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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不得不提起贺长龄、魏源所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书成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关于经世文的编纂可上溯到明末，当时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八卷，志在征实，以资后世之师法，通今者之龟鉴，对清初诸儒顾炎武、黄宗羲等讲求经世之学起了先导作用。乾隆年间，陆曜所作《切问斋文钞》，搜集清初诸家有关政治得失、礼俗兴衰、生民疾苦等方面的论述，依经世之学类别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门排列，共三十卷，设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发展了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的经世之学，此书的特点是兼顾古今、兼采众说，立足于实用，后人谓上承陈子龙遗规，下开贺长龄、魏源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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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说：“氏里官爵，总汇卷端。考陆氏《切问钞》之叙，乃乾隆四十载所刊。时海峰（刘大櫆）东原（戴震），岿然并存，而风俗时宪，已收数作。殆以切时之言，无顺身后始出。今兹所录，咸据椠本。保无子瞻（苏轼）海外，未辨存亡，乐天（白居易）时人，已疑今古。彼既行世之书，吾取经世之益，其有见闻所及，确然生存，则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资乎救时，复例绝夫标榜。“［109］贺长龄、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本着“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110］这一宗旨，著录近两百年间经世文两千余篇，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五目，共一百二十卷。此书表明魏源经世思想已趋于成熟，无论在分类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前此类书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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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续作补作不断出现。如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等，从他们叙列中也可看出贺、魏《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111］以下摘录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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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士浚说：“善化贺氏《经世文编》，成于道光丙戌。迄今六十余年，世局既有变迁，论义因之日积。东乡饶氏，阳湖盛氏，皆有赓续。饶编出于光绪壬午，盛编迄今未出。夫难莫难于创始之作，备莫备于晚出之本。古来撰述，大抵若斯。故是编之作，订疏舛于已往，待删正于将来。前不敢忘东乡先路之导，后或可备阳湖葑菲之采。八纲六十三目，均仍贺编之旧。惟自道光壬寅（1842）后，中外交涉益繁，有非海防塞防所能概者。京师总署之设，既与六官并重。往岁廷臣恭纂穆庙实录，亦闻洋务别为卷帙。兹师其意，立洋务一纲，系以七目。曰洋务通论，曰邦交，曰军政、曰教务，曰商务，曰固圉，曰培才。惟刑法之类，华夷虽时有牵涉，而其要领条目所存，则视他务稍简。今汇为律例下卷，仍以隶诸刑政。”［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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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说：“道光初，善化贺耦庚中丞因华亭陈氏有《明经世文一编》，复踵陆氏《切问斋文钞》之例，辑开国以来诸家奏议文集，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钜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道光而后，世变浸寻，于今为烈。而荩臣志士之所经营而维持者，论议设施，尤资考证。曩岁历官两省，即有志搜辑，以续贺氏之书。闻见日滋，述录难竟，遂初多暇。命子宣怀益加编次。凡四朝经制事宜，具详六政。其有关中外交涉者，别为外编，不与焉。体例悉仍前编，而增损其目，书成卷数亦如之。阅七年，为光绪丁酉之岁，校刊始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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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瑞说：“《经世文编》，为前云贵总督贺耦耕先生所辑，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洵称大观。后贤复踵而续之，又有续编三编之出，固早已风行海内矣。方今国家讲求实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独是中西人才层出不穷，而奇文伟论之作，亦日新而月异。今鸿宝斋主人（何良栋）广搜博采，续为四编，付诸剞劂，其较初二三编也尤精萃宏丽。使贺公犹在，得见此编，当亦拜手佩服，引为知己。”［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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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说：“自邵阳魏氏师华亭陈氏吴江陆氏之意撰集《皇朝经世文编》，采取精寀，有裨实用。近年江西饶氏、上海葛氏、武进盛氏，迭有赓续，美矣备矣。厥后麦氏有《经世文新编》之刻，今甘君眠羊又复为之续编，分类仍二十有一，得文五百余首。呜呼！何其多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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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宝轩说：“昔陆朗夫中丞有《切问斋文钞》之刻，贺耦耕尚书与魏默深先生仿之增辑《经世文编》。缀制树猷，允称杰构。嗣江右饶氏汇于前，上海葛、陈二氏续于后。时制迁移，外政遂为当务之急。武进盛氏书出，旁例搜宏要，援例变通，论者谓可方轨善化。然各编家自为书，再三重复，繁缛如毛。丁戊之交，顺德麦氏重辑新编。依傍壹空，别开生面。兹编宗旨，在于救时，辑成后与诸家研校，芟削雷同，不敢剽窃，第各编类目太繁，如间有失检之处，识者谅之。”［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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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皇朝经世文编》对晚清乃至于民国早期学界的影响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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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嘉道时期还涌现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家，如恽敬、张惠言、李兆洛、龚自珍、魏源等，他们皆立足于现实，以儒学来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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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敬说：“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罫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人情之所宜。”［117］治理天下因人情之所宜，其初衷为人服务，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而非限止人。他又说：“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之道盖可知矣，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做到“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118］治天下要充分考虑到功利性，也就是它的实效性，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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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说：“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119］古代人为文不发空论，立足于实际，以修身而治天下为目的。他治礼为现实服务，说：“盖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进而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时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先，而邪气不得接焉。”［120］礼源于现实，源于人情，使其发挥节制的作用，如所制定的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等礼仪，都本于人之诸种情欲，使其合理、有序，既使人之情欲得到合理的释放同时又不至于违礼，侵害到别人，影响人伦关系乃至于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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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洛说：“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121］治经反对穷于训诂考证，强调通经致用，解决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时人对李氏的务实举措甚为称道，说：“于经则撷群圣之微言，不规规于性理之说，而一以礼义为准；于史则周秦而下，治乱所由，兵、农、礼、乐、河、漕、盐、币，随事立说，因宜见义，娓娓千百言，以己意为断制，而必衷于正。其若星历、象数、算术、声律、球图舆地、氏族谱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细，莫不兼综百钩稽历代，精研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122］也就是说李兆洛的经世不局限于口头及书本，如撰《历代地理韵编》、《皇朝舆地韵编》、《历代纪元编》等，而是见之于行动，在实际中力求运用，造出一些教学仪器，也留心海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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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年，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后累官宗人府主事等。道光十九年，迫于仕途险恶，南旋返乡，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又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著作编入《龚自珍全集》中。龚自珍出身浙江望族，其外祖父段玉裁为著名经学家。龚自珍为学受乾嘉朴学影响，攻于校雠掌故之学。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他治学逐渐向经世致用方面转变，选择学以救世的道路。《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是他批判现实、倡言变法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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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龚自珍进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民变爆发，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件事促使龚自珍开始走向社会批判、改造现实之路。翌年，他写成《明良论》，提出“更法”的主张。鉴于清代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统治者回天无术，他主张“仿古法以行之”，“救今日束缚之病”。他所谓的古法是要求士大夫们讲廉耻，培养正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把知耻视为正风气、救社会的出发点。据此，他竭力反对士大夫们贪图财富，劝告他们应当“忘其身家以相为谋”。［123］他还进一步探寻酿成社会危机的根源，认为贫富不均导致了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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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前后，龚自珍又撰成《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进一步描绘清代社会将走向衰世的景象：“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既使有才士与有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124］为了挽救衰世，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25］再次发出变法改革的呼声。龚自珍倡言的更法绝非凭空构想，而是鸦片战争前夜清代社会内外矛盾日趋激化的反映。他的更法主张，虽然只是想在不触动社会根本制度下进行某些变革，以图缓解社会危机，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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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更法的主张受到了今文经学的影响。他援《公羊》以经世，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嘉庆二十四年春，龚自珍入京应会试，落第后居京师，此间曾问学于刘逢禄，作有杂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26］一句，刘礼部指公羊公家刘逢禄，官礼部主事。虫鱼学即汉学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据《魏略》：“严汉，字公仲，善于《春秋公羊传》。时司隶钟繇不好，而尤以《左氏》为大官厨，《公羊》为卖饼家。”从这首诗可见他对刘逢禄及所倡导的公羊学服膺之至。刘逢禄向他传授了《春秋》公羊说。与此同时，他又结识了宋翔凤，受了宋翔凤的影响，作诗有“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127］一句，也可见对宋翔凤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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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龚自珍把今文经学视为“绝学”，决心要敬承其“微言”。他借《春秋》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微言大义来谈变革，尤其强调“易世”变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变才有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社会发展。他的“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虽说很不完善，但强调发展与变革，把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了。他也谈及“大一统”，所谓的“大一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防”，而含有防止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新因素。因此，他讲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有所不同。常州学派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他则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128］所汲取的不是经师的家法、师法，而是《公羊》中的“微言”精神。进而言之，他不仅寻求经书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而且能跳出经书的框框，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诠释经书，赋予经书新的意义。梁启超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29］，可见他是一位开风气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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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人。嘉庆时期，魏源曾从汉学家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又从姚学爽问宋儒理学。道光年间，魏源作幕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府，此间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魏源治学既反对宋学也不赞同乾嘉汉学，认为它们不是空疏无用就是脱离实际，不能经世。他受今文经学影响，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130］主张，反对把经术与治术割裂，以及只从考据训诂角度治经的学风，而强调经术与治术的统一，治经应阐发经中蕴含的微言大义，以便为经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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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也体现在他所作的《诗古微》和《书古微》中。《诗古微》以阐发《诗经》微言大义为宗旨。《书古微》是根据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残本等资料撰成的，作此书的宗旨在于力图阐扬西汉经师“以《洪范》匡世主”的精神。他的《诗古微》和《书古微》虽然说有牵强附会武断之处，但治经求致用的精神值得称道。他通过对《诗》、《书》经文的分析，以明西汉今文经的“微言”，使《诗》、《书》归复西汉，不单纯是“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手段达到革新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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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根据今文经“三统”说发挥了社会进化的思想。针对清代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些人主张厚古非今，宣传历史退化论，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历史进化的观点，告诫人们不能迷恋往古，因为“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131］。相反，“后世之事”则胜于“三代”。在阐述历史进化时，他强调了变的思想，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32］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倡导更法变革，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他并不局限于“以经术为治术”的说教，而是直接参与到经世变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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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借鉴林则除《四洲志》编定的《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后又重刊，全书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情况，开宗明义指出所著宗旨，即“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33］。“师夷长技以制夷”遂为士大夫们的所共识，成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策略。魏源又总结清代前期的经验，撰成《圣武记》，全书与《海国图志》互为表里，它们不仅是介绍西方及世界各地地理等方面的书籍，也是激发民族斗志，抗击侵略，抵御外患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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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也注重当代史研究。他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是这方面的名著。《圣武记》总结清代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经验教训，为朝廷防范英国殖民者提供了历史借鉴。梁启超说：“史学以记述现代为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最著者有魏默深之《圣武记》。”［134］《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过，贯穿着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也对元、明史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当朝史还是对元、明史的研究，都一本经术与政事合一的宗旨，以史经世，冀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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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儒家虽然不是今文经学家，但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其儒学也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如陶澍、包世臣、林则徐、贺长龄、姚莹、徐继畲、徐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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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泾县史称安吴县，学者称安吴先生，所著收入《安吴四种》中。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不过是小小的知县而致仕，但却始终关心天下事，“以亭林经世之志。”［135］自许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记述包世臣的经世业绩，说他“嘉庆戊午（嘉庆三年，1798）冬游楚北，为浦城祖承宣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戊辰（嘉庆十三年）游袁甫，觉罗长文敏公、大庾戴文端公闻声下交，立谈之间，以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辛未（嘉庆十六年）秋，佐百文敏公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百万家得免为鱼而就高枕。丙寅（嘉庆十一年）夏在扬州，诱伊太守举荒政，全流民三万。甲戌（嘉庆十九年，1814）冬在白门，激百文敏公举荒政，活饥黎八万。”“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136］包世臣行走各地关心民生，涉及屯田、营战、屯守、荒政、河漕、盐法等方面，践履自己的经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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