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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祖母、父亲因病相继去世，对孔广森打击甚大，此后一病不起。临终前对其弟孔广廉说：“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52］表明《春秋公羊通义》为他一生最得意之作。正是此书确立了他作为常州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由于孔广森过世早，许多书稿未能付梓，其弟孔广廉为他遗著的刊行尽力不少。孔广森的其他著作还有《诗声类》、《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等，均收入《顨轩孔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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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以《春秋公羊通义》略谈一下他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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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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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对《春秋》称经有自己的理解，说：“《春秋》虽鲁史旧名，圣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阳中，万物以生，秋者阴中，万物以成。善以春赏，恶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经。”［53］《春秋》虽然是记载春秋时鲁国的历史，但有新意在里面，春表示万物的出生，秋表示万物的成长，又喻指春赏秋刑，包括因革损益善恶赏罚等微言大义，因此才称之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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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释《春秋》的《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他原则上兼收并蓄，如说：“况乃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而畸尚偏诋也。虽然，古之通经者首重师法，三传要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斤斤罔敢废坠，其失者犹日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证明，诚可以俟圣人复起而不惑，倘将参而从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智识之所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54］《春秋》三传的作者大都生活在战国后期，就其学术渊源而言皆为孔子后学，学者应平等加以对待。对于《公羊传》、《左传》、《穀梁传》这三传各有的偏重得失，学者不要因其得而完全笃信，也不要因有失而一概抛弃，要慎重对待其得失之处，参伍权衡，择善而从之，对《春秋》三传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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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孔广森还是偏向于《公羊传》，这与他把《春秋》当成包含微言大义的经书是一致的，下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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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来，治《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孔广森认为《春秋》重义，说：“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系《易》，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诗》，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小序》者？必待《传》而后显，则且等于扬雄之首赞，朱子之纲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圣人之所为经，词以意主，意以词达。虽无一二子之传，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终古而不蔽。鲁之《春秋》，史也；夫子修之，则经也。经主义，史主事。事故繁，义故文少而用广。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55］不赞同经传“必相待而行”并举例：文王作《易经》并不知后来有《易传》，周公为《诗》并不知后来有《诗小序》。因为经本身已经明确表达了圣人的意思。依此来看《春秋》，不能简单地说《春秋》叙事简略，《左传》叙事详细，《春秋》必须依赖于《左传》才得阐释清楚，这里的意思是说《春秋》自有一套诠释方法，并非《左传》能胜任，以下的话说明这一点。如《春秋》之作源于鲁国史，但孔子编修提升为经，这是因为据鲁国史作《春秋》时寓理于事，阐释其微言大义，使《春秋》变成经书。只求《春秋》之事，像《左传》那样而不理解《春秋》中所蕴含的义理、微言大义，那么《春秋》则名存实亡了，由此他把《春秋》当成哲理之书，在《春秋》三传中服膺《公羊传》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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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经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凌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之？托之《春秋》。”［56］《春秋》一书的重要性在于，孔子有德无位，以素王作《春秋》是希望为帝王立法，为其治理天下提供智力支持，也即思想理论基础。之所以以鲁国为依托，是因为鲁国在诸侯国中最接近周室，所谓周礼尽在鲁，周室已衰，鲁道凌迟，孔子希望通过作《春秋》确立周朝承袭夏商二代的合法性，重整周道，重树周天子的尊严与威信。而这些仅仅以叙事的方式是不能做到的，因此《春秋》中必然包含微言大义，寓政教于事中，如此才有“托之《春秋》”之义，也就是说《春秋》承载着孔子尊周室、拨乱反正等微言大义，《公羊传》解释《春秋》恰好昭示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他尊《春秋》实际上是尊《公羊传》，从公羊学角度来理解《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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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时，他写道：“君子岂不乐当世有圣帝如尧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后世王者复起，推明《春秋》之义以治天下，则亦君子之所以乐也。《左氏》驰骋于文辞，《穀梁》圈囿于词例，此圣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57］《左传》因其在叙事而重文辞，《穀梁传》又偏于词例，二传皆未能领会《春秋》大义。只有《公羊传》真正知晓《春秋》大义，突出《春秋》为后世统治者立法、提供拨乱反治等理论根据。《春秋》不是叙事，而是寓教于事中，《公羊传》领会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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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作为经儒家经典，同样阐述儒家的基本思想，孔广森认为孟子最理解孔子作《春秋》之义，并把《公羊传》与《孟子》相比较，指出：“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经》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国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郜，非天子之绌陟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殆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者与非耶？愚以为《公羊》学家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则莱侯之所以为正；其论异姓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以恶衎之义。”“故孟子最善言《春秋》，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58］孟子发挥《春秋》所讲的因革之义，孟子讲因革，“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是《公羊传》三科九旨的核心，孔广森解释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是以《公羊传》比附《孟子》，又以两书具体实例相对比，认为孟子最能理解《春秋》大义。他认为《左传》也讲义理，有合于《孟子》的地方，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孟子·梁惠王》则说：“齐宣王问曰：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君臣关系采取灵活的观点。在他看来，《公羊传》与《孟子》相合，《左传》也讲义理，这无非是想证明《春秋》是讲微言大义的经书，而非叙述性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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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他看来，《春秋》三传，“《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斯《公羊传》尤不可废”［59］，阮元称他的公羊学兼采《左传》、《穀梁传》，旁通诸家，“醇会贯通”，“成一家之言”［60］。这一家之言即以公羊家来理解《春秋》，把它视为寓教于事中、充满哲理思想性的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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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微言大义的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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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治《春秋》宗《公羊》微言大义，但与正统的何休公羊学不同，对《春秋》微言大义做了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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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倡导大一统思想。何休解释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无，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元为天地之始，然后系以春则为一年之开始，这是天地自然的开端，以此比拟帝王政治，王受命于天，为政治的开端，强调君权神授，以及王承继大统的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孔广森治公羊则不讲大一统，他说：“《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劭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61］他治经受汉学学风的影响，重视训诂考据，引《尔雅》训元为始，这里只讲天子分封诸侯，天子治天下，诸国分土分民各治其国其民，各有自己的纪年，在他看来这体现了分封制的特点，《春秋》谈的“分土而守，分民而治”，不是何休所说的大一统，并以此讥何休“自蹈所云反传违例之失”。就事实而言，秦以前确为分封制，秦以后才有郡县制，从制度上来说，郡县制更适应于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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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又解释：“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治。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然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然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需成体，乃天人之大体，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孔广森只采用“统者，始也”至“故云政教之始”，删去以下原文，代之以“谨案，《尔雅》曰：正，长也，谓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长”［62］。他所删去原文“故《春秋》以元之气”以下包括对“元、春、王、正、月”建五始并举，以元气正天之端，以天端正王之政，以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一以贯之，强调了建五始相互关联、互动的特点，这是何休公羊学基本教义，孔广森则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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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提出“通三统”，即所谓夏商周三代分别为黑白赤统，借此宣扬“应天受命而王”的君权神授观念，孔广森则解释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继周而王者，当反寅正。”夏商周三代正朔的改变只是文质的更复，继承周朝的统治者必然要返回到夏时的正黑统，以建寅为岁首，这种更迭有循环论的色彩。他又释鲁隐公三年经文说：“三年，春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说：“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王不共春，施王于春上，则存三统之义不显。《汉书·律历志》述刘歆曰：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是古《左氏》师说亦然矣。”［63］把季节书于王前没有政治意义，三统即建寅、建丑、建子指春天三月，只说明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的演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历史演变。这种解释否定了天子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观念，是对公羊学以神秘主义解读朝代更迭、新君继位合法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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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科九旨，何休治《春秋》提出“三科九旨”义例，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讲述了尊周室、变化观念、尊王攘夷等微言大义。孔广森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反驳何休说：“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64］可休讲的“新周”虽然出自《公羊传》但并非如何休所说。“故宋”则《公羊传》没有这一提法，《穀梁传》虽然有但意义不同。至于何休所说的“黜周王鲁”，即所谓的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在孔广森看来，与《公羊传》之义相互乖离，何休治《公羊传》并没有理解其大义。孔广森又说：“黜周王鲁，以《春秋》当亲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65］不仅“《春秋》当亲王”之说不见《公羊传》，“黜周王鲁”也不见《公羊传》，它们不属于公羊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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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借此发挥变易进化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孔广森解释说：“《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为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广森从之。所以三世异辞者，见恩有深浅、义有隆杀。所见之世，据襄为限，成、宣、文、僖四庙之所逮也。所闻之世，宜据为限，闵、庄、桓、隐亦四庙之所逮也。亲疏之节，盖取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为恩痛录之。所传闻世，恩杀，恒不日，彄牙之日有故焉尔。所闻世，恒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见之世，虽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解诂》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66］何休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并与鲁国十二位诸侯前后相应。三世异辞是因为时代不同，表现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孔广森这里淡化了何休公羊学所划分的三阶段历史的进化观念，强调的是书法问题，如三世异辞的恩有深浅、义有隆杀，引董仲舒、何休的观点说明书法的不同，反映恩有深浅、义有隆杀，涉及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孔广森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显然与何休的进化之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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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自己的“三科九旨”，认为“《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传《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有是说焉。”［67］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是强调天人合一、情法不二，天道、王法、人情这三者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首先要尊奉天道，依次是正王法，合人情，其中的王法受到双重的挑战，王法的公正是天道的要求，王法的执行也要考虑到人情，然后再裁量于内外异例（何休所讲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和远近异辞（何休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相互参照，综合考察，挖掘公羊学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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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科九旨”，有宋氏与何氏之分，宋氏“三科九旨”见徐彦《公羊传注疏》：“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另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68］孔广森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显然受宋氏、董仲舒的启发。孔广森以此来解释“三科九旨”，没有把握何休所理解的《春秋》微言大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违背了公羊学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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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科中时月日问题，孔广森说：“《春秋》之序事甚简，称言甚约。记战伐，知战伐而已，不知其师之名；记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为。若乃情状委曲，有同功而异赏，亦殊罪而共罚，抑扬进退，要当随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记事一言，终无自寻其抑扬进退之大绪。诚求诸系时、系月、系日，繁杀之不相袭，则其明晰有不啻史传之论赞者。东山赵汸尝言之曰：事以日决者系日，以月决者系月，逾月则系时，此史氏之恒法也。东周王室衰微，夷狄僭号，五等邦君，以强弱易周班，而伯之兴，几于改物，其灾祥祸福之变，礼乐政刑之乱，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孔子之修《春秋》也，至于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书，或文同事异、事同文异者，则皆假日月以明其变，决以疑。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学者属辞比事以求之，其等哀势分甚严，善恶浅深奇变极乱，皆以日月见之，如示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69］《春秋》记载史事十分简略，只让人知道有这一件事，但这件事背后的因果等却略而不书，赵汸则重视《春秋》所载时月日诸书法的不同，试图从中找出寓于其中的褒贬等微言大义。孔广森服膺赵氏属辞比事的方法，强调时月日不同的特定含义。同为记载大夫卒，明确记日的为详，不记日的为略，同是记交聘活动，明确记载月的是详，不记月的是略，不记日的为恒，记日的为变，不记月的为恒，记月的为变。他所讲的时月日在不同文句中表现方式不同，以《春秋》记时的取舍说明圣人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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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治乱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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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使天下由乱到治，因此治乱关系也是公羊家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孔广森治公羊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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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拨乱之术，讥与贬绝备矣，而又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恶如可讳，何以瘅恶？闻之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周贵亲，《春秋》监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尊者有过是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70］作《春秋》在于拨乱反正，使用讥与贬绝反映了这一点，《春秋》维护周朝旧有的尊卑体制，倡导尊尊亲亲，贤其贤，是想恢复社会秩序，肩负着重建历史上太平治世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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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何休解释说：“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犹尧舜之隆，凤皇来仪。故麟于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太平以瑞应为效也。”“麟”为祥瑞，哀公十四年经文“西狩获麟”表明《春秋》全书记载已完备，这是拨乱反治的标志，有由据乱经升平世达于太平世之义。孔广森则解释说：“上治隐、桓，而贬绝之法立；下录定、哀，而尊亲之义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采毫毛之善，讥纤芥之恶，凡所以示后王统制者，靡不具焉。”［71］上至隐公、桓公而贬绝之法由此而确立，下到定公、哀公而尊亲之义由此而显著，春秋重在端正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对其有褒贬，扬善止恶，为后世统治者立法，总结《春秋》微言大义在此完美无缺。他又说：“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72］何休以“西狩获麟”来附会汉代统治者，说明刘家当权的祥瑞，为汉代统治者的合法性服务，因此很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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