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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复仇。《公羊传》庄公四年说：“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53］齐襄公八年伐纪，纪侯被迫离开国家，其原因是齐襄公九世祖哀公为纪侯所谮，被烹于周，齐襄公九世后复仇，灭掉纪国。灭国复仇并非个人之仇，而是国仇。作为诸侯国的国君齐襄公君国一体。这种复仇对维系宗法制度是必须的，尽管有些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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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羊传》解释《春秋》已经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而是寓微言大义于其中，其政治喻意非常深刻，《公羊传》独立成篇，已是一部政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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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传递《公羊传》并对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董仲舒与何休。董仲舒初步建了公羊学体系，何休则集其大成，确立了公羊学发展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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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初步提出了一整套公羊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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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春秋》的政治价值，强调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立法。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超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54］孔子作《春秋》为的是安邦理民，端正上位，明辨百姓是非，引古筹今，为后来王者提供借鉴，因此统治者必须学习《春秋》。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而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55］《春秋》强调正、王、春三者，首先要正，然后才是王，春为天地开端，讲承天所为，实际上是端正王道，确立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统等都说明这一点。联系到汉代，董仲舒如此重视这一点也在于强调汉承周而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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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56］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并与鲁国诸君前后相应。三世异辞是因为时代不同，文献记载详略不一，以及主观体验也不同，凡此影响着书法。这种三世异辞说为后来的何休张三世说提供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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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他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57］改朝换代必须有所标志，以示告别过去，对新王朝的认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新朝合法化，更好的“一统于天下”。夏商周三代改制的标志是：夏正墨统，以建寅为岁首，色尚墨；汤受命而王，正白统，改国号为殷，以建丑为岁首，色尚白；周受命而王，正赤统，以建子为岁首，色尚赤。这就是所谓的通三统。国号不同，历法不同，服色不同象征着朝代的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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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刑相兼备。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58］“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59］“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终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60］《春秋》治理国家既要以德也要施威，如同自然界有寒暑冬夏一样，人主也有喜怒威德，掌握德威的权力。先秦儒家讲施政宽猛相济，董仲舒倡导德威并重，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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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和谴告之说。董仲舒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兹举几条：天也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执其道为万物主”［61］。“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异。”［62］“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63］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质人情，又参考古今，讲天人相互感应，如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本来指人，在这里天也具有这些特质，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反之如此。有天人相互感应才有谴告之说，所谓谴告就是天在出现灾异之前有所预兆，希望使人知晓，改弦更张。董仲舒讲人伦政治等问题喜欢抬出天来，从天人合一角度阐释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要加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由此也看出他的儒学杂糅阴阳五行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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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他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正鲁，尚墨，绌夏，亲周，故宋。”“具存二王之后也。”“《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作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64］周朝建立后对前朝旧邦并没有绝继，而是封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新王受命”封二代之后为王。孔子作《春秋》代表新王，以鲁为王因此称“王鲁”。“绌夏”是说夏离《春秋》新王较远，改称帝，周处于《春秋》新王之前较近，仍封其后人，即“亲周”，宋为殷之后受封，因其离新王远，称“故宋”。孔子的做法其实是为鲁国在诸侯国中争正统，董仲舒发挥《春秋》当新王之说也是为汉代争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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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何休是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使公羊学更系统化了，主要有下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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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何休把大一统理论化。《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解释说：“变一为元。元气，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65］元为天地之始，春为一年的开端，以此象征着王者改元立号，《公羊传》强调元、春旨在说明天地统一于此，孔子作《春秋》突出新王的地位，是想建立绝对的王权，对臣民实施大一统的统治。他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66］。“大一统”的“统”字就是“始”字，天地之始即天地一统，新王受命于天，改制施教涉及天下，包括公侯、庶人，乃至于自然界万物都在其范围之内，其大一统的意义已超过人类，自然界也襄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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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九旨。徐彦疏云：“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7］科为段，旨为意，三科段有九种意思在里面。一科三旨是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把通三统相联，体现因革的观念，新王是变革，但不忘旧邦，如封二代之后为王是其意。二科六旨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辞不同，因其时代不同，引申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时代不断发展前进，是阶段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三科九旨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有所区分，有文明与野蛮之意，以汉族为中心，讲求的是文化认同。何休在解释《公羊传》时充分发挥自己提出的“三科九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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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经学大家郑玄虽然力主古文经，但也兼采今文经，以此遍注群经，混淆了今古文经的界限，加之东晋元帝设立五经博士用古文经，今文经开始消沉，作为今文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羊传》不受重视，公羊学也随之衰落下去。《公羊传》在沉迹一千多年以后，到了元末学者赵汸那里重新被提起，所作《春秋属辞》阐释公羊家法，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赵汸是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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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汸公羊学的代表著为《春秋属辞》，他对《春秋》的看法是：“《春秋》截断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68］因此不满意《左传》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属辞》分别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变文以示其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特笔以正名、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共八篇，认可《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属辞比事”来推求《春秋》要义。他说：“自《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为公羊学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为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69］《左传》属于古文经，重在叙事，不知《春秋》笔削大义，于是公羊家解释《春秋》突显其微言大义。“策书”指君臣之间言经义、政治等方面的书，把《春秋》视为“策书”，这本身就体现了公羊家治《春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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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正谓此也。”“而夫子于《春秋》独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事与删《诗》定《书》异也。自《左氏》不明此义，其徒者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公羊》、《穀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70］继承公羊家视《春秋》为拨乱反治之书的这一宗旨，以为《春秋》有笔削，有书有不书，其中蕴含微言大义，《左传》的作者不懂《春秋》此义，把它当成史书，失去《春秋》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赵汸的公羊学突出了《春秋》作为政治著作的价值，把《春秋》与社会治乱因革联系起来，因此他上承西汉公羊学，下开清代公羊学，起了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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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公羊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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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今文经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为开派祖师，其侄述祖发展他的学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进一步发扬光大，遂演成独立的学派。由于此派独尊《春秋》公羊学，也称公羊学派，又因他们大都是常州人，以郡望而得名也称为常州之学。［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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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他为学不侧重于名物训诂，“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72］，是今文经学开派宗师。他年轻时治学尤重视公羊《春秋》的研究，探求经中的微言大义。十年（1745），他进京参加会试，试题为《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存与素精研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73］，清高宗大为赞叹，以一甲二名进士的资格入翰林院受编修。十七年（1751），他参加大考，以二等升侍讲，接着入直南书房，授高宗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经史。由此可知，他治经“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74］。他在内廷传授皇子书，对内廷情况了解较深，常援引《春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等微言大义，又以“言之有据”的大一统理论相比附，这很符合高宗在政治上独断专行的需要，因此“以经学受主知”［75］。这是今文经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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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朴学家把《春秋》当成“记事之史”，庄存与则根据元明间赵汸《春秋属辞》的体例，成《春秋正辞》来求其中的微言大义。他说：“《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又“《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76］。这是说《春秋》自成义例，其中包蕴着“至圣之法”，解释《春秋》必须知晓圣人的用心，这是从今文经意义上诠释《春秋》，其经世目的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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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1771），他任会试副考官，同年孔广森成进士，孔广森为存与的得意门生。因此他和孔广森二人不仅是座主门生之谊，而且还有学术上的师生关系，从孔广森的名著《春秋公羊通义》中可以看出庄存与《春秋》学的辙迹。乾隆晚期，和珅专断，大权旁落，“臣工顺意”，这和存与主张的“大一统”不相容，他当时与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77］。他忧心于国事，仰承大一统之旨，其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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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1785），朝廷举行千叟盛宴，庄存与应邀赴宴，清高宗赐他“诗杖丰貂彩缎等物”，获得“稽古之荣”［79］，这种荣誉为当时官员们所向往。翌年，高宗又谕曰：存与“年力就衰，难以供职”，获准“原品休致”［80］，从此庄存与致仕归里。归里后，他继续著述。当时他的外孙刘逢禄正从塾师治举子业，课余常随母亲讲求外祖经史大义，存与问及刘逢禄学业，刘逢禄的对答使他很满意，认为孺子可教，授以经史。刘逢禄时年仅十一岁，外祖父的教诲，对其以后的治学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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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死后，其著述收入《味经斋遗书》中。其学由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发扬光大，遂演成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庄存与开创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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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述祖（1751—1816），字葆深，号珍艺，晚号檗斋，学者称为珍艺先生，江苏武进人。他治经宗今文，上承庄存与，下启刘逢禄、宋翔凤，为今文经学派的中坚。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以官卷中江南乡试，三年后又成进士。居家伊始，他又承其伯父庄存与所传《春秋》公羊学，并援以治《夏小正》。《夏小正》原是《大戴礼记》中的一篇，按月份记录古代物候，文简义奥，十分难懂。此书成于先秦，西汉戴德为它作注，并收入《大戴礼记》中。唐代修《隋书》把它单列著录于《经籍志》，以后经文与注相互混淆，讹误难辨。北宋傅崧卿撰《夏小正戴氏传》开始把经传分开。当时理学大盛，三礼之学衰微，《夏小正》自然无人问津。清初朴学开始复兴。张尔岐撰《仪礼郑注句读》，把《夏小正》经传合为一篇并断以己意，开清代治此书先河。乾隆时期，治《夏小正》已成风气，有代表性的如汪中的《大戴礼记正误》、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孙星衍的《夏小正传校正》、毕沅的《夏小正考注》等，庄述祖治《夏小正》可谓沿波而起。他先撰成《夏时明堂阴阳经》、《夏时说义》，“准何氏《公羊春秋》条例，隐括就绳墨”［81］。模仿何休，探求等例，为他治《夏小正》的风格。庄述祖此书一出，颇得学者推重，臧庸读此书后致信给他，称：“大著《夏时说义》，迩日读习，精确不刊之论，略有所窥，洵足与董子《春秋繁露》、程子《易传》二书相并，余子所道，概不能及。今后《夏时》得六籍同传者，《说义》之功也。”［82］继承了今文经学重视微言大义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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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年（1797），庄述祖奉母归里。家居后，他足不至州府，也不以书简通当路，不参加乡里举行的酒食之会，以著述为事。然而一有灾荒赈济抚恤之事，则不遗余力出资救助。每遇见后生问学则每问必答，循循善诱，无所保留。从兄之子庄绶甲日从讲论，得之最详，子庄又朔也收益匪浅，外甥刘逢禄、宋翔凤从其治今文经学，始知今文经大义，为他们两人日后的学业打下根基。如刘逢禄后来回忆道：“后从舅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古今文流别”［83］，可见受庄述祖影响之深。看到他们学有所成，庄述祖也甚为高兴，称赞说：“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廷可以为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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