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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重视德、威、财兼顾，说：“国立于三，行之以一。夫维心以德，养尊以威，合众以财，财匮则威不行，威沮则德不立。”［137］德、威属于政治，财属于经济，其中财是基础，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他重视社会调查，关心人民疾苦，所提出的诸种经世革新方案注重落实。所作《说储》缘起说：“嘉庆辛酉（嘉庆二年），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138］所作经世之文《说储》是源于实际的产物。在《说储上篇序》中，他称：“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复见于今日。”［139］包世臣负有经世之才，但不为当道所用，其抱负未能很好实现，因此才有此一段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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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1778—1839），湖南安化人。他幼受庭训，魏源作传称他“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140］。二十五岁成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先后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直至两江总督等职，为当时的封疆大吏。陶澍倡导经世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做实事，他为官期间关心国库亏空，专心查清诸多贪污受贿案件，致力于海运和漕运，解决漕运当中的许多困难，重视兴修水利，疏通吴淞、浏河、白茆、孟渎等水道，使之畅通无阻。他关心盐政，改行票盐，力主禁止鸦片，改革兵制等，凡国计民生多有建树。在他周围聚集诸多经世之才，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魏源评价说：“生平所至兴革务，务挈大纲、导大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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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职福建、江苏等地勤于政事，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对他的政绩大加褒奖，称其“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142］姚莹学以致用，为政颇有成绩，得到民众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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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姚莹以台湾兵备道率一方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英勇卓杰，名垂史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竟因之获咎，贬谪川藏。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根据亲身经历所得，又“就藏人访西事”，撰成著名的《康輶纪行》一书。全书十六卷接续林则徐《四洲志》和魏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之林、魏更为详尽的介绍。他主张通过深入了解各国的情况，以从中寻求抗敌御侮的正确途径。他说：“若坐并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43］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对我国西藏的觊觎，进而敦促清廷加强边防守备，尤具远见卓识。在《复光律原书》中他述及撰写《康輶纪行》用心时说：“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144］作此书是想要国人了解列强的虚实，以便制定应对策，其目的是“冀雪中国之耻”，图强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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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号耐庵。嘉庆十二年（1807）进士。道光年间曾任南昌府知府，负有经世之才，自谓“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145］。反对读死书，应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倡导儒家经世致用，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他为官也做了许多实事，如官南昌时，“别设自理谳局，详定章程，局员以劳叙考绩”，“日与诸员会食，辄随事究情实，辨疑难，自是讼无留牍”。布政江苏时，“值清江口塞，诏群臣议海运，尚书英和连疏其利，长龄力主之，海运乃行”，官贵州，“以僻远之区，文教不启，长龄乃饬官方练营伍，缉盗贼，赡仓储，种桑麻，民利赖之”。［146］关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他尤其注重经世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如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正是在他的幕中编辑的，此书的整理与出版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皇朝经世文编》作为清代经世文章的总汇也有他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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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2）进士，以翰林院编修于道光中官至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末，他奉命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任两广总督，迄于二十年（1840）九月被诬革职。两年间，他除了禁绝鸦片之外，还组识翻译西方报刊书籍，大约有五类：一是《澳门新闻纸》六册，并据以选辑《澳门月报》五辑；二是摘译《华事夷言》和《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四是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又译《万国公法》）；五是翻译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147］其中《四洲志》及相关中外文献后来转交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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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1781—1848），字星伯，浙江上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初官编修，后任湖南学政。他“生前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并不传铭”［148］，但舆地学造诣甚深。嘉庆十七年，徐松获罪遣戍伊犁，伊犁将军松筠嘱咐他续扩祁韵士著的《伊犁总统事略》。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他“即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149］，历尽艰辛撰成《新疆识略》这一被龚自珍誉为“当代奇作”的西北地理佳作。后又撰成《西域水道记》、《西域水道记校注》、《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徐松研究西北史地旨在通过测道里，明险要，察风土，为边陲开发及其防务提供第一手丰富的资料。他还预感到西北边疆的大患是沙俄，凡书中涉及中俄边界之处，他均精细考证说明。他虽“才不为世用”，但能“著经世书”、“足迹周寰区”、“下笔思济物”，这种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以边疆安危为己任的精神值得称道。他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奠定清代边疆史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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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二岁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在粤闽为官时多与外国人接触，尤其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向他介绍世界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再加上他有“究时务”的抱负，“了然于世界大势”之胸襟，撰成《瀛环志略》。他认为，欧洲的扩张已打破过去“求疏通而不得”的世界格局，印度和南洋已经成为列强觊觎中国的据点，面对这种情况，他号召奋起迎接西方的挑战。徐继畲虽然呼吁民族自强，但并非简单咒骂“英夷”，而是缜密客观地研究欧洲诸国。针对中国人认为欧洲为文明低下的“西夷”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150］客观地介绍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以便让国人了解，这也是对华夏中心论的批判。他还分析欧洲富强的原因，因欧洲“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151］注意到西方列强以商业为本，发展海上贸易等对其强盛的促进作用。梁启超在评价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时写道：“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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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日渐衰落，使得一代学人从学理上寻找挽救社会的良方，由此他们开始发出对儒学新学术形态需求的呼唤，于是具有经世特点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经魏源、龚自珍的推崇，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遂成为嘉道时期的儒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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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汪学群、武才娃：《清代思想史论》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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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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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廷式：《罗宵山人醉语》，《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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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第二十九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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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焦循《家训》，以摭拾之学为拾骨学，以校勘之学为本子学，排斥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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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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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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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鉴等撰：《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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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一，《与陈石士论考订书》，光绪丁丑重校本，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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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送吴石亭视学安徽序》，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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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炘：《景紫堂文集》卷十，《与定海王薇香式三明经书》，咸丰乙卯本，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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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书别次语留示西江诸生》，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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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原道下》，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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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评刘润纲的读李翱复性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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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焦循：《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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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汪喜孙：《从政录》卷一，《与朱兰坡先生书》，《汪喜孙著作集》，台湾文史哲研究所，2003年，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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