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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齐桓自是为诸侯正也。”“齐主命则其言同盟何？夺其为正之辞也。”“曷为夺之？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主诸侯命也。”“盖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且见为当然，而相率以安之矣。”［40］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名正言顺，不能由诸侯发出，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纯属不得已，这说明周天子地位的衰弱，也反衬着诸侯的骄横。他又说：“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诸侯以晋为正，实以力为正，自时厥后，苟有力其从之，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其机在此，此谓大恶。”［41］晋为当时的大国，肯定晋文公的霸业，但他的霸业影响到周天子的权威，而且尚力不尚德，不可取，“享其利者为有德”，如果以霸业取代周王自谓是有德之人，则应属于“大恶”。在西汉，因为是新兴统治者代替了旧的世族，“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42］。道德规范又不是不变的，谁是主人谁就是道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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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讥世卿”评价说：“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43］世卿也称世袭的贵族，讥讽他们在于其行为不符合礼，世卿与天下治乱、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圣人探明忧患原因，讥讽世卿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恪守君臣尊卑之等。《春秋》之所以讥讽世卿是因为他们不断僭越，威胁到天子的地位与权力，同时也反衬周室的衰微。这里也提到尊贤，希望为卿者皆贤，贤卿可以辅助君主安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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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强调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也在于维护业已衰弱的清王朝，乾隆中后期，清廷开始走向没落，他想借公羊学说为清廷维持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从历史来看，这种愿望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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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的公羊学在乾隆汉学考据如日中天之时不是主流，阮元评道：“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44］魏源称：“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45］庄氏自己也“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46］。得不到当时主流学风的承认，因此影响甚微，到了嘉道时期其地位影响逐渐扩大。庄存与之学中经庄述祖、孔广森，［47］尤其是刘逢禄、宋翔凤，以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播扬，遂演成公羊学派，一时间成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影响到晚清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庄存与作为清代公羊学开山鼻祖的地位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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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孔广森的另类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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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他治经宗《春秋》公羊学，也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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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是孔子六十八代孙。其祖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为户部主事，名声显赫一方。孔广森少时从学于戴震，治三《礼》、《公羊春秋》，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于骈体文，汪中、孙星衍十分赞赏他。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年仅十七岁，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官授检讨。他成进士时，庄存与是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后来，孔广森进入庶吉士馆，庄存与也在馆中任教习。因此，他们两人不仅有座主与门生之谊，而且也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年少入官，翩翩华胄，文人、达官显贵争相与之交往，但他淡于世情，生性喜欢读书，“裹足不与要人通谒”［48］，后辞官归里不再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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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期间，他心慕郑玄，筑“仪郑堂”，“杜门却扫，循陔著书”。［49］主要开始写作《春秋公羊通义》。他治《公羊》可谓祖述家学，同时也受清代公羊学的首创者庄存与的影响。他在写《春秋公羊通义》过程中，参考了庄存与的公羊学，他们治《公羊》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推崇元末明初经学家赵汸所著的《春秋属辞》。在总结《公羊》义例以后，孔广森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赵）一人哉。”［50］在该书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一条中采纳庄存与说经，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又“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自谓：“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51］四十八年（1783），他写成《春秋公羊通义》一书，全面阐释了公羊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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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祖母、父亲因病相继去世，对孔广森打击甚大，此后一病不起。临终前对其弟孔广廉说：“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52］表明《春秋公羊通义》为他一生最得意之作。正是此书确立了他作为常州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由于孔广森过世早，许多书稿未能付梓，其弟孔广廉为他遗著的刊行尽力不少。孔广森的其他著作还有《诗声类》、《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等，均收入《顨轩孔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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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以《春秋公羊通义》略谈一下他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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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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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对《春秋》称经有自己的理解，说：“《春秋》虽鲁史旧名，圣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阳中，万物以生，秋者阴中，万物以成。善以春赏，恶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经。”［53］《春秋》虽然是记载春秋时鲁国的历史，但有新意在里面，春表示万物的出生，秋表示万物的成长，又喻指春赏秋刑，包括因革损益善恶赏罚等微言大义，因此才称之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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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释《春秋》的《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他原则上兼收并蓄，如说：“况乃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而畸尚偏诋也。虽然，古之通经者首重师法，三传要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斤斤罔敢废坠，其失者犹日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证明，诚可以俟圣人复起而不惑，倘将参而从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智识之所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54］《春秋》三传的作者大都生活在战国后期，就其学术渊源而言皆为孔子后学，学者应平等加以对待。对于《公羊传》、《左传》、《穀梁传》这三传各有的偏重得失，学者不要因其得而完全笃信，也不要因有失而一概抛弃，要慎重对待其得失之处，参伍权衡，择善而从之，对《春秋》三传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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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孔广森还是偏向于《公羊传》，这与他把《春秋》当成包含微言大义的经书是一致的，下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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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来，治《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孔广森认为《春秋》重义，说：“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系《易》，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诗》，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小序》者？必待《传》而后显，则且等于扬雄之首赞，朱子之纲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圣人之所为经，词以意主，意以词达。虽无一二子之传，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终古而不蔽。鲁之《春秋》，史也；夫子修之，则经也。经主义，史主事。事故繁，义故文少而用广。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55］不赞同经传“必相待而行”并举例：文王作《易经》并不知后来有《易传》，周公为《诗》并不知后来有《诗小序》。因为经本身已经明确表达了圣人的意思。依此来看《春秋》，不能简单地说《春秋》叙事简略，《左传》叙事详细，《春秋》必须依赖于《左传》才得阐释清楚，这里的意思是说《春秋》自有一套诠释方法，并非《左传》能胜任，以下的话说明这一点。如《春秋》之作源于鲁国史，但孔子编修提升为经，这是因为据鲁国史作《春秋》时寓理于事，阐释其微言大义，使《春秋》变成经书。只求《春秋》之事，像《左传》那样而不理解《春秋》中所蕴含的义理、微言大义，那么《春秋》则名存实亡了，由此他把《春秋》当成哲理之书，在《春秋》三传中服膺《公羊传》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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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经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凌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之？托之《春秋》。”［56］《春秋》一书的重要性在于，孔子有德无位，以素王作《春秋》是希望为帝王立法，为其治理天下提供智力支持，也即思想理论基础。之所以以鲁国为依托，是因为鲁国在诸侯国中最接近周室，所谓周礼尽在鲁，周室已衰，鲁道凌迟，孔子希望通过作《春秋》确立周朝承袭夏商二代的合法性，重整周道，重树周天子的尊严与威信。而这些仅仅以叙事的方式是不能做到的，因此《春秋》中必然包含微言大义，寓政教于事中，如此才有“托之《春秋》”之义，也就是说《春秋》承载着孔子尊周室、拨乱反正等微言大义，《公羊传》解释《春秋》恰好昭示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他尊《春秋》实际上是尊《公羊传》，从公羊学角度来理解《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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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时，他写道：“君子岂不乐当世有圣帝如尧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后世王者复起，推明《春秋》之义以治天下，则亦君子之所以乐也。《左氏》驰骋于文辞，《穀梁》圈囿于词例，此圣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57］《左传》因其在叙事而重文辞，《穀梁传》又偏于词例，二传皆未能领会《春秋》大义。只有《公羊传》真正知晓《春秋》大义，突出《春秋》为后世统治者立法、提供拨乱反治等理论根据。《春秋》不是叙事，而是寓教于事中，《公羊传》领会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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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作为经儒家经典，同样阐述儒家的基本思想，孔广森认为孟子最理解孔子作《春秋》之义，并把《公羊传》与《孟子》相比较，指出：“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经》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国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郜，非天子之绌陟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殆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者与非耶？愚以为《公羊》学家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则莱侯之所以为正；其论异姓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以恶衎之义。”“故孟子最善言《春秋》，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58］孟子发挥《春秋》所讲的因革之义，孟子讲因革，“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是《公羊传》三科九旨的核心，孔广森解释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是以《公羊传》比附《孟子》，又以两书具体实例相对比，认为孟子最能理解《春秋》大义。他认为《左传》也讲义理，有合于《孟子》的地方，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孟子·梁惠王》则说：“齐宣王问曰：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君臣关系采取灵活的观点。在他看来，《公羊传》与《孟子》相合，《左传》也讲义理，这无非是想证明《春秋》是讲微言大义的经书，而非叙述性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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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他看来，《春秋》三传，“《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斯《公羊传》尤不可废”［59］，阮元称他的公羊学兼采《左传》、《穀梁传》，旁通诸家，“醇会贯通”，“成一家之言”［60］。这一家之言即以公羊家来理解《春秋》，把它视为寓教于事中、充满哲理思想性的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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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微言大义的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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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治《春秋》宗《公羊》微言大义，但与正统的何休公羊学不同，对《春秋》微言大义做了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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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倡导大一统思想。何休解释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无，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元为天地之始，然后系以春则为一年之开始，这是天地自然的开端，以此比拟帝王政治，王受命于天，为政治的开端，强调君权神授，以及王承继大统的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孔广森治公羊则不讲大一统，他说：“《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劭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61］他治经受汉学学风的影响，重视训诂考据，引《尔雅》训元为始，这里只讲天子分封诸侯，天子治天下，诸国分土分民各治其国其民，各有自己的纪年，在他看来这体现了分封制的特点，《春秋》谈的“分土而守，分民而治”，不是何休所说的大一统，并以此讥何休“自蹈所云反传违例之失”。就事实而言，秦以前确为分封制，秦以后才有郡县制，从制度上来说，郡县制更适应于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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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又解释：“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治。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然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然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需成体，乃天人之大体，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孔广森只采用“统者，始也”至“故云政教之始”，删去以下原文，代之以“谨案，《尔雅》曰：正，长也，谓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长”［62］。他所删去原文“故《春秋》以元之气”以下包括对“元、春、王、正、月”建五始并举，以元气正天之端，以天端正王之政，以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一以贯之，强调了建五始相互关联、互动的特点，这是何休公羊学基本教义，孔广森则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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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提出“通三统”，即所谓夏商周三代分别为黑白赤统，借此宣扬“应天受命而王”的君权神授观念，孔广森则解释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继周而王者，当反寅正。”夏商周三代正朔的改变只是文质的更复，继承周朝的统治者必然要返回到夏时的正黑统，以建寅为岁首，这种更迭有循环论的色彩。他又释鲁隐公三年经文说：“三年，春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说：“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王不共春，施王于春上，则存三统之义不显。《汉书·律历志》述刘歆曰：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是古《左氏》师说亦然矣。”［63］把季节书于王前没有政治意义，三统即建寅、建丑、建子指春天三月，只说明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的演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历史演变。这种解释否定了天子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观念，是对公羊学以神秘主义解读朝代更迭、新君继位合法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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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科九旨，何休治《春秋》提出“三科九旨”义例，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讲述了尊周室、变化观念、尊王攘夷等微言大义。孔广森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反驳何休说：“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64］可休讲的“新周”虽然出自《公羊传》但并非如何休所说。“故宋”则《公羊传》没有这一提法，《穀梁传》虽然有但意义不同。至于何休所说的“黜周王鲁”，即所谓的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在孔广森看来，与《公羊传》之义相互乖离，何休治《公羊传》并没有理解其大义。孔广森又说：“黜周王鲁，以《春秋》当亲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65］不仅“《春秋》当亲王”之说不见《公羊传》，“黜周王鲁”也不见《公羊传》，它们不属于公羊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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