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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虽然短寿，但对常州今文经学派发皇是有贡献的。如刘逢禄所说：“皇清汉学昌明，通儒辈出，于是武进张氏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学萌芽渐复。”［24］他死后，外甥董士锡整理遗稿，编辑成《茗柯文》共四编，张惠言的主要著述均收入《张皋文笺易诠全集》和《受经堂汇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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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申（1787—1840），字端斋，江苏仪征人。少孤，不治举子业，曾受学于以治《左传》而闻名的刘文淇。方申年逾四十始应童子试，道光中以经解补县学生。二十年（1840），赴秋试归，以劳疾卒。生前尝自悔晚学，因此肆力颇勤。方氏精于《周易》，朝夕钻研从未离手。他遍阅易学诸家书籍，涉及易象者均选择抄录，成《诸家易象别录》一卷。以为易家言象以虞翻为最精密，便模仿虞注所引逸象缕析条分，成《虞氏易象汇编》一卷。以为后儒解《易》很少引《说卦传》，于是博考古注，参阅诸纬书与《春秋》内外传注涉及《说卦》文，排比其次第，成《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因为《春秋》中讲卜筮一定要根据互卦与正卦相互参证，因此寻绎汉儒所言，反复求其条理，然后知互卦之法，成《周易互卦详述》一卷。卦变之说众说纷纭，无所统贯，于是参互考订，深求其义例之所在，成《周易卦变举要》一卷，是为《易学五书》，［25］发展了张惠言今文易学，为当时今文易学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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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文《尚书》及三家今文《诗》的有陈寿祺。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一字苇仁，号左海，晚号隐屏，福建侯官人。他治经以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生《尚书大传》为宗，也是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学家。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京师冶经学，与张惠言、王引之同年齐名。名儒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皆与之交游，切磋经义，他的学问也日渐精博。三年散馆，朱珪欲留他任编修，他则请假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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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治经尤为推崇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生，认为伏生是两汉最早的经师，所著《尚书大传》冠汉代经注之首。《尚书大传》基本亡佚，他搜集汉代典籍所引《尚书大传》文字，加以详细审校，撰成《尚书大传辑校》。他说：“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指，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26］他也推崇郑玄，称：“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勘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闳识博通，信旧闻者哉？”［27］陈寿祺援引《尚书大传》注说三《礼》及《古文尚书》，表明他所表彰的是郑玄经学中的今文，而对古文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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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源书院时，他撰成《五经异义疏证》。《五经异义》为东汉经学家许慎所著，《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其后郑玄针对许慎著《驳〈五经异义〉》。《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和《隋书》相同，但言许慎，驳郑玄，将许、郑之书合为一，以便观览。《宋书》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唐代。他说：“石渠议奏之体，先胪众说，次定一尊，览者得以考见家法，刘更生采之，为《五经通义》，惜皆散亡。《白虎通义》经班固删集，深没众家姓名，殊为疏失。不如《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赡过之。”［28］许慎治学重小学文字，陈寿祺撰此书旨在阐扬许慎之学，说明他宗今文也不忘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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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祺偏重今文《尚书》，也喜齐鲁韩三家今文之《诗》，不喜古文《毛诗》，说：“非敢阿好古人，宁道周、孔失，不言郑、服非也。魏晋以后，典籍沦弃有甚于秦燔，抱残守缺，无殊于伏壁。而汉之儒者犹及见秘府之逸编，闻先师之绪论，拾遗补艺，非同虚造。”［29］汉人在秦火之后得遗经，闻孔子先师之绪论，确实有比后来儒家占优势的地方，但汉学诸家尊汉儒胜于周公、孔子，尊汉儒经注胜于经书，陈氏对此深表不满，汉儒的学问毕竟是阐扬孔子儒学，但不能取代它。陈寿祺的主要著述收入《左海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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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今文《春秋》的有凌曙。凌曙（1775—1829），字晓楼，江苏江都人。他以治《春秋》公羊学而名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年二十学业已有所成就，后来包世臣把他与汪中并举，称之为“江都有生于孤露，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者”［30］。嘉庆九年（1804），凌曙初识著名经学家包世臣，并向他请教学业。遵包世臣嘱托，他在研究《四子书》的同时，也开始治《礼》，得郑玄学说要领后，又问学于沈钦韩，后来读到刘逢禄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对何休的《春秋》学发生兴趣，遂转而宗今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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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曙入京后为阮元校辑《经郛》，得以详细阅读魏晋以来治《春秋》诸家的著作，其中尤重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外甥刘文淇说他“专治《公羊》，谨守家法，尝以董子之书合乎圣人之旨”［31］。二十年（1815）他在《春秋繁露注序》中谈及研究《春秋繁露》一书的动机，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包括在《公羊》之中，而《公羊》之学传自董仲舒。董子作《春秋繁露》一书，在他看来，可谓“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32］。但董仲舒此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于是他“构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33］撰成《春秋繁露注》一书，可谓董氏《春秋》学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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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撰成《公羊礼说》、《公羊礼疏》两书，二十四年（1819）先后为这两书作序。在《公羊礼疏序》中说：“吾以为治是经者，由声音训诂而明乎制度典章，以进求夫微言大义。”［34］表明他的经学已非考据训诂所能限，突出其今文家治经求微言大义的特点。凌曙的全部著述收入《凌氏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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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1809—1869），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道光年间进士，官云南曲靖知府，先后师从凌曙、刘文淇，著作有《白虎通疏证》、《说文谐声孳生述》、《旧唐书校勘记》、《句溪杂著》等。他毕生精力治《公羊》，成《春秋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所著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何休只有引申而无背畔，其所征引，“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35］，皆网罗无遗。礼制部分则多承袭其师凌曙之说，笃信郑玄，而于公羊“三科九旨”诸说得阐发得无有余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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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恽敬和李兆洛，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系统的今文经学著作，但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倡导改革，是当然的今文经学家。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人。自幼读书能独申己见，不因循旧说。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他居京为官时与庄述祖、庄有可、张惠言等交往过甚，彼此以学术相砥砺，受常州庄氏之学的影响。后又任富阳、平阴、新喻、瑞金等县知县，擢南昌、吴城同知。因与上官不合而遭弹劾，免官。后以著书为业，深求因革治乱，归于经世致用。他所作《三代因革论》指出：“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36］批评东汉古文经学，不求传孔子儒家之道，只在秦火之余求残篇断简，趋于训诂考据一途，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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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37］汉代设立诸经博士，各传一经，有家法师法，但彼此不通，乾嘉汉学尊汉儒，抱残守缺，穿凿附会，于事无补，这里名义上是批评汉代经学的博士制度，其实是借此反对清代汉学诸家的治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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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武进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院散馆，改授安徽凰台县知县，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敦崇实学，成就颇丰。他治学涉及天文、舆地，皆精深。曾做朱墨二图用以识别历代舆地沿革，又铸造天球铜仪及日月行度铜仪，用以教授士子。他为文取径汉魏，主张恢复古人不分骈散之旧，因此所辑《骈体文钞》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抗衡，所著有《养一斋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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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为学受常州今文经学影响。魏源作传称：“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甚。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崑山、常热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生于其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年甫三十而学大成。兼有同辈所长，而先生自视嗛然如弗及。”［38］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大兴，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臧庸、孙星衍等治经精于声音训诂考据，汉学家又囿于汉宋之争，不通经致用，属于无用之学，而李兆洛则看经世之书，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可谓开风气的人物。魏源又说：“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余于庄先生不及见，见李先生。故论其大旨于篇。”［39］魏源作为今文经学家在这里揭示了李兆洛的儒学渊源，即来源于常州庄氏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讲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归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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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羊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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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谈公羊学的兴起主要从学理上讲其产生的思想源流，进而论述清代公羊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及其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它在今文经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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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羊学的思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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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思想源流追溯到《公羊传》。［40］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解释《春秋》的有《左传》、《穀梁传》、《公羊传》这三传，前者属于古文经，后两者属于今文经。公羊学源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据史料记载共有十一卷，作者公羊子，名高，为齐人，公羊高曾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公羊传》经过数代的口说流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寿、胡毋生写定成书。与胡毋生大约同时的董仲舒也精研《公羊传》，就承传讲为公羊寿的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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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重在孔子讲的义，由此衍生出如下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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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奉周王室。《春秋》记事首列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以下每年大体采用这一体例，以正朔表示对周天子的尊奉。《春秋》僖公八年载：“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解释说：“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41］王人来自王室而地位低不称名，但比诸侯要高，因此排序应在诸侯之上，称“王人”以示对先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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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春秋》鲁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秋，王正月。”《公羊传》解释“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2］大一统表现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一基本原则上，这一原则仅限于民族问题上，试图把中原汉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区别开来。但在具体的解释中注入了文化的色彩，如董仲舒说：“《春秋》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43］这里君子意指诸夏，诸夏与夷狄之间的地位不是不变的，随着习俗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夷狄也可以变成诸夏。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也是大一统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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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是非褒贬。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4］如同样是大夫被杀，文辞不同所蕴含的褒贬是非不同。《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45］意思是说卫人杀州吁是因为他有罪。《春秋》僖公七年记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46］这里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申侯，申侯可能无罪或杀非其罪。“称人”、“称国”不同，褒贬是非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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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异辞。《公羊传》提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如隐公元年《传》曰：“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7］桓公二年《传》曰：“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8］哀公十四年《传》曰：“《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49］这几段话提出的所见、所闻、所传闻就时间而言有一个递进关系，所见是亲眼所见，所闻并不是亲眼所见，二者已有时间先后，所传闻肯定是前代之事。三世异辞时代愈来愈远，说明修《春秋》以鲁国为参照，反映从隐公到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变化的历史，而且不同时段留下的史料不同，书写方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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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以待后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50］这里的“西狩获麟”预示着王者的出现，“受命之符”表征着取周而代之的新王将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孔子作《春秋》选择这一年为终结，其意义非凡，表明《春秋》有拨乱反正，为后世立法之义，已非普通史书所限。《公羊传》又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51］孔子作《春秋》旨在拨乱反正，期待着后世圣人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春秋》的政治意义大于历史价值，所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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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世卿。《公羊传》推护周天子的地位，当然对于大臣的僭越持批评态度。《公羊传》隐公三年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52］尹氏原本是大夫，《春秋》不称大夫或相应的官名，而书尹氏是贬低之意，因为他对周天子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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