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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公四年，卫侯使宁俞来聘问，他说：“玉帛之使行，卫庶无患矣。”《春秋》“志宁俞之来聘，喜卫之无患而志之也。”［24］卫国与鲁国是兄弟国，曾亡于狄，后被齐桓公所救得以重建，因为卫国仍处于晋国与狄国交兵的危险境地，不得已迁都帝丘并与晋讲和，才获安宁。卫国由此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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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三年，晋使荀寅来聘问，他认为：“偶晋于京师，其甚也！以共（供）京师者共（供）晋，微见乎僖，至成而甚焉，晋侯益骄，非鲁所望也。志晋之聘，见晋之为晋，我之适者而已矣。何为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后志晋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隐、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晋使聘九焉。鲁人之所以荣且喜者移于晋矣，以共京师者共晋，圣人之所甚惧也。舍隐、桓则志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也绝不见。章疑别微，以为民坊，《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终不使鲁人以待王使者待晋使，绝之若不相见者。然以尊王而抑晋，微故尊之，譖故抑之。王聘屡于隐、桓，晋聘屡于成、襄，皆以为非常焉尔。”［25］《春秋》记载鲁隐公、桓公之时，周王室派使者来鲁国，体现鲁国尊奉周王，符合周礼，因为此时周室尚未衰落，诸侯表达尊奉之意。《春秋》记载鲁成公、襄以后，晋侯来聘问周室不是褒晋，而是有意抑晋，因为从那以后，周王室开始衰微，晋侯骄盛，地位直逼周天子，聘问有示威之嫌。鲁僖公、成公之时诸侯用以供奉周王的礼数来供奉晋国的事实旨在说明晋国僭越，这显然破坏了周天子与晋侯之间的君臣关系。“章疑别微，以为民坊，《春秋》之大教也”，可以看出《春秋》之教在于尊王室抑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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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二十一年，晋侯派士鞅来聘问。他说：“天子微，诸侯谮，大夫强，诸侯胁，于是相贵以等，相觌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自是无书聘者矣。志齐侯使其弟来聘，以谨其始，志晋侯使士鞅来聘，以谨其终。玉帛之事，君子尽心焉而已矣。”［26］昭公二十一年记载晋侯派士鞅来聘问。齐侯使其弟来聘，见《春秋》隐公七年。《春秋》隐公七年记载齐侯派其弟来聘问，这时的聘问已经非往日可比，因为此时的周室衰微，天子逐渐丧失了权力，诸侯开始僭越，礼崩乐坏，晋使来聘有向天子示威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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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不是记事之史反映了公羊家的一般意见，但讲求微言大义离不开史，大义与史实其实涉及理事的关系，寓理于事、寓义于史或许是对《春秋》一书性质的最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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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些微言大义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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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治公羊尤其表现为对微言大义的发挥，主要涉及建五始、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重申了公羊学所主张的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尊王攘夷、因革进化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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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五始，庄存与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中元春王正月这五者“建五始”，作为春天辞的第一项，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27］政治主要在于正，此正即始，端也有始义，在天为元气，是天的开端，在政治上表现为最初就要端正君位、诸侯之位，以此来端正国家天下。“元春王正月”这五者并建，天地人合为一体，以正朝廷百官天下。这是说明君权神授、君臣名分不可更改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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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继体。继体者，继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体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28］王即周文王，为周朝始祖，始祖承天之命，即授命于天，这是强调周朝建立的合法性，周代诸王继承周文王是顺天承命，诸王承继大统不仅是延续周文王之嗣，同时也是顺天，后世帝王尊天与尊祖是一致的。这里贯穿着天人合一、宗法制度前后一贯的特点，宣扬君权神授，统治者具有最高不可动摇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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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隐不自正（指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无正月字样），国无以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29］这种理解旨在说明天理、父王之命最尊，作为后继者的君主应该遵从，尤其是在王位的承传问题上，倘若以国相让示以兄弟之间的诚，那么循天理、承父命就不诚了，如隐公让位之例。君为国家的根本，既有君位也要有君心，名副其实，位正说明国家正，这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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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庄存与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30］公羊释《春秋》王正月为大一统，其含义是如同天无二日一样，一国不存在着两个君主，大一统统一到哪？统一到君，举国上下一统于君王，百姓都是其子民，接受其统治。这同样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在这里，其大一统旨在说明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夏商周三代而言，当然从周，周天子是孔子作《春秋》时的新王，它继承了夏商二代，这与《春秋》推尊周朝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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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晋则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谨而致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31］强调周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天下统一于周天子，不允许有二国的存在。联系到当时的现实就是尊清廷，他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32］这是树立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绝对尊从不可有二心，实施君主专制。他又说：“大哉受命，钊我至圣，弗庸践于位，皇惟飨德，乃配天地。”“王者承天以抚万邦，为生民共主。”［33］君权神授强调天子承天之命，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众民绝对臣服，凡此都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把社会的稳定、祥和建立在君主独裁基础之上，显现是一种假象，其背后则充斥着专制主义所带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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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明《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大一统除了树立君主绝对权威之义以外，还有其地域性，也即所有疆域的统一。他引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记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己注释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34］董仲舒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是为汉代帝王统一思想做论证，与他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并行，确立儒家在汉代的统治地位并以此来统一思想，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庄存与引此旨在说明《春秋》不在于叙事，而在于讲微言大义，是一部政论性的著作。庄存与所论大一统既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也包括地域层面，因此大一统具有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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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庄存与说：“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私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于日至。阴阳风雨之气，征于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于寅正。三正并行而不悖，尚矣。”［35］夏商周三代正朔不同，也就是指历法不同，另有服饰的颜色、礼乐不同，以此区别它们之间的改制。夏商周三代在制度上的革新通过历法、服饰、礼乐等方面表现出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它们之间前后存在着一个承继关系，这种承继关系如同《论语·为政》所讲的因革损益，这就是“通三统”。夏商周三代之间相互因革损益表现了它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又是君权神授，有合法性，前后承继，一以贯之。这不仅是对前代的继承，以此之道也可预见后来的发展，通三统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说明政治上既有变革又有延续，既继承历史也要立足当代，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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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庄存与说：“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36］根据鲁哀公来记录鲁隐公时之事，由于时代远近不同，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愈来愈远，文献详略也不一，《春秋》笔法即所表达的方法不同。《春秋》所昭示的是拨乱启治，表现为渐进于升平之世、达于太平之世的过程。具体而言，这段话包含《公羊传》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时代不同，书法也不同，对于较远者因缺乏资料而略书，对于较近者则通过隐晦的笔法窥见大义。其二初步意识到“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此来解释《春秋》，表现以融合达于社会进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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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灾异，《春秋》有所谓“无事而书”，如庄公五年书曰“春王正月”，桓公九年书曰“夏四月”，隐公六年书曰“秋七月”，桓公元年书曰“冬十月”。这便是无史事记载仍然采取记四时的书法。公羊子解释“《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何休解释“明王者当奉顺四时之正也”。庄氏汇集诸家说法，说：“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37］讲四时即阴阳变化之义，阴阳为王事的根本，万物的生命，古代圣贤给予充分的重视，不书事而书四时，体现了君权神授的理念，君主必然效法天地来执政，这里发挥了天人感应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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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陈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极也。”“且夫皇极所以立，命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阙，尔皇之不极，非不克建而已，乃荡然大坏，逆天道甚也。”“事天如事亲，父母怒之，必诚求其所以然，多方拟议之，既得之而后已，此之谓修省。怒而不知惧，顽也；惧而不知救，慢也；救而不察类，舛也；不当而不问其人，傲也。顽则绝之，慢则疏之，舛则谪之，傲则厌之。”［38］天地有五行，以明天道，重皇极，人必须事天，对天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即所谓的“敬事”，如果不敬事，逆天道而行，那么可能会遭到天道的惩罚。天人相感，事天如事亲一样，对天要尊重，不可怠慢，避免顽、慢、舛、傲等行为，天人相感才有阴阳灾异并影响到人类，这是通过迷信的方式告诫人们如何顺天尊奉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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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发挥建五始、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旨在强调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僭越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种情况，他给予评论说：“诸侯无伯，亦《春秋》之所恶也。则其不主晋何？曰：诸侯之无伯也，晋哀公始为之也，不主晋于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辞，实与而文不与也。”［39］维护周天子的至高无上权威，但也看到诸侯的崛起，如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实与”是承认他们尊王攘夷，能够抵御四夷，维持诸侯国乃至于周天下稳定的事实。“文不与”是不能公开的称道这以伯代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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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齐桓自是为诸侯正也。”“齐主命则其言同盟何？夺其为正之辞也。”“曷为夺之？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主诸侯命也。”“盖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且见为当然，而相率以安之矣。”［40］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名正言顺，不能由诸侯发出，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纯属不得已，这说明周天子地位的衰弱，也反衬着诸侯的骄横。他又说：“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诸侯以晋为正，实以力为正，自时厥后，苟有力其从之，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其机在此，此谓大恶。”［41］晋为当时的大国，肯定晋文公的霸业，但他的霸业影响到周天子的权威，而且尚力不尚德，不可取，“享其利者为有德”，如果以霸业取代周王自谓是有德之人，则应属于“大恶”。在西汉，因为是新兴统治者代替了旧的世族，“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42］。道德规范又不是不变的，谁是主人谁就是道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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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讥世卿”评价说：“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43］世卿也称世袭的贵族，讥讽他们在于其行为不符合礼，世卿与天下治乱、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圣人探明忧患原因，讥讽世卿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恪守君臣尊卑之等。《春秋》之所以讥讽世卿是因为他们不断僭越，威胁到天子的地位与权力，同时也反衬周室的衰微。这里也提到尊贤，希望为卿者皆贤，贤卿可以辅助君主安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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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强调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也在于维护业已衰弱的清王朝，乾隆中后期，清廷开始走向没落，他想借公羊学说为清廷维持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从历史来看，这种愿望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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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的公羊学在乾隆汉学考据如日中天之时不是主流，阮元评道：“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44］魏源称：“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45］庄氏自己也“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46］。得不到当时主流学风的承认，因此影响甚微，到了嘉道时期其地位影响逐渐扩大。庄存与之学中经庄述祖、孔广森，［47］尤其是刘逢禄、宋翔凤，以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播扬，遂演成公羊学派，一时间成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影响到晚清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庄存与作为清代公羊学开山鼻祖的地位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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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孔广森的另类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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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他治经宗《春秋》公羊学，也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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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是孔子六十八代孙。其祖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为户部主事，名声显赫一方。孔广森少时从学于戴震，治三《礼》、《公羊春秋》，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于骈体文，汪中、孙星衍十分赞赏他。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年仅十七岁，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官授检讨。他成进士时，庄存与是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后来，孔广森进入庶吉士馆，庄存与也在馆中任教习。因此，他们两人不仅有座主与门生之谊，而且也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年少入官，翩翩华胄，文人、达官显贵争相与之交往，但他淡于世情，生性喜欢读书，“裹足不与要人通谒”［48］，后辞官归里不再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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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期间，他心慕郑玄，筑“仪郑堂”，“杜门却扫，循陔著书”。［49］主要开始写作《春秋公羊通义》。他治《公羊》可谓祖述家学，同时也受清代公羊学的首创者庄存与的影响。他在写《春秋公羊通义》过程中，参考了庄存与的公羊学，他们治《公羊》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推崇元末明初经学家赵汸所著的《春秋属辞》。在总结《公羊》义例以后，孔广森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赵）一人哉。”［50］在该书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一条中采纳庄存与说经，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又“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自谓：“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51］四十八年（1783），他写成《春秋公羊通义》一书，全面阐释了公羊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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