，这样会导致以讹传讹。另外，声音文字因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各异，其承传各有所本，训诂考据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或歧义，一概而论训诂考据明义理不符合实际，意思是说从歧异的训诂考据中得不出唯一的义理，只能给义理带来歧义，这样的义理很难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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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戴震：“论者又谓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训诂，一主义理。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于经乎？惟空任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而古今悬隔，遗文垂绝，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何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127］反对把训诂与义理对立起来，主张两者统一，两者在统一体的顺序中是，“训诂明则古经明”，这是对汉学家治学方法的标准阐释。似乎在说明只要训诂明确，义理自然而然地就会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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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反驳说：“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128］他也承认从理论上说本着训诂以治经则经明，经明则义理明。但实际当中训诂如果出现讹误，义理便不会明，反而出现错误。汉学诸家所关心的是由训诂引出义理，训诂在他们那里是给定的前提，似乎也是正确的。方东树则关注的是训诂本身的真伪问题，而且在训诂当中出现错误是习以为常的事，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建议应以义理为主，以义理指导训诂。他又说：“故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129］宋儒并没有割裂训诂与义理，有时不用训诂是因其不可信而影响求义理之真，“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130］。言外之义是说汉学家墨守训诂是得不出义理之真的。凡此皆强调义理不同于考据的特点，反对把训诂明义理明作片面化、僵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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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阮元言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亦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131］以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治经的门径。又引钱大昕言说：“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又“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也。”［132］强调不存离开训诂之外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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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反驳说：“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133］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之事，不过是通经的阶梯。古今学术歧异的根源在于文字训诂上的讹误，如杨墨、佛老皆如此。许慎、郑玄等汉儒在文字训诂上大体不误，但仅限于治经方法，而未能“升堂入室”即求得孔门儒学大道。他又说：“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汉学诸人，皆祖是说。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134］汉学诸家舍弃义理，以声音训诂为治经的根本，其结果必然是“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其实六经中一字往往有多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或话语中，其字的意义是不同的，没有统一或惟一的训诂标准。所谓“诗无达诂”，意为不存在通行不变的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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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指出墨守训诂考据的社会危害，说：“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135］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上，以义理为重，这是因为“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它们都是为明义理服务的。汉学诸家限于训诂考据，贬低义理，有害于人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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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以为义理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方东树也加以批驳，说：“至谓古圣贤义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则试诘以经典所载，曰钦、曰明、曰安、曰恭、曰让、曰慎、曰诚、曰忠、曰恕、曰仁、曰孝、曰义、曰信、曰慈、曰俭、曰惩忿窒欲、曰迁善改过、曰贱利重义、曰杀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骄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曰谗谄、曰贪鄙；凡诸义理，皆关修、齐、治、平之大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欤？”［136］儒家经典所载诸种哲理性的范畴，如上所举包括着丰富的义理内涵，微言大义，它们并不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典章制度是有形的，可以通过训诂考证获得，而这些带有思想性的范畴是不能以考典章制度的方法来认识，只能从思想史角度加以阐释，也就是说义理并不存在（至少不完全存在）于典章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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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夫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子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137］儒家的学问分大学和小学，训诂、名物、制度皆属小学之事，《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不讲这些，而从义理讲起。汉学家混同小学于大学，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为能事，斥责义理是舍本逐末，没有了解儒家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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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讲训诂明而义理明，其本意是不否定义理，而认为义理应从训诂、考据中引出，才不至于蹈空沦虚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把训诂当成手段，从训诂中引出义理。但其流弊发展为不谈义理，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从事考据，把训诂当成终极目的。宋学讲义理也讲训诂考据，只是他们认为从训诂考据不能自然而然地引出义理，其中间要有个思考的过程。但由于过分强调义理，给人以空疏之嫌。其实考据与义理本来就是相互统一的，两者之争不过是各有偏重而已，因此才有后来的汉宋兼采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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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学家争门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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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的另一个弊端是独尊汉儒，唯汉是好，反对宋学，攻击理学不遗余力，在方东树看来，这是狭隘的门户之争并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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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清儒的汉学门户是逐步形成的，如说：“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诐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以求圣人之意，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138］清代早期诸儒并不专主汉学，尚能汉宋持平。自惠栋起专门推崇汉学，但也未尝反对理学所言理字。从戴震开始谈理以理学之矛攻理学之盾，大张汉学门户，后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为清代汉学诸家树碑立传，阮元所编《清经解》只收汉学小学著述，汉学门户愈来愈深。治经应以明义理之真为先，由于汉学诸家的门户所限，大都不从客观实际，而是以主观先入之见评判宋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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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本包含着考证与义理两种治学趋向，汉学则仅以考证为学排斥其他，方东树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139］汉学诸家以考证为学，著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批评宋儒，攻击朱熹，对于理学所言的性理等一概不谈，经学发展走向片面极端。儒家治学在于通经致用，尤其要落在行动上，他又说：“夫汉学，既深忌痛疾义理之学堕禅，申严厉禁。以行事易之，是自为一大宗旨门户矣。而夷考其人，居身制行，类皆未见德言之相顾也。是其视讲经本与躬行判而为二，固不必与其言相应。原无意于求真得，是但务立说，与宋儒争胜耳。”［140］汉学家治学反对理学离开考证而谈义理，以为此义理已流于空疏，杂糅释老，有悖于儒家正统。但他们一味地穷经却忽视通经与致用的关系，也不检身言行不一，只与宋儒争胜，并不关心求真得，这都是门户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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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有重道一脉，汉儒并非没有这个传统，方东树说：“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141］汉学家弃道而不言，所推崇的是东汉古文经，西汉儒学并非如此，如董仲舒等今文家崇尚义理、大道，以下为韩愈、程朱之学所继承发明孔门儒学，这才是儒家的真学脉。汉学家批判宋易中的图书先天太极之学，方东树说：“若周、程、张、朱所述，非圣学而何？河洛、先天、太极诸图，即以为希夷所传，非圣学；而周、程、张、朱所发明六经大义，古圣微言，不止在此。其书著为功令，风历学官，用以取士，非私授阴行之比，何得一概诋之，而断其非圣学也。”［142］图书先天太极之学不是理学的全部，理学诸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重心所在是阐释儒家的义理之学、微言大义。他们不仅发明诸经微言大义，同时也注重学术传授，所编经注尤其是朱熹所注的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专用之书，比汉学私授的影响要大得多，岂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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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承认汉学在诸领域中所做的贡献，说：“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143］但宋儒也未尝不重视这些，如他说：“窃以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然宋儒实未尝废之。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若为宋学者，不读汉、魏诸儒传注，则无以考其得失，即无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说或易其说之是。而汉学诸人，又全护汉儒之失，以为皆得，则亦用罔而悍然不顾而已。”［144］训诂、名物、制度等为治经学不可或缺，这是事实，宋儒也未尝废弃，但考据与义理必须兼顾。宋儒也读汉魏经传注疏，否则便不能对其得失有所裁定有所判断。相反，汉学诸儒对宋儒经注不屑一顾，仅以汉儒为矩矱，可见其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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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宋儒经注以汉儒经注为主，也是汉学家争门户的重要手段，如江藩作《汉学师承记》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所开列的经书皆以汉儒或本朝汉学诸家为主。以《易》为例，江藩多列本朝汉学家易著，［145］旨在强调汉易的正统地位，方东树说：“如惠氏、江氏之言，则门户习气之私太甚。姑勿与深论是非之精微，只尽祛魏晋以来儒说，而独宗汉易，此非天下之至蔽者，断不若是之诐。学《易》而专主张游魂、飞伏、爻辰、交互、升降、消息、纳甲等说，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断不若是之离。谓汉人所说，皆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人之本义，此非天下之至愚者，断不若是之诬。夫以京、孟之邪说，驾之商衢，因复驾之孔子，诞诬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语及于纳甲、飞伏、爻辰等说哉？汉儒之《易》，谓兼存一说，则可；谓三圣之本义在此，则不可。”［146］江藩为惠栋再传弟子，他仅以汉易为宗，对魏晋以来尤其是宋易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是斩断道脉，可见其门户极深。汉学家所宗主的汉易，如游魂、飞伏、爻辰、交互、升降、消息、纳甲等说到是《周易》本身无有，是自己的发明，以此强加于诸圣之《易》，显然是对圣人们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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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在对江氏书逐项批驳后指出：“其实诸家所著，每经不下数十种，有刊行而不为江氏所采者，有刊行而江氏未见者，有刊行在江氏著录之后者，有仅传其目而竟未成书者。新名林立，卷帙盈千，充牣艺林。要其中实有超绝冠代，江河万古，自不可废。究之主张宗旨既偏，则邪说谬言，实亦不少。苟或择之不精，则疑误来学，眼目匪细，固不敢轻以相假，而弗慎取而明辨之也。”［147］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在方氏看来，江氏所收之书不周全，或者说有片面性，究其根源皆在于其门户之见，站在汉学家的立场看问题，这样便不能做出客观持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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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列数了汉学的六大弊端：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148］汉学攻理学言理字并严禁穷理，这对儒学最有害；说程朱空谈义理使后学流于空疏，这不符合实际；忌妒理学，连带反《道学传》；这三条从学理上指出汉学家批理学的不合法，不符合实际。至于后三条，汉学诸家“得以宽便其私”，烦琐迂阔，贪名等，则从实践上指出汉学家批理学是为自己争夺名利、心术不正、放荡形骸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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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方东树“以上略举诸说，以见汉学家宗旨议论，千端万变，务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统而已”［149］。一言以蔽之，汉学家批评宋儒旨在争门户，争儒家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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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宋学都把自己当成是儒家正统，而视对方为非正统或异端。应该说两者既有合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偏颇。汉学讲究务实求真，关心日用伦常等形而下方面，宋学具有思辨性、哲理性，尤其建构道德形而上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功不可没。但汉学不懂得宋明儒学当时所遇到佛老的挑战，吸取佛老，并与之相抗衡，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宋明儒所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儒家经典中也有其内在的依据，只不过把它们加以深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宋学重视性与天道，流于空疏，忽视对日用伦常的关注，也为汉学所不喜。由于汉学宋学为褊狭的心态所束缚，不可能把古代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没有注意到思想发展过程在其不同时期的时代特色，以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从而衍生出的不同学说或形态，因此形成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这种门户之见也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研究汉学或宋学，由先入为主而逐渐变成爱屋及乌，进而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门户之见愈来愈深，导致清代儒学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分裂。有些学者治清代只谈学术而不谈思想，或者相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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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汉学家背离儒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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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批评汉学诸家还在于他们治学背离了儒家的真精神，儒学的真谛。他认为，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150］。儒家本来经道合一，汉学家穷经不言道也不及用，钻进故纸堆里一味地训诂考证，与古人争胜，对于身边及社会发生的事一概不关心，背离了儒家治经在明道，经世致用的宗旨，这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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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真精神、真谛就是大道，他进一步论道：“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傎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151］汉学家只究心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儒家圣贤“躬行求仁，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而不顾，名义上是治经卫道，实际上是乱经叛道。他肯定宋儒对于儒家是有功的，孔子死后一千余年受佛老二氏的影响，儒学几乎发展为歧途，宋儒兴起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儒家的历史地位，被视为“晚周以来一大治”。汉学家以汉儒异说为本，扰乱儒家经典，对世道人心的危害超过禅宗和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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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骛名干泽，若飘风之还而不傥；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仇乎程朱。今时之敝，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叛道，过于杨墨佛老。”［152］汉学治经的特色是以训诂为主，好博通考辨，喜争门户等等，就是不重视明理，不谈大道，“以文害辞，以辞害意”，正指出汉学痛处，他们把精力全放在琐碎的训诂考证之中，不关心世俗，其离经叛道比杨墨佛老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儒家的损害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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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讲实事求是，方东树也加批驳说：“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153］汉学家重训诂考据所追求的是实事求是之学，理学诸家探索义理并推及用也是实事求是之学，汉学家钻研文献，在训诂考据上与古人争高低，即使是实事求是，与事无补，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反身修己也不理民安邦。理学家重视道德操守及经世致用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说明讲实事求是之学重在实用，而不在于书本上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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